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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這樣毫無遮擋地降臨在你的頭上。
世界還會更加沒有遮擋地降臨在你的頭上，因為中國加入世貿不僅僅是一個新聞，它將反映在你日常的每一步：你的結婚生子，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薪水失業……
民族與世界
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2001年11月接受了臺灣《天下》雜志的采訪，在談到美國的時候他說：“新自由主義激進派要說服大家，資本家所追求的全面自由—資金、產品全球流通的自由，對大家是有利的……事實上，美國才是全球最不開放的市場，有各種標準、行政限制，但是美國卻要求全球的其它市場要開放。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日常政治主題。”
而在早前的2月，日本的《讀賣新聞》就刊登了《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夫婦的文章《美國的標準是萬能的嗎？》，他們說，美國在利用本國經濟和媒體的巨大力量，使“美國制造”的意識形態實現商品化。
的確，美國的許多行為看起來實在讓人氣不打一處來：比如，它要求全球減少世界的廢氣排量，但是當《京都議定書》擺在它面前的時候，它卻拒絕簽字;美國要求全球裁軍，卻單方面宣布退出《反導條約》，一意孤行建立NMD，甚至把歐洲的盟友也晾在了一邊；它大聲地說要實現全球和解與和平，但是卻偏聽偏信地支持以色列。
透過這一系列的表現，其實美國人所做的一切，只有兩個字：利益。華勒斯坦所說的美國是一個最不開放的市場，原因就在于美國要保護本國的市場，以實現它在海外市場利益的最大化。難道僅僅美國是這樣的嗎？歐盟在區域內實現經濟一體化，但是走出這個范圍，它們可以共同抵抗美國、抵抗亞洲;日本在譴責美國人市場盾牌意識太強的時候，自己卻忙不迭地限制中國農產品的進入。
說到底，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以自我的利益為前提。在力圖打開別人的市場的同時，要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的市場。
世貿組織或者全球化都打破不了這個僵局，最簡單的道理是：世界的主要實體組織是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的前提就是要保護和實現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現在所謂的跨國組織傷害民族政權的權威性等等擔憂，畢竟還僅僅是一個停留于理論層面上的故事。
世貿組織與民族國家的對沖就在這里:它正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談判的過程、妥協的結果，而使所有的(民族)成員國能夠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不可避免的世界商品與服務的交流。
所以，不必對世貿有太多的幻想，對于我們自己的民族來說，我們一樣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必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但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并不自動地被翻譯成保護主義，也不被翻譯成保護既有的秩序或者既有的分配體系。
我很容易想起9·11的那天晚上，在黎巴嫩的大街上，許多人在歡呼、慶祝。時事評論員阮次山先生后來批評中國的年輕人：“在網上，一些年輕人發表了‘美國人遭報應了’或者等等類似的言論。這是與大國的年輕人的形象不相吻合的。”這些年輕人未來所要承擔的是中國未來的大任，具有這樣偏狹的民族觀念，如何面對未來更加融合的世界？
一個對自己民族負責任的人，應該是具有世界主義觀念的人，他同情這個世界上不幸的悲劇，并且把這種悲劇背負到自己的身上來。越開放的社會，越能夠經歷住挑戰，也越能夠在競爭之中處于優勢；越是世界主義的民族，越能夠在世界的論壇上獲得聲望，從而也更能夠打破僵局，使自己在整體優化了的格局中獲利。從根本上說，在世貿里，我們應當設想的并不是如何更好地保護我們的企業，而是如何更好地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和談判，使之更加符合世界的利益，而我們自己也能夠從中得到利益。
誰該是中心
21世紀開端的時候，各個國家都在爭“中心”的地位：美國人說，我們要保持“21世紀是美國世紀”；歐洲人說，21世紀歐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日本人說，21世紀的希望在日本；亞洲人說：21世紀是亞洲世紀;中國人說，亞洲世紀的希望在中國。
