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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北京)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南北戰爭后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空前富裕，進入所謂“鍍金時代”。但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社會結構短期內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也產生了種種社會問題。一邊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另一邊卻是血汗工廠、貪污受賄、爾虞我詐、假冒偽劣……經濟秩序極度混亂，社會生活開始動蕩。其中最核心、最嚴重的是腐敗現象如同 某種“綜合癥”一樣突然并發，其廣度與深度都令人瞠目結舌，似乎全社會都深卷其中。正是嚴重、普遍的腐敗造成社會道德整體敗壞、精神全面危機，更使貧富差別急劇擴大、各種社會矛盾突然尖銳，已經危及到社會的穩定。美國，處在一場巨大變動的前夜。
但就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開始的“扒糞運動”(muckraking)卻有力地制止了腐敗的蔓延滋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改良，使其躲開了一場重大危機。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這場“扒糞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自傳《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萬勝等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對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作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引人入勝，更發人深省：腐敗是怎樣發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敗，新聞媒體的職責是什么，怎樣才能保持社會穩定、使之良性發展……
整體性腐敗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后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于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一開始，他就被派往華爾街采訪證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長駐警署，負責采訪紐約的犯罪消息。這種經歷，使他既結識不少財經巨子，又與警界、社會最低層、各種犯罪分子多有往來，因此他對種種犯罪開始有了直觀的了解和認識。他發現，金融界和政界關系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要黑錢；種種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這些，使他對社會的腐敗黑暗漸漸深有體會，開始認識到此時的腐敗已不是個別人、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整體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的病態。于是，他從單純、客觀的犯罪報道，轉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敗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報道漸漸引人注意，供職的報紙銷路也因此大增。但他馬上就發現，“一份報紙真的猶如一位女性或政客。當它年輕、誠實、充滿理想的時候，它迷人、可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影響的人們看到這一點，看到它的用處，就試圖占有它。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獲得并保有它，進而利用它，濫用它，最后毀滅了它。”(《林肯·斯蒂芬斯自述》第232頁，除特別注明外，下面引文均出自此書)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業，一定要有自主的舞臺。幾經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麥克盧爾》雜志的老板麥克盧爾(S.S.McClure )的誠心之邀，出任該刊編輯部主任。以此為平臺，他真正開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為單位，調查其腐敗情況。他發現，他調查的這些城市全都腐敗透頂，存在著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組織的腐敗。每個城市的權力都被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資源。這些結果使他相信，幾乎所有美國城市都同樣腐敗。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他又隨機抽取了幾個城市作調查，結果是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城市全都一樣。由此，他認為，“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么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而非個人的結果，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第329頁)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恥辱》，引起轟動。但隨著調查采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趨善或趨惡的單位。于是他的調查重點由市轉向了州。對各州的調查更加觸目驚心，那些大公司如從大鐵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設法買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釋權，使自己獲得暴利。
