|
□史志欽(北京)
作為歐洲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以下統稱社會黨)的思想體系，民主社會主義是歐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政治思潮。長期以來，它作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東歐“現實社會主義”的對立物而存在，對戰后歐洲政治產生過重大影響。
不過，蘇東劇變以及“現實社會主義”在蘇東地區消亡后，自視為正宗社會主義的歐洲各國社會黨并沒有因此而贏得預想的勝利，相反，在蘇東劇變的沖擊下，它們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都異口同聲地宣稱：“一切類型的社會主義”包括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隨著歐洲政治和輿論天平的普遍右傾，歐洲各國社會黨處境艱難，在選舉中屢遭失敗。隨著1993年法國社會黨的選舉失敗，英、法、德、意四大國均沒有社會黨在臺上執政。這種狀況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極為罕見的。這是為什么？
歐洲各國社會黨開始對黨的理論和方針政策進行廣泛的討論，尤其是對長期以來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不同意義上共同使用的“社會主義”、“國有化”、“公有制”等概念和信條進行理論反思，努力從自己的理論信條中剔除已被蘇東“現實社會主義”的瓦解所證明為不合時宜的東西。在理論反思的基礎上，各黨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積極進行政黨理論的改進和創新，以適應全球化形勢下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它們主要進行了三方面的變革：
(1)改進黨的傳統的基本價值與核心概念，賦予其與時代特征相一致的涵義；(2)重新審視傳統的生產關系觀念，注重發展生產力，制訂鼓勵競爭的經濟政策；(3)強調黨的開放性，力爭使黨成為跨階級的政黨，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社會主義“是一種人們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論”
蘇東劇變不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次重大挫折，也對歐洲社會黨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信念造成了嚴重沖擊。這種沖擊首先來自保守黨人，他們有意把“民主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混為一談，說二者中間存在著同一性，因而宣稱一切類型的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都已失敗。社會黨陣營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也持這種觀點，認為，鑒于蘇東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性破產已使社會主義概念的信譽遭到嚴重損害，社民黨應該放棄使用“民主社會主義”，而改用“社會民主主義”，以示與蘇東模式的區別。
與此相反，歐洲社會黨另一派主張繼續堅持使用“民主社會主義”這一概念。這一問題所引起的辯論長達兩年之久，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在德國社民黨中尤其如此，黨的領導層則對此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折中態度，認為概念可以改換，但無須在理論上進行說明和討論。在近幾年的實踐中，社會黨人實際上已經淡化甚至放棄了這一概念。1992年9月，社會黨國際第19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文件也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改回到“社會民主主義”。
英國工黨也對黨的一系列傳統價值進行了刷新。在布萊爾之前，工黨主張的社會主義主要強調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也就是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一種人們之間的物質關系。而布萊爾則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人們之間的倫理關系。布萊爾經常反復強調的核心價值是社區、機會和責任。他已很少使用社會主義這個概念。1997年工黨宣言中甚至沒有出現“社會主義”一詞。即使當布萊爾使用社會主義一詞時，他用的是“社會—主義”(Social-ism)。他所說的“社會—主義”“不是階級、工會或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一種人們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論”。他認為，整個社會應當為每個人的成功而攜手共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以促進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社會主義不只是對人類本性以及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探索，它還是對一種能促使每個人充分發揮能力的社會結構的探索。
布萊爾對工黨黨章第4條的修改
歐洲社會黨人理論反思的第二個突出表現，是根據新的情況重新審視以往長期堅持的兩大原則：政府干預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其結果是各黨普遍放棄了國有化口號，進而強調發揮私有制的積極性，強調發展混合經濟模式；重視市場機制對制定經濟政策的作用；轉變過去那種重分配、輕生產，重社會公正、輕經濟效益的傳統模式，強調兩者兼顧，力求平衡，協調發展。在社會福利方面，不再強調社會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強調充分就業，而是改為減少失業，主張增加培訓，提高工人素質。
