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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說穿了，國有股減持的方案，之所以折騰來折騰去，無非是看上了流通股與凈資產之間的那幾塊錢差價，為了這幾塊錢的差價，這許多的專家啦、學者啦，沒完沒了地搞研究，算計著多弄幾塊錢
特約撰稿 縹緲
1月28日，星期一，股市又是一輪狂跌。說實在的，以往的下跌可能還沒砸痛，但有多種跡象表明，1月28日的下跌，是真有點碰在股市的“麻筋兒”上了。這根麻筋兒不是別的，還是那個老問題：國有股減持。
從盤中可以看到，多方完全沒有精神準備，直到下午才完全放棄了抵抗，大盤再次受到重創，最終以1359點報收，大跌91點，跌幅達到6%以上，跌停家數又達200余只。
此次暴跌，是證監會在網上發布了有關國有股減持的階段性方案，未成想卻受到如此大的阻力，再次重創中國股市，以放量長陰線收盤。而且這根長陰，一舉吞沒了三根小陽線，將前周的初步反彈，一次性抹殺，市場人氣受到打擊，恐慌盤的再次涌現，成交量明顯放大。當然，在如此的低位，釋放的動能應該不是主流資金所為，相反1400點以下頻頻放量，意味著出倉的行為已無法持久。
但是問題在于，市場對于有關國有股減持的任何消息，都已經到了聞風喪膽、落荒而逃的地步，這種現象，本身已屬極不正常。
因此，本章股市論語，說《子罕》章何陋之有。孔夫子認為，任何事情，要看交給什么人來辦，正經人辦正經事，這就如同一所房子，正經人住，就是正經的房子，是所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我們知道，古代的儒學，由于秦始皇焚書之后，遭遇了文獻斷檔，所以漢代以降，盛傳公羊、谷梁、鄒氏、夾氏等四家之說，脫略不少。其中鄒氏無師，夾氏無文，直到元代的許衡，才有定論。所以儒學的大義不在書本，而在于“口口相傳”，而說起口口相傳，最熱的，就要屬“何陋之有”這句話。
不但在古代，在近代，“何陋之有”也幾乎盡人皆知，但這已經不是“夾氏之學”了，這完全要歸功于唐代大文學家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銘》全文只有八十一字，通篇都緊扣“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深受后人的喜愛，世代傳誦。劉禹錫是文人，是君子，也是中下層的官僚。所以有人認為，《陋室銘》寫出了封建社會士大夫為政報國思想的精髓，把握了“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因而“陋室不陋”的主旨，首先在于“君子居之”，這與一間破屋子、一間陋室多少有點關系，但是關系不是很大。
那么對照古人，我們今天大談什么“國有股減持”，心中著實有些愧得慌。因為我們實在是又無“仙”，又無“龍”，只剩“山又高”與“水還深”，K線“苔痕上階綠”，大盤“草色入簾青”。
可以這樣說，直到本周三為止，幸虧管理層靈機一動，突然想到開個“蟠桃大會”，大盤總算是穩住一些，但給人的感覺是，有關國有股減持的各種方案，還是沒有摸著門兒。
據報道，周小川主席出席了周三的會議。他指出，“近一段時期以來，各方面對證券市場都非常關注，專家們希望證監會進一步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作為監管部門，我們的一貫理念是保護投資者。任何改革舉措，只有在市場穩定和投資者權益得到保護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推進。”
其實說穿了，國有股減持的方案，之所以折騰來折騰去，無非是看上了流通股與凈資產之間的那幾塊錢差價。為了這幾塊錢的差價，許多專家啦、學者啦、神仙啦，包括中小投資者，全被套了進去，沒完沒了地搞研究，你研究完了我再研究，不過是算計著怎么才能多弄幾塊錢。2300億股國有股，一股多賣一塊錢，那就是2300億元。這可是一筆大錢，八輩子也花不完。但是要保護這幾塊錢的差價，當然就要保護市場，并且要保護市場投資者，小股民，大股東，更要一視同仁。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這也正是流通股股東的不幸所在，應了“膏以香消，麝以臍死”的古訓。但是我們也知道，如果鹿在巖石上撞碎了鹿角，麝在臟水里浸透了臍脂，性命反而得以保全。這種現象，聰明的人類也早已注意到了，所以在局部戰爭中有“焦土抗戰”，在惡意并購中有“毒丸戰略”，不過是為了消滅價值，保全小命。所以，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方案一出，股市開盤就向下；開盤就有這么多的股票一齊暴跌。市場也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來保全自己。對照新的減持方案，用“瘦身”和跳水，盡快消除這個差價，以“利于用最小的成本，支持國有企業股權的大改革”。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國有股減持不是為了“圈錢”，大可不必在意股市跌了多少，因為等你減持完了，籌碼出空，價格很可能還會漲回去。為此，大盤盡管最多已經跌去了40%，有可能還要再跌一些，但是若干年后，也一定還會長回來。
