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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師夏曾經在其名著《和諧經濟論》中有如此精彩的描述：一個做粗重體力活的木匠，他清晨起床后穿衣、吃飯，而衣服和面包，并非他親自生產的；他出門，而寬敞的道路和明亮的路燈也是他人辛苦勞作的成果;他需要將孩子送入學校，要到莊嚴肅穆的教堂祈禱，而他的孩子和他所獲得的，是前人研究的智慧；若他要出遠門，則更會享用他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等等一切可能減輕他旅途艱辛的設施和服務。社會為他，一個低微的木匠所提供的滿足，和單憑一己之力的勞動所能得到的滿足，兩者之間的差距大得驚人，他一天 的消費如果單靠自己，恐怕1000年才能生產出來！“包括最卑微者在內的每一個人，都能在一天之內獲得他本人在數百年中無法創造的享受，社會機制必然巧妙而強大，否則就不可能生產出如此奇特的結果。”
巴師夏將這一切歸結為一種精巧的自然秩序，也許這體現了市場機制所需要的道德基礎和法律框架，道德基礎或者可謂之誠，“誠”是一種出自于內心的善意；法律框架或者可謂之信，“信”則是指一種外在的社會關系的屬性。誠發于內而信形于外，市場經濟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誠信，大至國家憲法、政府政策，小至買賣合同、朋友相處，無不以信用為基礎。如果將巴師夏的思辯用于中國，則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誠信可能是如何的圖景呢？
你清晨起床穿衣，卻驚訝地發現經過第一次水洗的衣服已經面目全非，成為一堆垃圾;我走進自由市場，小商販用狐疑的眼光審視著你遞過去的大鈔，而你卻懷疑那些碧綠的蔬菜是否含有致命的農藥殘留，那些紅亮的肉是否注水；你驅車出門，每次過橋時內心一陣緊張，生怕路橋隱藏著陰險的“豆腐渣”威脅;你若生病住院，假醫假藥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假文憑、假學者，假官吏、假警察，假新聞、假統計、假合同，假政績、假政策……試問中國何處無假？中國較之任何時候都更緊迫地呼喚誠信。
中國有些人的確在向遠離誠信滑落，我們不乏一夜暴富的中國富翁傳奇，這種暴富背后含有多少爾虞我詐？從牟其中到賴昌星，騙局無處不在。但這不是誠信淪喪的根本，看一看溫州人就知道了，以前的溫州生意人幾乎是過街老鼠，而現在，溫州商人的信用有口皆碑。更何況，樂崩禮壞本就不是小民所能為之，如果沒有規范透明的法律框架，甚或連有待規范和有待“陽光化”的傳統法律框架都沒有得到有效維持，那么如何能夠指望小民能夠恪守誠信？“言不中，則民無以措手足”，沒有外在的法律框架，僅僅有心中的道德律，豈能夠維持草根的“誠信”？
中國有些企業的確在向遠離誠信滑落，馬克思當年則說資本家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敢躍入萬丈深淵。消費者的“用錢投票”將遏制資本家們的沖動，游戲的結果有兩種：如果政府制定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是合格的裁判，則不管你追逐利潤的心情多么急迫，為了生存你將自愿或被迫恪守起碼的契約精神；如果政府對企業的敲詐勒索熟視無睹，那么短期內將形成一個物欲橫流的僵局，為了生存哪怕是清白的企業也不得不陷入沉淪的騙術中。自從2001年以來，騙局的破裂令人目瞪口呆。從億安科技到銀廣夏，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從人們的視線中消逝，更令人發指的是：上億的血汗錢被騙局吸走，但沒有人對騙局負責，公司可以一關了之，人可以一走了之，結果行騙收益巨大，而成本則微不足道，這種“恐怖效應”泛濫成災，行騙變成了一種“藝術”，厚黑之風日盛，一時間，小騙騙于股市，大騙騙于天下。
為什么在改革開放20多年時，中國如此迫切地呼喚誠信的回歸？中國曾經有過誠信的年代嗎？20年前，我們比現在更誠信嗎？
在我們沒有屬于自己的奶酪的時候，我們沒有紛爭，于是有了路不拾遺的神話；當我們從夢中醒來，發現一無所有的自己，那一點點尊嚴，實際上掌控在賜予你奶酪的救世主時，我們將陷入困惑；當我們終于醒悟其實并沒有從天而降的奶酪或者救世主時，一剎那間我們就如何分割奶酪的紛爭頓現，并且有可能無法收拾。除非奶酪已經足夠大，使得我們對奶酪的紛爭已經變得無謂；除非如何分割奶酪的規則已經確立，在取舍與奪間有可信的規則。難道兩手空空的空洞誠信，較之為擺脫兩手空空而呼喚誠信來得更有趣味？
如此迫切地呼喚誠信實際上也許正是中國將跨進現代文明門檻的一種折射。
一切已經一目了然，誠信的缺失，其實質是我們沒有分割奶酪的規則，企業和民眾因為困惑于“誰拿走了我們的奶酪”，而陷入茫然，政府誠信的流失日甚，解民于倒懸的稅費改革倏爾來倏爾逝；解救國有企業的成功宣言奇跡般誕生然后消褪；中國股市因黑幕重重而被戲虐地稱為“賭場”加“屠場”凡此等等，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誠信缺失在何處？記得孔老夫子曾經說，為了守住誠信，可以放棄武力和威權，可以放棄食物和生命，但萬不可放棄誠信。也曾經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其實也許是水載舟覆舟，國無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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