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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香港)
進入2002年，日元延續2000年以來持續貶值趨勢，已經成為引發區域性經濟利益爭端的直接導火索。
可能持續貶值
實際上，從2000年起，日元匯率就一改1998年7月以來的升跌互見的趨勢，轉而呈現持續的貶值趨勢；到2001年年底，日元貶值進一步加速，面對日元對美元匯率剛剛創出的超過130的1998年下半年以來的新低，在2001年的最后一天，日本《每日新聞》報道來自日本大藏省和中央銀行的消息，指出日本金融當局認為目前可以接受的匯率為一美元兌120日元到140日元之間，目前日元匯率時隔3年首次跌破130大關，反映了當前日本的經濟狀況。
亞洲國家的反應十分強烈，有的稱此次日元貶值為日本在新世紀對亞洲采取的一次經濟上的“珍珠港式襲擊”，是一場金融陰謀，說明日本一直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經濟強國。
也有客觀的學者強調，當前日元的貶值，可能是日本政府當局無能為力的表現，實際上反映了政府的無能。近年來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項金融改革舉措，但是經濟運行始終沒有明顯的改善。1999年4月起擔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本來就是以經濟結構改革作為承諾才當選的，但是他8個月來進行結構改革的步伐十分艱難，進展十分有限，而2002年3月將是日本的銀行業處置不良資產的關鍵時期，過度負債的企業將被迫淘汰，為了避免日本經濟在這一階段陷入過度的不景氣，日本政府不得不推動日元貶值。
克魯格曼的預言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早在2001年中就預測，東亞2002年將出現一場由日元帶頭的貶值浪潮，他還預言，人民幣可能被迫在事實上與美元脫鉤，港元也將在一定程度受到沖擊。
這位曾在1994年指出東亞新興經濟體的高速發展只是曇花一現的學者相信，單靠擴大政府財政開支，已無法挽救日本經濟。日本政府當務之急，是取消央行決策獨立的地位，迫使它配合政府擴大開支的政策，讓日元貶值，同時以維持2%至3%的通貨膨脹率為指標，調整貨幣政策，因為“只有當通貨緊縮的局面給扭轉過來，日本才有條件推行結構性改革”。
自1998年開始，克魯格曼就不斷呼吁日本通過“印鈔票”(擴大貨幣流通)，人為制造通貨膨脹，來擺脫物價持續下滑造成人們延遲消費的惡性循環。這個觀點近兩年來已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面對日元持續貶值的現實，我們再回頭看看這位國際經濟學界的“烏鴉”的預言和建議，我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克魯格曼的理論指引了日本政府的貨幣貶值的決策，還真的是克魯格曼再一次預測準確了。
不過，我們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考慮到日本政府所堅持的日元貶值的立場，同時，考慮到日本經濟在2002年依然難以有明顯的起色，過去10年美元對日元匯率變動的規律也表明，美國和日本之間保持的巨大的經濟增長差距，是決定日元對美元匯率的主導性因素。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日本經濟疲弱不堪，經濟結構的調整難以推進。因此，日元在2002年有很大可能是繼續2000年以來的貶值趨勢。
在日本，號稱“日元先生”的神原英姿在2001年12月底強調，日元到2002年夏天將貶值到140以上，隨后日本大藏省大臣鹽川正十郎證實了他的說法，并表態支持。看來，無論當前的日元貶值是一場金融陰謀也好，是日本政府無能為力的不得已之舉也好，日元的貶值趨勢在2002年內可能還會持續。
日本在回避責任
從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看，此次日本政府堅決地推行日元大幅貶值的政策，反映出日本正在回避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所應當承擔的經濟責任。
實際上，盡管當前日本國內金融形勢比較嚴峻，但是考慮到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本應當說是有能力在付出一定代價的前提下保持日元匯率的穩定。例如，日本擁有4000多億美元的居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日本的經濟規模(GDP)占世界GDP總和的18%，相當于美國的60%～70%；日本人的人均收入達300萬日元，已超過美國，且國內收入差距小，儲蓄率為13%，大大超過美國4.7%的水平；同時，對外來講，日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僅其手中的美國國債就有3200億美元之巨；日本貿易常年大幅度順差，即使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依然如此。同時，日本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其產業擁有超群的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向全世界供應高技術產品和機械設備的重要基地。
此次日元貶值，體現了日本當局希望通過貨幣貶值放松貨幣政策，刺激出口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至于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強國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則被置于相當次要的位置。可以預測，日本在亞洲經濟中的影響力和地位將會明顯下降。
日元貶值的借口和壓力
