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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公民？這樣的一個問題可能會遭到恥笑。一個人取得公民身份，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來自于自然狀況與不假思索的。
這當然顯得與我們努力了20年所取得的世貿成員的資格不同，因為努力就意味著痛苦、掙扎、辛勤、汗水、淚水等一些類光榮的名詞。
但是，自然取得的是否就意味著自然成熟的呢？就好像我們的問題：誰是公民，更確切的應該是：誰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面臨著世貿組織堆積成山的規則，面臨著中國迫在眉睫的社會變動，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每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公民都規定了義務和責任范圍。但是，有些東西，并不寫在憲法或者法律里。
美國往事
2001年第4季度，狂亂的美國。無論阿拉伯裔美國人如何地低調，如何地避免盡量少地在公眾場合露面，他們仍然成為大大小小的襲擊的目標：他們在大中小學中受到騷擾，被踢出航班，清真寺遭到襲擊。
這不是最嚴重的。令人更加擔憂的是，美國政府在“9·11”之后無故扣押了1100人，其中大多數是穆斯林，而這么長時間過去了，他們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人被指控與襲擊世貿大廈或五角大樓有關。
動亂或者戰爭的年代是政府狂歡的年代，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公民容易被一些輕易的概念所煽動，例如愛國、例如復仇、例如正義。而在公民的情緒被煽動起來之后，政府就更加容易地隨著戰爭擴張了自己的權力。布什政府就毫不客氣地逮住了這個機會。
無故扣押就是一個前兆。當然，布什政府在這么干之前已經做了充分的鋪墊。因為美國公民畢竟不是一個那么容易被欺騙的人群。布什聲稱在這樣一個時期，宗教或種族寬容空前的重要，然后頻頻會見穆斯林宗教領袖。而大肆扣押的同時，他和他的司法部長宣稱其中有一些人被懷疑是阿爾-伊達的成員。
然而恐懼并不發生在扣押本身，而是扣押之后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舉動。首先，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拒絕對媒介透露被扣押者的姓名和身份。
接著，美國政府的手伸向了司法程序。按照美國法律的慣例，嫌疑犯有權利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自己的律師做充分的交流。這可以說是律師的特權，美國人習慣于此，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樣，律師才能充分地為嫌疑犯辯護，而不至于使陪審團在沒有聽取足夠的證據下對嫌疑犯做出匆忙的判決。而阿什克羅夫特發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官方將有權監督律師與“聯邦嫌疑犯”之間的交流。
聯邦政府隨即又取得了訊問權。他們將詢問5000名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學生。這一做法被攻擊為“調查種族背景”。
對司法干涉終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1月13日，布什政府發布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特別軍事法庭，用以審判“外國恐怖分子嫌疑犯”。這個法庭將不再保證他們的指控是正確的，也不允許被告自己選擇律師，沒有任何保證聽證會公開或秘密的準則，被告也不準上訴。裁決(包括死刑)是由軍事法庭自己選擇的陪審團以2/3比例以上通過的。
美國的法庭系統曾經提出異議，認為日常法院系統是有能力處理涉及到恐怖主義的案子，明顯的例子是他們在1993年的世貿大廈爆炸案和1998年美國東非大使館的爆炸案中都有成功的先例。但是，布什政府說：現在是戰時，而日常法院的系統是不符合戰時審判的需要的，日常是個例，而戰時是大量。
美國的立法系統同時也在退卻。國會通過了一個法令，授權情報系統擴大它們的政府監督權力，允許他們提高監聽移動科技水平，允許它們開始“監聽”電子郵件。
布什政府的以上行動顯然都是在堂而皇之的理由下進行的：美國受到外來戰爭的威脅，為了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或者國家安全，政府必須采取非常手段對付非常的敵人。
然而，悄然被置換的概念就在于這里了：公民的安全與國家安全。
國家機器有自己本身行動的邏輯，它自身有著不可遏止的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的欲望。國家每前進一步，公民就往后退一步。今后，同樣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政府可不可以要求公民允許秘密逮捕？秘密處決？允許審問了阿拉伯裔美國人，允不允許審問亞裔美國人—別忘了，亞洲也有類似猛虎組織、阿布沙耶夫這樣的恐怖組織？允不允許審問純正美國人—也有美國的極端民兵組織，像麥克維這樣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位德國神父懺悔道：“當他們來抓工會組織者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反正我不是工會的人。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反正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反正我不是天主教徒。后來，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不是一個神父的懺悔，這是一個公民的懺悔。因為，當國家機器以正義的名義擴張自己的權力的時候，公民有義務“站出來反對”。國家的擴張邏輯是無窮的，沒有邊界的。而公民的一個重要義務和責任，就是將國家限制在既定的范圍之內。美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要義，也就在于防止國家的權力過分膨脹，以至于侵吞了公民的權利。