在這方面，英國工黨的步子邁得最大。1994年7月，工黨領袖托尼·布萊爾上臺后打出了“新工黨，新英國”的口號。他要求黨內拋棄關于公有和私有、國家與市場的爭論，認為理想的經濟模式應是“充滿活力的私有經濟，而輔之以高質量的公有服務業”，市場作用奏效的領域靠市場，市場作用失效的領域靠政府。在他對工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改革就是修改黨章第4條。工黨的章程產生于1917年，并在1918年的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其中第4條集中體現了工黨的宗旨，即以實現公有制社會為奮斗目標。由于這一條明確要求實現公有制，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黨的社會主義象征，同時它也是工黨推行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理論基礎。
二戰結束后不久，工黨曾根據黨章第4條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政策，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進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黨連續幾次在大選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條問題逐漸成為黨內斗爭的焦點。布萊爾一上臺便強調黨必須適應英國新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現實，從根本上扭轉工黨游離于英國主流社會的態勢。修改黨章第4條，使工黨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從一個目標比較狹窄的政黨轉變為能夠有效地管理一個發達社會、促進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政黨。1995年4月29日在工黨代表大會上，布萊爾終于挫敗了左翼的抵制，以壓倒多數通過新黨章。新黨章取消公有制條款，提出要建立一個“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充滿生機的經濟體”，要建立一個“正義的”、“開放的民主的社會”。
法國社會黨曾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推行國有化最積極的政黨。密特朗正是靠著建設“法國式社會主義”而贏得1981年大選的勝利，其經濟綱領的核心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時，擴大國有化和計劃化。然而，就在密特朗第2個任期中，法國社會黨卻逐漸放棄了國有化。他為此自我辯解說：“我并不把‘法國式的社會主義’奉為圣經。”密特朗的繼任者在對待國有化的態度上更為消極。若斯潘在1995年的競選演說中，把經濟政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就業、社會保險、工資和住房等問題上，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擔任總理后，若斯潘一方面強調限制資本主義的消極因素，另一方面則悄悄地推行私有化政策。
意大利是西歐國家國有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1996年以普羅迪為首的中左聯盟成立后，公開地挑戰左派的“大政府”觀念，縮小公共部門的作用，對價值750億美元的國有工業實現私有化，大膽地推行財政緊縮政策，削減了長年的財政赤字，降低了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使意大利順利地成為歐元區的第一批成員國。意大利左民黨總理達萊馬也說，左派“對國有化或者國家干預經濟不感興趣。在一個全球化世界里，歐洲需要一個開放的、有活力的、有競爭力的經濟。這是維持一個團結互助社會的前提。假如社會因過于花錢而阻礙經濟的競爭和活力，那么它就會自行滅亡”。
德國社民黨主席施羅德則把他的競選綱領描述為“新中間綱領”，強調要通過改革和技術來振興蕭條的經濟，糾正對經濟增長重“質”(有益于生態環境和提高人的生活質量)不重“量”的方針，主張在保持“質”的前提下，盡可能促進“量”的增長；修正以需求調節和結構調節為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方法，既重視國際性協調對本國經濟的調控作用，又重視供給學派旨在給企業發展提供更多活動余地的調控主張。針對一些批評家的指責，施羅德自我辯護說，他采用純粹的實用主義政治，不管標榜什么，什么政策能產生最佳效果，就采用什么政策。
與此相適應，在實際政策中，各國社會黨針對西歐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客觀現實不得不自行削減或支持政府削減自己一貫維護的社會福利政策，提出“工作性福利”，強調對人員的培訓，以增強個人在全球化競爭中的能力。
實現黨的“現代化”，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歐洲各國社會黨曾經衰落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自身建設、階級基礎以及政治聯盟等諸方面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求。隨著歐洲經濟和社會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社會利益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力量相繼出現，進而威脅著社會黨的階級基礎、依靠力量和聯盟對象。
隨著各種“新社會運動”的出現，一些新政黨隨之出現，進而分散了左派的力量。這些新政黨提出了許多選民關注的社會問題，吸引了相當部分選民。反觀社會黨，領導班子成員老化嚴重，思想僵化，缺乏生機和活力。再加上一些執政時間較長的領導人因腐敗丑聞曝光而遭司法起訴，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致力于改革圖強的新一代領導人脫穎而出。他們大都思維敏捷，勇于創新，沒有歷史包袱，在各自黨內展開了大刀闊斧的理論創新和政策調整。這些新人大都強調黨的開放性，力爭使黨成為跨階級的政黨，進一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同時，他們還注意改革領導體制，促使黨的領導層年輕化，保持生機和活力。