反觀日本經濟波動的歷程，目前日本正處于一個十分艱難的結構性調整的關口。事實上，日本經濟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已經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挫折，這主要包括：(1)1985年日元升值后在美國的大量投資失敗，據不精確統計，日本在美國的投資大約損失了7000億美元左右；(2)1991年5月開始的嚴重衰退，泡沫經濟破滅，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下挫，經濟增長率明顯放慢。雖然在1993年后經濟增長有短暫的回升，但從1997年初開始又進入了新一輪衰退；(3)東南亞危機的沖擊，一方面東南亞和韓國的金融危機使日本近10年在東南亞建立的生產體系遭到破壞，大量商業貸款(約800億美元)暫時無法收回；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經濟的衰退和日元貶值，亞洲經濟復蘇更為艱難；(4)2001年以來全球經濟持續疲弱，使得日本經濟被迫采取日元大幅貶值的舉措。
日本經濟結構性調整舉步艱難的歷史根源十分深刻。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其金融機構一直采取“保駕護航”的原則，因而日本的國民儲蓄率以13%傲視群雄高居世界榜首，盡管日本的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益一直低下，但是由于政府的隱性擔保使其一直可以維持下去，不顧其實際經營狀況過度貸款。近期日本的金融機構經營困境實際上就是長期經營弊端的體現。
針對日本經濟長期以來形成的嚴重困境，日本各界甚至有關國際經濟組織都在尋找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良方”。在眾多辦法中，現在呼聲最高的是要求日本央行放松貨幣政策，設定通脹目標，購買外國公債，促使日元貶值，以緩解當前日本面臨的眾多經濟問題。日本經濟財相竹中平藏向內閣會議提交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報告(即《經濟財政白皮書》)明確指出，日本現在物價持續下跌的通貨緊縮“給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并首次正式表明政府有必要設定通貨膨脹目標，即采用“物價穩定數值目標”。
不足以導致新的金融風暴
日元貶值對日本的好處是明顯的，除了可通過降低企業出口產品價格、促進出口外，還可通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的傳導機制來提高國內物價水平，減輕通貨緊縮壓力。在宏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基本失靈的情況下，目前日本國內充滿了對日元貶值的期待，有的甚至把日元貶值看作是幫助日本企業度過難關的“神風”。
但是，日元貶值對于亞洲國家的負面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日元的貶值無疑會直接影響到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出口競爭力，考慮到當前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由于受美國經濟急劇下滑以及“9·11”事件的影響，其經濟形勢已經非常險惡，如果再進一步受到日元大幅貶值的沖擊，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日本的進口和日本對亞洲地區的投資。
有鑒于此，有專家預言，如果日本經濟崩潰，就會引發新的亞洲金融風暴。日元持續大幅貶值，會引發“骨牌效應”。而日本政府實行日元貶值政策，是一種“飲鴆止渴”之舉。但考慮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各國已經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匯率制度改革和金融體系調整，對于日本經濟的依賴程度顯著降低，因此，日元的大幅貶值對亞洲國家盡管存在負面影響，但還不至于醞釀成為一次新的金融風暴。
日元的不負責任和中國的大國形象
讓我們還是回到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充滿智慧的預言。他在2001年討論中國崛起給日本等鄰國帶來的影響時，幽默地說，目前日本等國家擔心中國會給自己帶來威脅，和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擔心日本搶占美國的經濟空間，心態上極其相似。“有趣的是，亞洲人，尤其是日本人，現在好像是把美國人1988年批評日本人的言詞重新朗讀一遍。”
日本政府在推行日元貶值的政策時是如何描述其對于中國崛起的微妙心態的呢？據日本經濟新聞12月15日報道，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竹中平藏14日在山形縣對記者表示，人民幣對日元的匯率被評價得太低，加速了日本產業空洞化，因此有必要在西方7國會議等國際場合對人民幣匯率過低的問題進行討論。實際上，日本產業空洞化與人民幣匯率之間何曾有過直接的聯系呢？這無非體現了一種微妙的心態而已。
當然，日元的持續貶值對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不少負面影響的。例如，日本經濟的衰退和日元的貶值拖累了亞洲的復興，也使得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面臨更惡劣的外部環境，同時也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和外資流入。不過，我們也可以自信地判斷，日本在外匯市場上不負責任的態度，正凸現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充滿活力而且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只要中國繼續堅持市場化國際化的改革發展方向，以中國這個龐大的、充滿潛力的統一市場的活力，是能夠經受日元貶值的沖擊的。至于人民幣匯率的具體走勢，則取決于中國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給和需求的波動狀況，這又進一步取決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狀況對于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以及中國加入世貿初期所可能出現的結構性沖擊和調整的壓力，日元的貶值則是其中一個相對來說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已。(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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