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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公共空間？
18世紀，西歐那些擁有資產的男性與受過教育的貴族，經受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在咖啡館、酒吧等場所，自由論政，暢所欲言。如中國古語說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君子動口不動手”，自由地探討學術，評議時政。這就是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所推崇的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與“透明開放、兼容并包”的精神相聯系，其精髓正在于超越狹隘的一己之私，通過相互的溝通達成共識，通過廣泛的融合形成輿論，從而潛移默化地促進社會認同，也因此充當著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試想如果咖啡館和酒吧里總是民怨沸騰，則改朝換代恐怕為期不遠了。另一方面，如果國家和個人之間沒有一個公共空間存在的話，那么民眾為了發泄怨氣就只能去外面鬧革命。讓市民與國家直接碰頭，必將導致社會的動亂。公共空間提供了一種緩沖，因而也是民主政治的溫床。
哈貝馬斯所向往的，也許是一種小國寡民的理想。布爾喬亞公共空間的流風余韻，固然令人回味無窮，不過近代以降，隨著教育的日益普及，特別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日益發達，公共空間的外延無形中大為擴張。
由于“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有效地超越了人與人以及群體和群體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的局限，小至一個民族，大到全球，都已渾然一體。一個“地球村”的時代來臨了。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的發展之后，我們已在全球范圍延伸了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互聯網帶來的革命
互聯網的異軍突起，可望為哈貝馬斯式的公共空間困境帶來轉機。按照美國學者的標準，一種媒體覆蓋的人口占到全國的20%以上，才能稱為大眾傳媒。在美國達到5000萬人這一標準的大眾傳媒，廣播用了38年，電視用了13年，有線電視用了10年，而互聯網絡只用了5年。網絡傳媒的革命意義，不僅在于其日益大眾化的前景，更在于其高度的個性化特征。
因為網絡能實現低成本的大范圍信息傳遞，一個普通網民，不受其財產、身份、地位、職業的限制，盡可以隨意充當信息的發布者，雖然大多不免如泥牛入海，卻也不排除引起互動乃至軒然大波的可能。著名的麥特·德拉杰(Matt Drudge)現象即為一例，他所最先提供的關于克林頓緋聞案的消息，就是被《時代》周刊等大報大刊拒之門外，而后在網上首次發布的。類似的例子在中國也開始屢見不鮮，如前不久的“遠華案”中的“某歌星”身份，最近的吳征楊瀾學歷風波，就已經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而一些地方的災難事件和腐敗丑聞也是率先在網上沖破新聞封鎖的。
在重塑公共空間的基礎上，可望重建民主�！秮喼揠s志》1998年8月9日的一篇文章認為，互聯網是一種民主工具，使得大眾獲得了20世紀最重要的武器—信息。信息何以重要？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早就說過，信息是民主的流通貨幣，他甚至極而言之，在政府與報紙之間，寧可沒有政府卻不可以沒有報紙。
互聯網絡公共空間之與民主政治的聯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互聯網絡的發源地美國，1996年和2000年兩次大選中，當時主要的總統候選人都開辟了網站，大多數議會和州一級的候選人也不甘落后，紛紛“觸網”。在網站上甚至還可以舉行“現場”新聞發布會。幾年前，在俄亥俄州的哥倫比亞市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電子市政廳”，通過一個雙向的通訊系統，使居民可以經由電子設備切身參與地方計劃委員會的會議，在家中按一下鼠標就馬上能對地方分區、建設高速公路等議題進行投票，還可以參與討論。美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中，一個更為健全的“電子公所”將是未來“電子化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使“一個國家能靈活自如，其政府高效、節儉，并由識廣、明達的社會輿論所引導；能創造優質職位并造就出相應人才去擔當此等職務；能促進終身學習、社會生活以及社區文化生活”。
