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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上半葉，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的孕育成熟，將使傳統的“國家社會一元化”實現向“國家——社會”二元結構變遷。
這一變遷過程，其實就是私法理念的實現和憲政精神的圣誕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生活的法治過程。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載入憲法，堪稱中國法治進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求索法治之路、建構法治中國”正是未來中國任重而道遠的使命。
本文擬從立法和司法這兩大法治要素的視角勾勒一幅“法治中國”的未來。
新中國立法事業滄桑
新中國的立法事業可謂一波三折、歷經滄桑。建國初期，新中國于1954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并制定了《婚姻法》等一批重要法律。遺憾的是，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后，由于“左”傾錯誤思潮泛濫導致法律虛無主義盛行，初見起色的立法工作遭到重創，“文革”期間完全跌入低谷。1957年后的20年中，全國人大除了在1975、1978年通過兩部《憲法》外，沒有制定一部法律。直到1979年立法才開始步入正軌。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部重要法律。
改革開放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始終將立法工作作為首位任務，將立法推入了快車道。迄今，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在當代中國的立法史上，有這么幾部堪稱里程碑式的法典具有非同尋常的現實意義：
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賦予了普通公民與政府衙門對簿公堂的訴訟權利，對于實現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平衡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
1993年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堪稱與中國公民最為貼近的法律，靠著它，消費者才真正由昔日“沉默的羔羊”揚眉吐氣般地成為商家的“上帝”。1994年頒布的《國家賠償法》對于保障處于弱勢地位的公民的合法權益，對于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都具有深遠意義。
2000年頒布的《立法法》對于規范立法行為，防止立法無序、立法腐敗等現象，實現“依法立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立法法》堪稱“良法”的“通行證”。
“后立法時代”的開始
倘若說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開始進入“將立法推入快車道”的“立法時代”，那么21世紀初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的初步形成，既表明中國開始步入“積極推進司法改革”的“司法時代”，又標志著追求立法數量和規模的立法趕超型的“前立法時代”的結束和加入WTO后的“后立法時代”的開始。
在“后立法時代”，中國立法將走出片面追求立法的數量和規模的傳統誤區，由數量規模型立法向質量效益型立法轉變，由政府推進型立法向市場主導型立法變遷，由閉門造車型立法向開放借鑒型立法過渡，在WTO的平臺上重估立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注重充分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的法律移植，將成為“后立法時代”的立法特色。
簡而言之，WTO時代的中國立法應當走出“挑戰—回應”的立法舊模式，向“回應—創新”的變法新模式變遷，以“變法”為契機推進制度創新及制度變遷，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可持續性的立法推動力。
立法腐敗不容忽視
需要強調的是，頗具隱蔽性的立法腐敗也是不容漠視的權力腐敗現象。相對于司法腐敗，立法腐敗的潛在危害性尚未引起包括法律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警惕和重視，鮮有對立法腐敗的警示之聲。
倘若說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立法可以視為社會正義的第一道堤壩，是法治長城的重要基石。立法謀私、立法“走私”、立法不作為等立法腐敗現象勢必會對社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戕害。而立法中的地方或部門利益保護主義則是立法腐敗最突出的表征，也是滋生立法腐敗的一大“病灶”。
建議立法改革著重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實行“開門立法”，讓民主的陽光驅散立法腐敗的陰霾。
現代意義上的立法是一項“陽光下的事業”，“開門立法”是立法民主性和立法公開性的應有之義，是立法充分吸納民意的必由之路。實踐證明，及時通過媒體向社會各界公布法律草案，舉行立法聽證會或專家論證會廣泛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見，可見最大限度地吸納民意，防止“劣法”或“惡法”的產生。
其二，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構遏制立法腐敗的程序性屏障。
為有效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門利益保護主義傾向，有必要在行政立法中樹立立法回避觀念，凡直接涉及某行政部門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該行政部門原則上應當回避，不能參與更不能主持起草工作，應由地位相對超脫的國家權力機關的專門委員會起草或委托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代為起草。
司法改革漸入佳境
訴諸法庭由相對中立的法官做出裁決的司法裁決模式，已成為現代社會解決糾紛的最權威的常規手段，也是人類社會迄今最為和平、文明、公道的糾紛解決模式。以法律適用為要義的司法，被公認為現實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先天不足的中國司法制度積弊甚多，存在著若干明顯的制度性缺陷。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建立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以“審判公開”和“檢務公開”為核心的司法公開制度的建構，率先揭開了跨世紀司法改革的序幕。
司法改革在中國法治實踐領域最為活躍，法院也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改革焦點。公開審判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重要司法原則和訴訟理念，對于防止司法恣意、遏制司法腐敗和實現司法公正具有陽光般的積極效應。1998年7月中央電視臺首次對一起知識產權糾紛案的庭審進行直播；北京市各級法院率先全面實行公民自由旁聽庭審的制度；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還于1999年7月首創公民自由查閱裁判文書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11日公布了《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標志著審判公開這一憲法原則正在逐步實現規范化和制度化。
公開審判理念其實并不局限于庭審公開的范疇，裁判文書的公開也應是公開審判理念的應有之義。最高法院已經決定自2001年起有選擇地向社會公布已審結案件的裁判文書，并要求各級法院逐步做到裁判文書向社會全文公布。在我看來，公布裁判文書堪稱落實審判公開原則最具實質意義的舉措，也是中國法院實施“陽光工程”的一大創舉。
依我之見，處境尷尬的陪審制度和法院執法制度的改革以及有中國特色的判例法制度的建構，應當成為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以“公正和效率”為價值取向的司法改革正漸入佳境。
激活憲法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8月13日最高法院就公民因《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而產生的糾紛的法律適用問題正式頒布了一個堪稱里程碑標志的司法解釋(見附錄案例)，在這份名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的批復》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意味著《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容漠視。
最高法院的這一《批復》絕非普通的工作性答復，而是開創了中國法院通過司法審查保障憲法意義上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先例，開拓了公民憲法權利的司法救濟途徑，開創了《憲法》直接作為中國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的先河。可以預言，最高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將成為中國法治過程中一份經典性的司法文件。
中國，已經開始了“憲法司法化”的劃時代進程。通過訴訟激活憲法文本，在司法個案的裁判文書上呈現憲法權威，已成為解決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的“憲法鴻溝”問題的良策和重要路徑。
防止法律萬能的誤區
有必要強調的是，“法治中國”的建構一定要防止步入法律萬能的誤區。人的希冀、想像、浪漫和熱情往往是沒有邊界的，而法治作為一種制度文明其功用則是有邊界的，并不是一切社會問題都能轉化為法律問題放在法治這個“魔瓶”中予以消解的。法治活動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立法的規律和司法的個性，實現“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合理兼容。法治畢竟是一種“內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建構“法治中國”需要熱情的投入，更需要冷靜、理智和審慎，當然還需要時間。
法治——與其說是理想，毋寧說是一種實踐的過程；法治中國——與其說是令人神往的宏偉藍圖，不如說是全體法律人乃至整個社會正在創造著的活生生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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