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北京)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漸漸放緩,通貨緊縮揮之不去,原來為經濟快速增長所掩蓋的許多問題開始浮出水面。20多年來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基調,以增量的活力覆蓋存量的問題,老體系得到新體系的“輸血”滋潤,新體系付出少量“失血”的代價換得更廣泛的成長空間,此消彼長保證了改革始終具有前行的推動力。但經濟增長放緩,使得眾人的視線從 做大蛋糕轉移到了蛋糕的分割,使得一系列問題嚴峻起來。
先不妨分析一下國家財富的賬戶情況。
“國富”的負債方
一是外債,包括名義外債,以及全部以地方政府和國有金融機構擔保的外對借款,保守估計在1.2萬億人民幣;二是國債,大約在1.1萬億;三是債轉股可能造成的撇賬,大約在1.2萬億;四是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至少在3萬億,如果考慮到農村社會救濟的費用,則可能為5萬億;五是銀行系統的壞賬,如以貸款余額的一半計算則在3.5萬億;六是股市中可能沉淀的壞賬,最少約為0.3萬億;七是基層財政龐大的赤字,已有約在0.5萬億,總計約為12.8萬億人民幣。大約為中國GDP的140%。
“國富”的資產方
一是國際儲備,大約為2萬億人民幣;二是國有資產凈值,滿打滿算大約有3.5萬億,這一塊是賬實難符和縮水之中的;三是包括土地、礦產等在內的自然資源,但應看到此類資源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難度相當大,保守估計為2萬億;四是其它隨技術進步而衍生的資源,例如無線電頻道資源,3G牌照資源等等,大約為1萬億;五是隱蔽的爬行式通貨膨脹稅,即鑄幣稅收入?傆嫾s9萬億左右,但動用此類資源同時也意味著政府信用的弱化?傮w上,“國富”賬戶是資不抵債的。
“國富”賬戶困窘
粗略看來,大致有兩個,一是漸進改革的沉淀成本,例如社會保障和金融體系壞賬問題;二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以權謀私,其中既包括將既有國有資產“化公為私”,也包括將非國有資產通過或明或暗的九曲回廊轉化為“國有資產”繼而塞進私人腰包。這兩者都意味著要在既存體制內逐步降低國家綜合負債率的難度,隨著體制蛻變和開放加速而日益舉步維艱。當然國富賬戶出現赤字并不意味著國家信用立即受到挑戰,國家信用續存的基礎在于其能夠維持國民收支賬戶的平衡即可,尤其在財政收入較為寬裕時,政府能夠感受到的現實壓力可能更小。但應看到各種潛流暗涌的危險性已難以避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事故和社會振蕩高頻發生階段,所謂“天之示警,亦已至矣”。漸進改革要小步緊步不停步,否則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漸進改革也需要穩定,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充實國庫之舉
充實國庫說到底是國家的長期發展問題,中國目前稅收收入快于GDP增長,GDP增長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快于農民的格局有涸澤而漁的味道,要么導致經濟體制的再度集中趨勢,要么是不可持續的。可解燃眉之急的體制改革舉措大致包括:一是加速實現國有資產的分級所有,這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的順勢而為;二是盡可能防止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流失,如果難以做到向中央集中,至少可考慮中央和地方共享;三是試點性地放開地方政府的發債權,避免中央統攬各級財政赤字的硬風險;四是落實稅收源泉征繳體制,沒有金融、稅收和社會保障等政府職能部門的聯手,沒有企業和個人信用和納稅記錄系統,那么稅收系統就難有效率;五是做大國債的“資產池”;六是加速民間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在老舊的投融資體系外另辟蹊徑。但上述改革不管哪項,都可能牽涉中央和地方因劃清財權而連帶地劃清事權,因劃清事權而導致對憲政體系和聯邦體系的重新詮釋,并導致既得利益階層的激烈反彈。
既往不咎?
如果不充實國庫,則國家信用可能逐漸蝕空,畢竟財政支出膨脹容易,收入增長難,這在經濟增長趨緩時更是如此;如果充實國庫,就需要緩和收入分配的矛盾,使得漸進改革獲得新動力,否則放權讓利就可能蛻變為與民爭利。不安征兆已有所抬頭,這集中體現在從2001年延續至今的各種熱衷于揭露黑幕的報道,盤根錯節的大案要案的不斷引爆,以及高層官員的不斷被“雙規”等方面。改革和發展的停滯只能激化矛盾,而其持續深化才能緩和、稀釋和解決矛盾。如果審時度勢有誤,則激進思潮和舉動的返潮無論如何不是好事,中國的歷史乃至人類文明的歷史,都說明人類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漸進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我們仍然不能不記起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也許中國現在正需要既往不咎或少糾纏;來日可追或逐步清明的“大赦天下”的大度姿態。
敢行“大赦”,圣之時者
在已有的存量問題上糾纏不清,是以暴露歷史舊賬的“扒糞”,既得利益階層不可能不抵抗繳利放權的任何改革方案;著眼于未來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規則,是促使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陽光化”,也是給既得利益階層體面謝幕的“下臺階”。不赦免的鐵血政策,使得一大批才華過人的精英最終被“雙規”或刑事裁決為“糟粕”,這類似于庸人守著一株桃樹任其爛熟而無過失;但種下桃核成桃樹的才子摘了幾個果子就物是人非。類似褚時健等的悲劇多了,也許是更大的悲劇!按笊馓煜隆庇谥袊鼤r如此,韓國、南非、印度尼西亞乃至柬埔寨等國莫不如此。大赦天下其實是自救和自赦,也是自新和自強。對于既得利益階層,只有向前挪動,自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對于新興改革階層,只有不計較贖買,才能夠從重重困境中擺脫出來,推進中國未競的改革大計。
大赦之計,除了少糾纏已有蛋糕的分配,努力做大蛋糕并在此進程中完善分蛋糕的規則外,恐怕還有很多其它含義,即使在中國古代,赦免同時也意味著赦朋黨、減官吏、輕稅賦、開言路、逐婢女、抑豪強、宣仁德吧?而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深化改革阻力重重時,有勇氣抓時機,順大勢,與時移者,也許就可能是載入史冊的“圣之時者也”。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系統工程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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