而無論誰在說自己是中心，心里都有一個無可否認的企盼，那就是，盡管我是中心，我希望你的大門是向我敞開的。你越敞開，我就獲利越多，我就越中心。在這諸多的爭奪“中心”的一場亂戰中，其實可以判斷出來的恰恰是另外一個格局，誰都可能成不了中心。于是，大家在爭奪的同時，又各自承認：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
然而問題又出來了：在每一個自稱是中心的國家(或聯合體)的基礎上，實際上都有一個地域的范圍在支撐這種論述。比如，美國自然是以環太平洋經濟帶為論述基礎的，歐盟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經濟聯合體，日本和中國的表達都是在亞洲的基礎上。
撇開其它的地域不說，究竟在亞洲，是以誰為中心？
在中國社科院孫歌先生一篇名為《亞洲論述與我們的兩難之境》的文章中，他說道：“生活在20世紀的大部分東亞人(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幾乎都被大國夢魘所縛，”“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人來說，最難以理解的怕是江戶日本人的‘華夷變態’之說和李氏朝鮮以中華正統自居的姿態。前者自稱自己是‘中華’而清朝中國是‘夷’，后者則認為中華文明的正統不在它的發祥地而在朝鮮半島。近代中國人似乎從未有過興趣與鄰居們爭論到底誰更能代表‘中華’，不用說歷史上以宗主國自居時的心態，即使在國民國家的框架里，‘誰是中華’的問題也只能引起國人一笑，不僅僅因為它的越俎代庖性格，更是因為伴隨著實體性地理感覺的大國心態和不伴隨這種地理感覺的‘經濟大國’心態，這二者間是不能簡單地以‘大’為名劃等號的。盡管高科技思維今天正在瓦解實體存在的意義，我們似乎還沒有達到看輕地理邊界的地步。”
中國人或者亞洲人都期望能在新的世紀里對抗甚至瓦解西方在上個世紀所構建的經濟政治秩序，但是，以一種新的中心來代替一種舊的中心，是否就是惟一能夠得到的結論？或者，我們仍然延續上個世紀或者上上個世紀的思維模式，繼續構筑我們在亞洲或者至少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能夠獲得多少的成效？也許可以說我天真，但是一個沒有中心的亞洲，或者沒有中心的世界，只有規則和談判的過程，是不是能夠更加地令人放心？
后現代的迷境
后現代是一個勾人心魄的詞語，它最少傳達了幾種觀念：時髦、先進、時代感強。
都市的產生、物質的豐富和思考的多元，尤其當西方有人宣稱已經進入了“后后現代時期”之后，中國進入后現代時期似乎成為一個無可爭議的命題。后現代有一些基本的標簽，比如，存在主義、先鋒派、頹廢、女權主義等等。它自然也有著一些基本的精神狀態或者方式：比如，生存的無意義、以身體對抗社會、嘔吐、嚎叫搖滾、抗拒所有威權……
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所遭遇的信仰迷失和道德困境，他們真正地進入了都市，進入了“黃天已死，蒼天未立”的狀態。
但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困境是什么？我以為并不是后現代的困境。后現代來源于幾個最基本的現實：中產階級主流觀念的形成、工業文明充分發達和商業社會的基本完善。在這樣的前提下，才有西方的知識分子被現代文明所強暴的后果。但是，中國的現狀是幾個最基本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9億農民的城市化。只有當大量的農民進城，成為工人之后，現代化的工業文明才算建構起來；
中產階級地位的確立。現在中國的確有大批量具有中產階級收入的人群。但是收入并不代表著一切，只有當相應的責、權、利與這個階層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夠有所謂的社會思想的確立，而只有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確立之后，才有形成一定規模的思想對抗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形成后現代的困境的境遇；
貧富分化的相對平衡。社會實現基本的公正與分配體系的平衡，穩定的格局形成，社會變成一波死水，文化異端分子才開始沖撞現成秩序、尋求新出路的歷程。
在工業文明仍然處在起步的邊緣的時刻，談什么后現代困境呢？……
不管怎樣，這個世界就突如其來地掉在你頭上，猝不及防。如果你沒有準備足夠大的盤子，它會把你砸死;但是如果本來心里就裝著它呢，不用盤子，你也能兜得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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