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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前雖然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財政危機，但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財政風險，需積極防范。
第一大對策，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目的是避免困難地區財政危機爆發。本來，在地方政府之間，中央 財政無疑應該適當地扮演“羅賓漢”角色，但實際的研究表明，越是富庶的省份獲得的轉移支付越高。看來國家財政在這里多少充當了一個“乳娘”的角色，即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有力氣哭的嬰孩往往能從乳娘那里分享到更多的奶，而餓得沒有氣力哭喊的嬰孩反倒挨餓無人疼。而財政聯邦主義對體制的要求則是實現“分級管理”向“分級所有”的轉變，將權、責、利有機地統一，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舉債或進行地域間轉移支付。
第二大對策，嘗試地方舉債
當前，財政體系出現了“兩頭弱化”的明顯特征。在垂直的五級財政中，中央財政和縣鄉以下基礎財政積弱明顯。中央財政以稅收的超常增收和大量舉債，才彌補了其本身財力的不足，這多少帶有“涸澤而漁”的味道；基層財政則是寅吃卯糧，兼有腐敗。與其如此，中央財政何妨將地方的舉債權歸還地方，促使地方和中央財政從權責上涇渭分明？
第三大對策，控制收入總量
盡管財政稅收的增長得力于加強征管，但一只手多收稅壓抑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另一只手擴張公共投資，無疑增加了投資風險。中央財政是否可以考慮除稅收和舉債以外的有效手段，來維持較靈活的財政政策？例如土地儲備和土地基金，國土資源出讓金天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但目前城市土地批租則基本無章可循，土地基金資源在大量流失，財政應該及時將其攬入懷中。
第四大對策，優化支出結構
當前，財政支出仍有相當大的優化余地。一是中央財政似乎對基礎設施的“軟項目”投資不足，尤其是對于自身職責之內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盡義務不足。用來扶持搞“世界一流大學”的財政資金，如果投入于貧困地區提供真正的義務教育，那么產出的將不單單是“政績”而是沐澤后世。二是中央財政似乎漠視了農村仍然是持續的資本流出的地區。在縣以下金融機構基本被撤裁之后，通過國有或民營金融機構向農村注資已不現實，那么通過中央和地方財政向農業、農村和農民提供投融資便利就勢在必行，但這一塊卻恰恰是比較匱乏的。
第五大對策，降低名義稅率
增值稅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向消費稅制度轉變。但此稅制改革難度較大，因此近期之策可能是降低名義稅率，加強稅收征管。過高的名義稅率導致了廣泛的偷稅漏稅，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稅收大檢查和懲處的難度，變成高稅率、高違規背景下的法不責眾，要解開這樣的“死結”，只有降低稅率和強化征管。
第六大對策，免除農業稅費
農業稅費問題最明顯地反映出我國稅制改革“費大于稅”的毒瘤難去。為什么農業稅費必須免除？一是稅收的源泉是個人所得，鑒于農民階層很少有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因此其絕大部分本就不應該成為現實的納稅人。從國稅看，1985年農民人均大概是5元，現在接近人均40元，此種稅收與其說是農業稅，不如說是歷史上人頭稅的變種。二是寄生在農業稅上苛捐雜稅太多。中央財政僅僅通過5%的農業稅汲取了約300億的稅入，而各級政權在其上滋生出來的稅費估計在2000多億！三是應該意識到對農業和農民免稅的艱巨和復雜性，既得利益格局對此阻力極大，此項改革不能不和撤裁基層組織等一系列改革結合起來，“先拆廟，后趕人”，為基層民主自治提供可靠的外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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