我們現在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為后人留下一個永久用來研究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流通股與凈資產之間的這個差價，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解釋，就稱其為“租金”。整個在國有股減持上面“做方案”的過程，如果全是沖著這個差價來，那就是一個簡單的“尋租”過程。對此，市場是非常無奈、但也是非常理性的。因為所有的人都明白，在沒有其它接盤入場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了這個差價，國有股減持盡管還有政治意義，但最少也就真正失去了技術方面與尋租方面的意義。反正，如今的市場是認準了一條死理，只要你閉門造車，搞什么特別具體的操作步驟，那就只有一個方法最有效，市場來幫助你封閉任何可以“尋租”的缺口，這種封閉缺口的行為，反應在盤面上，就是下跌沒商量。
說穿了，國有股減持有沒有多贏的方案呢？還是有的。
我們認為，這個多贏，不能只限于經濟上的利益多贏，而且包括了政治利益上的多贏。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也就是只要有得力的人來解決，何愁不能多贏？國有股只有還利于民，避開“撈一把”的所有方案，就完全可以多贏。管理層首先要自己樹立“投資而不是投機”的經營理念，房子可能是“陋”了點，那也不要緊，還是先把國有企業經營好，而不是在企業低潮時期、經營不善的時期減持，國有股減持才有多贏。因此：“任何改革舉措，只有在市場穩定和投資者權益得到保護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推進”，也唯有這樣，股市才有明天。如果我們自己都不相信企業有長線投資的價值，怎么達成多贏呢？那不是笑話嗎？
實話實說，國有股減持的政策自實施以來，越研究就越不清楚。想住進這間“陋室”的人，總認為很容易，表面上看也似乎很容易，其實誰也沒有把握。因為他們想不到市場會有這么大的反應。所以直到本周為止，那4000多個不盡相同的方案，很可能并沒有真正發揮作用。這些方案中，我們應該首先剔除那些本質上是在討論“套現”的投機方案，保留那些大幅讓利的投資方案。這樣才能找到市場價格的底線，這才是中國股市國有股減持方案中最有價值的工作之一。
我們認為，國有股減持，說到底是為使中國進入經濟改革的最后沖刺，有助于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變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的社會意義是第一棒，經濟意義是第二棒，交接之間的變化是巨大的，而且第二棒不可能先跑，這也就是說，國有股減持的問題不同于其它問題，正因為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更大的智慧。我們以往所有從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然后到經濟領域的改革模式，基本上都獲得了成功，甚至得到了國外權威學者，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認可，被譽為獨具一格的“中國模式”，關鍵的關鍵，正是在此。
由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演變模式是不斷試錯的進程，而且大多是經濟改造政治，所以國有股的減持，也應該采取漸進式改革，即由政治改革先行，然后再從產權方面跟進，這也是江澤民主席“三個代表”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的精髓所在。如何領會、貫徹江澤民主席“三個代表”的思想，是國有股減持方案的根本宗旨。