英國工黨從20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著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選后，黨的領袖尼爾·金諾克發起“政策反思運動”，對工黨的傳統政策進行反思，準備按照“新模式”重建工黨。1992年，約翰·史密斯繼任領袖后對黨內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在領袖選舉上取消了工會在選舉中的集體投票制，實現“一人一票制”。這些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黨恢復活力，但畢竟有限，不可能使工黨得到徹底的改造。1994年，新領袖布萊爾在建設“新工黨”的旗號下，對黨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黨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黨章“第4條”的取消，使工黨從一個重視意識形態的政黨轉變為以爭取上臺執政為奮斗目標的純議會黨，從一個自稱為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所謂的“超越于左右”之間的中間階層政黨，成為“企業界和商業界的政黨”。
法國社會黨雖然是以執政黨的身份進入90年代的，但由于社會環境的劇烈動蕩，它幾乎陷于內部分裂之中。1993年3月，法國社會黨在議會選舉中慘敗，其后雖經過幾任領導人，但均沒有擺脫其日益衰敗的局面。1995年2月，新生代領導人若斯潘脫穎而出，成為社會黨競選總統的候選人。選舉中若斯潘雖然敗北，但他的不俗成績卻給數度遭受重創的社會黨帶來新的希望。在隨后的幾年內，若斯潘潛心研究制定社會黨的新政策，著重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整頓。在思想建設方面，若斯潘提出必須對世界和社會黨自身進行新的思考，把歐洲問題、國有部門和社會民主等問題作為黨綱的重點。在組織建設方面，若斯潘建議黨的各級領導人今后不再由任命而由選舉產生，讓黨員，特別是年輕黨員更多地參與黨的決策，增加婦女黨員的比例，減少黨費，放寬入黨條件等。鑒于社會黨執政時丑聞不斷，他特別要求增加黨內的財務管理透明度，以加強監督。
意大利左翼民主黨的前身是意大利共產黨(簡稱意共)，它一度是西歐最大的共產黨，但由于冷戰的環境及其政黨性質，它雖是意大利國內第二大黨卻始終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東歐劇變后，黨的領導人阿吉利·奧凱托建議解散意共，成立新黨。奧凱托的建議在黨內引起了長達14個月的激烈爭論，最終近70%的代表同意將黨改造為左翼民主黨。實際上，早在1989年之前，意共已經在組織和思想上演變成了一個具有社會黨性質的政黨。1989年3月，意共召開第18次代表大會，黨的總書記奧凱托強調指出，形勢已經變化，黨應當“代表全體意大利的公民”。大會最終決定取消民主集中制。1991年，意共第20次代表大會決定將黨改造為左翼民主黨，意共不復存在。從新黨的名稱來看，它已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跡象，它既看不出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又看不出社會黨的傳統，只采用了“民主”和“左翼”兩詞。新黨強調自己是綱領性政黨，以吸收獨立左派人士入黨；新黨徹底改造了舊的組織結構，用職能性的松散組織代替過去的按地方和行業劃分的黨支部；新黨強調克服性別差別(黨的全國委員會女性比例規定在40%左右)，使黨成為真正男女平等的黨。
這些黨內改革在現實中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左民黨成立后，力求創建一個廣泛的政治聯盟，促使多極化的政黨格局向中左和中右兩大陣營靠攏。經過4年的努力，左民黨克服了重重困難和曲折，終于在1995年建立了名為“橄欖樹聯盟”的中左聯盟。在1996年的大選中，“橄欖樹聯盟”獲勝，成功地組成了以前天主教民主黨人普羅迪為總理的新政府。兩年后，左民黨書記達萊馬接替普羅迪組閣，意大利歷史上出現了冷戰以來第一個由前共產黨人擔任總理的政府。
與此同時，歐洲其它社會黨在黨的建設和政治聯盟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形勢需要。例如，德國社會黨針對綠黨在國內政壇上的異軍突起，為擴大自己的政治聯盟，主動與綠黨聯合，建立紅綠聯盟，以防止右派的崛起。荷蘭、丹麥、芬蘭等國社會黨在各國大選后均與中派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以致在90年代末期的歐洲政壇出現了所謂的“粉紅色”的局面，歐盟15國一度在13個國家內出現了中左或左派政府。
這種局面的出現固然有歐洲戰后“政治鐘擺”的慣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這些國家社會黨理論創新、政策調整的結果。這種調整后來被布萊爾等人冠之以“第三條道路”。正如筆者在《南風窗》2002年第1期《歐洲政黨的與時俱進》中所提到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歐洲社會黨人在全球化的嚴峻挑戰下對傳統的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反思。它表明，針對全球化的強大沖擊，傳統的思想和方法已經失效，任何政黨和組織要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更新觀念，勇于創新，探索出符合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的路線。一個政黨能否擁有執政的合法性，不主要是看它說了什么，它的“基本教義”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勇于變革，順應潮流，為民眾提供有效、優質的服務。正如布萊爾所言：“不進行變革的政黨必將死亡，工黨應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運動而非一座歷史紀念碑。”
需要指出的是，西歐各國社會黨的調整和改革是各自國家內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現實使然，是各黨根據本國國情探索的結果。其經驗也許只適宜于當今的發達國家，且其許多理論和做法也存在種種漏洞，但它們勇于探索，變革圖強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粵港澳新聞盡在廣東新聞中心【廣東睇真D】【情滿珠江】改版設計大賽 短訊問答大賽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