隨著網絡的普及，虛擬社區日益繁榮和活躍。在不同的主題下，人群進一步細化，并通過電子方式相互鏈接。網民們甚至可以自己進行民意測驗，圍繞各種爭論組成“電子政黨”或“電子院外集團”，舉辦各種“講壇”，選舉產生自己的“電子活動家”。政治活動似乎“變得如此輕而易舉，以致再沒有什么規模太小、或太渙散的事業”。
重塑中國的公共空間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百家爭鳴”的曇花一現，更多的時候則是萬馬齊喑的死氣沉沉。雖也不乏士大夫的“諫諍”、在野名流的“清議”和地方縉紳的“公論”，但從“處士橫議”到“庶人不議”這兩個極端之間缺乏一種有效的張力，遠難企及哈貝馬斯所稱的“理想的發言狀態”，并不具備平等、理性的討論規則和對話機制。而“文革”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實踐更證明了一個缺乏市民社會基礎的“公共空間”是何等的不堪信賴。
吾國上下5000年，現在值得追憶的“公共空間”雛型，首推清末民初。處此世紀之初，回想百年以前，彼時激進知識分子倉促發起的百日維新已告失敗，戊戌六君子喋血街頭痕跡尚存，而義和團圍攻使館的怒吼聲猶在耳，八國聯軍炮口下的辛丑條約墨跡未干。民國初起，軍閥混戰，內亂不止，外患日深，也終于在一場大規模抗戰中喪盡元氣。但是，在上述前后數十年政局風云變幻的背后，并非乏善可陳。恰因為傳統專制集權的削弱，地方紳權相應擴張，同時外國租界在許多城市出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局面有所打破，民間煥發出空前未有的活力，一些至少具有局部意義的市民社會應運而生、蹣跚前行，而公共空間亦從中脫穎而出。
特別是在1895年甲午戰后大約二三十年的時間內，報刊雜志、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大量涌現，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漸具輪廓。從康(有為)梁(啟超)到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以及魯迅等人，英杰輩出，不可勝數，書生意氣，激揚文字，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政黨政治的初步試驗，也在進行。那是一個公共空間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
與之遙相呼應，20世紀80年代亦曾經盛況一時，各種文化沙龍、讀書會、同仁刊物在北京、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交相呼應，蔚為大觀。然而這場“新啟蒙運動”，很快歸于沉寂。
上述兩個歷史時期中國公共空間的流產，或可歸因于市民社會的不夠強大。而今改革開放20年，在經濟結構深刻變化的基礎之上，大致可以說，我們正在形成一個初步的市民社會。但是，市民社會只能產生一種“消極的自由”，如“英國不想掌權的中產階級”要求的不過是政治最少地干預他們的經濟領域活動，而非建立一種民主的政治制度。顧準分析了歷史上一些市民社會如何未能達致現代制度，比如威尼斯、佛羅倫薩，商業繁榮，鼎盛一時，后來反而返回了小農經濟；漢堡、不來梅，這些最早的商業市民社會，也未能自發擴張出現代制度。
從根本上說，如果公共空間不彰，就只會有半吊子的市民社會，貪污、腐化、走后門、拉關系，東南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就是例證，徒具民主政治的外殼。而在嚴重的情況下，初生的市民社會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某種扭曲的“隱形社會”，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黨勢力，而這種趨勢，在我國一些瀕于失控的偏遠地區，也已嶄露苗頭。
在一個并未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徹底洗禮的中國，在一個器物層面上已經直追歐美的中國，重塑公共空間的努力因而肩負著雙重使命:既要迎頭趕上互聯網絡時代的信息化潮流，也有必要從頭積累新公民的氣質修養。近年來，以燒錢的方式堆砌“高科技”，以大煉鋼鐵的熱情追捧“新經濟”，恐已難以為繼，焉知在“新經濟”遲遲難產的同時，“新政治”已然不期而來。從輿論一律的“同而不和”到公共空間的“和而不同”，這就是我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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