“三個代表”究竟所指為何？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相融性究竟為何？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充分說明了這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什么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放棄了政治原則，在政治上不能堅持三個代表，沒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則在經濟上也絕對不會有真正的解決方案。所以，中國的改革，中國股市的發展，也必須突出“政治改革”先行，具體的任何結構改進，只能是漸進式的“摸著石頭過河”，且進行不斷實踐、不斷檢驗、不斷探索。
我們認為，中國股市也處身于中國改革的大洪流之中，感受最深的是，過去的改進基本是先外后內，先易后難，是先淺后深的，由表及里的。令人欣慰的是，積股市10年的奮進，10余年的積累與鋪墊，我們積聚了推進國有股權改進的能量與資本，這包括經驗的積累、交易成本的積累、以及股民財富即市值方面的積累、增長及各種制度、法規方面的完善與創新。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戰略的包圍圈，進行了很充分的準備，目前，我們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進行部分國有企業的股權調整，以向最后一個“高地”沖擊，從而實現我們股市的質的突破。因此，我們應該明確，準備得充分一點，犧牲就會少一點，只要所有的犧牲都是均等的，市場一定會予以接受。
簡而言之，在以往那些失敗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中，每次都是經濟沖了政治，所行方案一律帶有濃厚的尋租特色，要與民爭利，因而不但迷失了改革大業的政治方向，而且有違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正因為如此，所謂“利好”的方案、思路、舉措，無一不是一出臺就走樣、就變味、就出洋相，形似而神不似，其效果更是一塌糊涂。
我們認為，對于國有股減持，只要從市場效率角度來看，從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來講，問題就十分明了，我們要直面國有股減持的微觀基礎，也就是那些上市公司。那些公司的素質到底如何？其資產質量到底如何？誰敢站出來打個保票？這才是我們在目前只要一提到國有股減持就稍微有點底氣不足真正原因。
因此，就實際情形來看，我們還是應該坦誠地面對市場，我們需要承認，我們還不善于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之下經營國有資產，還不甚了解市場經濟的精髓。少數好一些的企業之所以好，其道理何在，我們至今還不明所以；少數壞的企業之所以壞，如銀廣夏，其道理何在，我們同樣不明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責任恐怕并不全在那些上市公司。憑心而論，他們最初一定也希望把公司搞好，把效益搞上去。有那么多專業投資機構相信銀廣夏是“中國第一績優藍籌股”，這還不說明問題嗎？
所以，我們的國有股減持千萬不能與多年以前的“資產重組”一樣，搞好了不會怎樣，搞不好也沒關系，誰也不為此負行政責任；正當的途徑搞不好，還可以通過別的途徑，甚至歪門邪道，最后發展到鄭百文那種讓二級市場的股東無償貢獻股本，以至注定會成為歷史笑談。
因此，在沒有政治體制保障的前提下，國有股是否減持，怎樣進入全流通，怎樣做到“多贏”，需要更高的行政權，應當交由更高的權力機關解決。我們的市場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大的政治基礎之上，我們的國有股減持，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的千秋大業，不是兒戲。
我們也向管理層進一言：為支持未來的減持方案，現在需要最高行政權的支持。
我們認為，由于以往的國有股減持已有演變成為全流通問題趨勢，事關大局，股市的問題，現在有了“發生非生產性機構與部門進行越權決策”的傾向。因此，應該考慮，從某種意義上講，利用加入WTO的世紀性機遇，鞏固中國股市的基礎，才是當務之急。應該考慮，借國有股減持之機，重構證券市場內在機制，才是提高證券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市場健康發展的保證。
從這個意義上講，對過去十年的股市進行清理、整頓是必要的，雖然其中要付出代價，甚至是高昂的代價，但若錯過這個機會，越往后拖，以后的代價越大。現在我們還付得起這個代價，但是確實已經是需要全國人民的理解與支持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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