美國公民在此時的墮落卻顯得分外地醒目：因為他們有過足夠的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當時的總統羅斯福為了解決國內的困境和國際上的戰爭，實行了一系列強總統和強聯邦政府的措施。這些措施不斷地在其后繼任的總統身上得到強化。到了1972年，把自己看成了是“全民總統”(也就是超越了自己所在的黨派，而成為全民支持的政治人物)的尼克松，終于難以自制地進行了一些違憲的行動—從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過渡到擴張個人權力。“水門事件”使美國公民對政府的權欲有了充分的認識，于是，限制政府權力的一系列法律行動由此展開。
同樣是由戰爭開始的。美國公民難道在期待另外一次“水門事件”嗎？在這個領域中，英國政治學家洛克早就說過：“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那時候的國王，就是現在的國家。
該誰買單了？
國家之“進”與公民之“退”，“相得益彰”。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看似悖論的難題：公民的安全必然要依靠國家來保障，而公民另一方面卻要限制國家的延伸。
似乎到了經濟領域仍然如此：一方面，公民希望能夠從國家那里獲得發展的資源；另一方面，公民卻希望國家不要干涉自己的事務？這是不是有點“上樓抽梯”的味道？
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而在于，國家的位置是限于“公共領域”，而私人領域的事情，是公民自己的責任。如果公民真的不愿意讓國家進的話，那么，該自己“買單”的時候，就必須自己“買單”。
美國學者保羅·海納曾經講過一個寓言：一個英明的君主發現電影對于提升公民的靈魂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發布一道命令，由國家全面接管電影院，所有的人免費入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看電影變成了可怕的經歷。”電影院成了巨大的娛樂場，小孩們爭奇斗艷，成年人吆三喝四，婦女們笑語歡聲，流氓們打架斗毆。
你敢否認自己有搭便車免費看電影的欲望嗎？但是，不付錢的結果就是誰也看不成電影。
你希望高速公路由政府出錢修建給你白用嗎？最后，必然是擁擠到誰的車也開不動。
這不是惟一的領域，你希望政府出錢來教育你的孩子嗎？那你要忍受政府分配工作的不平等；你希望政府出錢給你出書嗎？那你要忍受政府的審查。這是符合邏輯過程的。
所以，要成為一個能夠防御國家“進”的公民，他(或她)的前提是一個“自治”的公民。所謂的“自治的公民”，美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曾說：“公民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與作用首先是在基層組織和利益群體內構造初級秩序，它基于日常生活的人類互動關系模式。使人民保有對治理自己個人事務的基本權利，其基本原則是認為每個人‘在判斷自己的個人利益方面是惟一最好的，除非他們損害公益或者公益需要他的幫助’。”
社會職能分工的細化，最好地限制了政府的進。西方的一些政客，頻頻慨嘆國家的角色愈來愈弱，恰恰是政府的多數職能，開始被公民社會中的一些團體、利益集團、公司、社團等民間組織所替代。公民自我承擔的角色越多，政府的干預能力就愈弱。
反全球化運動中的一個強音，就是跨國公司的權力已經凌駕于民族政府的權力之上。這也許并不是一件好事，對于一切權力的過度擴張，公民都要保持足夠的警醒，但至少這個現實可以說明，民間的力量是足以抵抗國王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在公共領域之外的公民自治，也是避免國家負擔過重，導致誰也沒飯吃的結果。
所以，你想看一場不被干擾的電影，請你自己買單入場。這也是你的公民責任之一。
珍珠港的遺產
這是12月7日《今日美國》的社論。那天是日本襲擊珍珠港60周年紀念。可是，社論卻說：“日裔美國人知道受傷后的仇恨治愈得如此之緩慢。到今天為止，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在12月7日這天呆在家里，因為害怕受到暴力的侵害。珍珠港60周年紀念是一個哀悼逝者、彰揚勇者的時刻。它同時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們知道美國的價值可以是多么地錯誤。而今天，當我們又遇到穆斯林的時候，這些日裔美國人可以為我們作證，我們的價值也可以是多么地正確。”
它所指的錯誤，是1942年，美國政府將11萬日裔美國人關進了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而2001年的這一天，一群日裔美國人拜訪了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清真寺，為了兩個目的：記憶美國那個羞辱的時刻；告訴穆斯林，這樣的悲劇不會在未來的美國出現。
1942年的美國人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將帶有日本血統的人統統囚禁起來，按照布什政府的邏輯：戰時。政府不會懺悔，但是公民卻會懺悔。正是因為由于戰時所煽動起來的狂熱情緒，使美國的公民縱容甚至推動了美國政府采取了那樣非人道的一個政策。看起來是民主所結果的，實際上是“暴民政治”所結果的。
這樣的暴民政治在上個世紀發生了太多：有印巴分治時的宗教大屠殺，有布隆迪和盧旺達的宗族大屠殺，有印尼對華人的屠殺……當然，歷史上最經典的，無過于耶穌的殉難：當他在各他受難的時候，總督彼拉多三次要釋放他，卻都被狂躁的民眾反對了。
法律自有法律的精神，法律自有法律的邏輯。如果一部法律得以在社會上施行，那么公民就必須要跟著它的邏輯走。美國的禁酒令從來就不被認為是一個好的法令，但是仍然有執法者為之愿意付出生命，因為那就是法律的邏輯和它的尊嚴之所在。
所謂的“民憤極大”，就是一種典型的暴民政治，它完全拋棄了法律本身的邏輯，而以人為的力量隨意地篡改了它的邏輯。
對于這樣的作為，曾否有一個成為“民憤”中的一“民”，有過懺悔？有過反省？
懺悔，既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責任，同時也是防范自己再成為“暴民”的可能性。
努力獲得的世貿組織成員資格，和不努力獲得的公民身份，具有同樣艱辛的學習和實踐的過程。只有你能夠像一個公民那樣，才能與你所盼望、所贊頌的“世貿新天地”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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