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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總是在每一年的冬天悄悄地來，無論是你不知不覺的一刻，還是大吃一驚的一刻，它都會穿越寒風，準時降臨。2002年，這一刻，許個愿吧！
我們為自己許愿。為千千萬萬的你許愿。你是我們的讀者，你是我們的朋友，愿你健康，快樂，進步。
我們為中國許愿。愿她“新新”向榮。
我們特別地用了兩個“新”字。你可以當它是“嶄新”、“新鮮”的形容詞，也可以當它是“更新”、“創新”的動詞。我們許愿，中國像一個“千歲之童”，懷著探索的好奇，帶著創造的渴望，踏上新的改革里程。
中國曾經是世界發明創新的搖籃。但是，由于“居于世界中央”的優越感，自上而下的專制與干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權安排，以及對自由市場和民間經濟活動保護的匱乏，使她在相當長時間變成了一個不圖創新與學習的國家，終于漸漸落后了。260多年前，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經這樣評論：“中國人只跟著祖先的足跡前進，而忘記了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他們還沿用祖傳的科學公式，而不究其精髓。他們還使用著過去的生產工具，而不再設法改進和革新這些工具。因此，中國人未能進行任何變革。他們也必然放棄維新的念頭。他們為了一刻也不偏離祖先所走過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測的歧途，時時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識源泉幾乎已經干涸。因此，盡管河水仍在流動，但已不能卷起狂瀾或改變河道。”
在古老中國放棄變革的時候，以工業革命為標志，歐洲人創造出了現代的技術文明。現在人們已經公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們開發并貫徹了一套人類交往的規則——它抑制了機會主義和權力的濫用。而這些規則的不斷演化，完全是由于歐洲各國開放了貿易、旅行、移民和思想交流。這種開放性對于掌權者施加了系統的約束，逐漸演化出了私人產權、對政府壟斷和私人壟斷的抑制、法治以及民主的、受限制的政府。所有這些規則，構成了現代文明的制度基石。
100多年來，無數以國家興盛為使命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如何使那個窮困、保守、封閉、專制的“舊中國”變為“新中國”的道路。而從歷史的角度看，每一代人都做出了他們的貢獻，賦予了“中國”新的涵義，新的意義。他們的熱血、勇氣和創造力，推動著更新中國、創新中國的變革，構成了一個民族尋求復興的動態的創造過程。
在中國棄舊圖新的社會變遷中，最核心的激勵因素，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制度的變革。這種制度變革的方向就是，讓所有的創造能量無拘無束，讓創造性的知識自由流動，尊重和保護創造者的權利，從而推動企業家才能的發揮，吸引更多的專門人才去生產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雖然變革迄今遠沒有完成，但是它的威力已經讓世界紛紛驚呼“中國的奇跡”。
德國的兩位制度經濟學者柯武剛和史漫飛在為他們的《制度經濟學》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這樣寫到：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很少有一個國家的國民比中國人更多地遭受艱難、戰爭、騷亂和困苦。但在這一千年的最后幾十年里，我們目睹了這一不幸趨勢的轉向。中國在趕超中給人印象最深的進步應主要歸功于中國人的機敏和勤勞，但也應歸功于中國再次向外部世界開放了它的經濟。中國經濟體制中的這些基本變化將使發展新的、可信賴的制度變得必要。這種制度將適應新一代人的欲望和基本價值觀。這是中國現代化的任務之一。它可能比20年前所啟動的四個現代化更艱巨，更難以把握，更富于挑戰性，但從長期來看也更加重要。”
制度的現代化，將最終決定中國現代化的命運。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合理延伸，也是全球化時代競爭的必然要求。隨著中國入世，企業競爭、經濟競爭背后的制度競爭，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迫切地顯現出其重要性。而我們深信，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探索，已經為創造真正的制度變遷、實現中國的現代法治提供了基礎。
1900年2月10日，梁啟超寫下了傳世之作《少年中國說》，他斷言“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100年過去，我們的心中依然有焦慮，依然有緊迫，但對于“新新中國，未來之國”的夢想，我們確信是再也不需要一個百年了。
“20世紀的100年，也是中國人民精神極大解放的100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北京說。
下一個100年，中國人的精神必將得到更大的解放，由此也必將孕育出一個更充滿尊嚴的國度。祝福你，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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