“這是一個過程、也的確是一種體制，很顯然是一個城市、一個州、一個州際商業體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當然也不是民主政府。”(第369頁)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無論是市還是州，都不乏決心清除腐敗的有志之士，但他們都不能當政。因為長期的腐敗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結構緊密堅硬，外人難以插進。這種情況甚至造成了一種荒誕的“悲劇”，如果不參與腐敗，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興修或維持營運鐵路、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等。一個想“做事”的人，就無法潔身自好，不得不服從官、商由來已久的腐敗性“游戲規則”，舉國上下莫不如此。《為自治而斗爭》一書，是他對各州腐敗調查研究的成果。
腐敗的主要特點就是官商結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應問是“誰”( who)、而應追問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敗。政治家和不少民眾往往把腐敗歸咎于商人，“商業”成為所有政治和經濟上罪惡的根源。但他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商業有一個共同之處，不是它們的大小而是它們對特權的需求：特許經營權和特別立法，這些都是以立法腐敗為前提的；保護性關稅、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釋、法律實施中的放寬或‘保護’要求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的‘提攜’……‘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而‘特權商業’是惡魔。”他明確寫道：“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而“認識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第417頁)“特權”來自于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要減小并監督政府的權力。
當然，強調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長期、普遍的腐敗導致了道德的普遍墮落，只要有機會，從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撈白不撈的想法，誰有機會都會“撈一把”，連最起碼的罪惡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見的是許多選民將自己的選票賣給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鎮上，賄賂已經公開化了，而且不再稱為賄賂。付給選民的錢，不管是2美元、5美元還是20美元，都被稱作是對選民‘計時付酬’。”(《林肯·斯蒂芬斯自述》第391頁)因此，他希望美國人民意識到：“他們的領袖在大處腐敗，而他們在小處腐敗。”(第357頁)而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對腐敗的重要基礎。
與老羅斯福交鋒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第505頁)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總統。他與羅斯福總統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羅斯福本人為官可謂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確實為之努力。但當談話深入到他的某些具體法令法案時，羅斯福總統坦言，為了通過某些利國利民的條款，有時他不得不與參議院和眾議院做某種交易，對此自己也時有忐忑，因為參眾兩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點，尖銳地指出這實際也是一種賄賂。對此，羅斯福勃然大怒，堅決否認這是一種賄賂。斯氏則窮追不舍：“總統先生不是曾說過，盡管參議員們所行不端，你還是不得不與之周旋嗎？”羅氏答曰：“不錯。”他又問道：“總統先生也曾說過，為了籠絡某些參議員，你不得不對他們的人選委以官職，不知正確與否？”“不錯。”羅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結論：“那么，這豈不是意味著總統先生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嗎？”但羅斯福仍然否認這是賄賂。這時，斯蒂芬斯反復向羅斯福說明：“這正是最令人難以容忍的賄賂。因為這種做法是以公薪的名義花人民的錢，而不是動用參議院的錢，況且如此作為僅僅是為了贏得由人民選出的參議員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議案！這已經不僅僅是賄賂，遮遮掩掩、數目不多的賄賂了。而正是這種做法，引發了現在總統和人民鏖戰正酣的腐敗機制。”(第505頁)
他越說越激動，而羅斯福總統似乎已被他打動。于是他趁機動員羅斯福總統說出為了得到一名參議員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難接受的。幾經踟躕，羅斯福終于說出某名參議員與他私怨甚深，總在政治上與他作對，阻撓他要通過的每一條議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這位參議員的情婦的弟弟當某市地方檢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這位參議員的刁難。對此，斯氏一針見血地指出：“總統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覺到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參眾院收買選票，以求得到人民選舉的那些代表的支持。”(第506頁)
當斯蒂芬斯把這些報道出去之后，引起軒然大波，羅斯福又將他召到白宮。怒氣沖沖的羅斯福指責他濫用文字，居然公開說它是賄賂和腐敗。一些隨員嚷嚷道：“什么文章！簡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長指責說：“這是誹謗，總統先生，這已經構成了對美國總統的誹謗。”斯氏故作驚愕地反唇相譏：“還不至于那么糟吧？閣下是想控訴我誹謗總統，對我進行審訊嗎？那閣下能否告訴我，我可以要求總統為人證，證明我所說一切都是基于總統本人所述……”(第507頁)幾經交鋒，羅斯福總統火氣稍減，只是把他趕出白宮。
不久，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不滿地將這些專門揭丑的記者稱之為“扒糞者”(muckrakers)，把他們比喻為著名的宗教小說班揚(Bunyan)的《天路歷程》中的“扒糞者”。這位扒糞者手拿糞耙，目不旁視，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滿目都是地上的穢物。由此，這個稱呼便固定下來。雖然官方反對，但“扒糞”仍在繼續，而且這一帶有謾罵之詞反而得到公眾的“首肯”，成為一種受人贊許的尊稱。但平心而論，作為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有時確實不得不與一些議員妥協，才能實施自己的計劃。政治，不僅要考慮是與非，還要考慮行與否，總是要看時機，總會有妥協，以“書生之見”衡量，確實不那么“干凈”，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見才得以實行。但媒體畢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體首先考慮的是公眾的知情權、是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政治與媒體，各有各的“規則”。然而從總體上說，媒體的監督與批評，恰恰是為正直的政治家減少來自腐敗勢力的壓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協。
反腐之利器
調查各種腐敗現象，揭開重重黑幕，其難度之大自可想像，不少情節令人驚心動魄。但筆者以為，更嚴峻的挑戰并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媒體自身。由于經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麥克盧爾》雜志名聲大振，銷量猛增。但斯蒂芬斯發現，隨著廣告收入的增加，他發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先是廣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它們重要的廣告客戶。后來有幾次，雜志主編反復勸他撤下揭發某些大商業集團內幕的文章，有時甚至不顧他的強烈反對強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驚了：“當家的主編不得不被別人當家”，“在我自己的辦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預！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廬的記者一樣被老板牽著鼻子走。”(第461頁)
由于屢受掣肘，他與幾名志同道合者終于集體辭職，創辦了自己的刊物《美國雜志》。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美國雜志》很快就打開局面，影響力與銷售量齊頭并進。因為這是他們買下的雜志，所以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觀的收入。這時，當初的志同道合者開始提醒他“悠著點兒”，“因為我們的事業才剛剛起步，還是需要朋友的時候。這一點我卻沒能做到，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我就會陷入我過去曾嗤之以鼻的經濟的操縱之中了”。由于文筆依舊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時給他送來進度報告，告訴他發行量增加多少，廣告增加多少，利潤增加多少……“用不著多說，我心里很清楚《美國雜志》碰上了難得的成功機會了，而且我們每個人沒準還能狠狠地賺上一筆。”但這卻使他內心痛苦不堪：“我帶著幾分痛苦和羞恥注意到，盡管我對自己撒謊，但我實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為，不受任何外界影響，我被我自己的錢收買了，被掙錢的前景收買了。”(第503頁)
經過內心的激烈斗爭，他決定離開自己參與創辦的《美國雜志》，成為自由撰稿人。此時美國的報刊業早已完成大眾化過程，各種類型的報刊此起彼伏，種類與發行量每年幾乎都成幾何倍數增長，在眾聲喧嘩、雜亂無章中蓬勃發展，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斯蒂芬斯成為自由撰稿人后，同時為全國大約100家報紙撰稿！或許，其中一些報紙老板確是出于職業道德，但更多的無疑是為了擴大銷量。大眾總是對公眾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興趣，對各種內幕津津樂道。但不管媒體主觀動機是純正還是迎合市場，客觀效果卻是使媒體充當了反對腐敗的重要工具。其實，媒體靠揭露腐敗謀利不僅正常，而且這可能是一種更持久、更普遍、更強大的反腐動力，因為道德高尚、有強烈正義感、甘冒種種風險而不計得失反對腐敗的畢竟是少數。事實說明，媒體實際是一種非常重要且成本極低的反腐資源，倘不充分利用，至為可惜。
“扒糞”運動歷時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參與其中，如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魚》、《深淵》，對一些大公司的種種惡行作了生動、逼真的揭露。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屠場》揭露出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臟黑暗令人震驚，據說老羅斯福總統從此不敢吃香腸，并導致了政府通過《食品衛生法》。“扒糞”運動促使社會猛醒，人們開始與各種丑惡現象作斗爭。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涌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凈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國黑幕揭發報道經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敗的滋生，迅速緩解了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的社會矛盾。
“扒糞”運動揭出社會的種種黑暗的確令人觸目驚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卻不是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推翻美國制度、美國社會，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調節、改革，使之躲過一“劫”，從而更加穩定。推而廣之，任何制度、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都不能沒有大眾傳媒、所謂“天下之公器”強有力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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