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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許多值得紀念的日子，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正屬于此類。
世界貿易組織(WTO)脫胎于關貿總協定(GATT)，其目的是建立起一個自由、公平、公正的多國貿易體系，實現繁榮、安全和負責任的經濟世界的最終目標。WTO的核心是貿易—貿易是因社會分工而產生的，因時代推進其形態也不斷進化。
文藝復興運動使西方社會在精神上擺脫了桎梏，科學技術、工業革命隨之而至。生產效率迅速提高，分工高度精細，人們必須通過貿易來維持生存需求。于是，貿易成為維系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紐帶。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國家的形態也日趨成熟，現代主權國家的形成亦使得關稅成為貿易成本中必然的一部分。這使得取消關稅和貿易自由成為國家之間，尤其是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必然要求，當這種要求不能實現時就產生了現代的國家戰爭。
東西方第一次正面的對話就是此類戰爭。
對于近代中國160多年的歷史來說，文明的“沖擊—回應”更多帶來的是驟然的、非自愿的被動開放。于是，在之后的歲月中，錯愕、驚訝、屈辱、自責、自卑、發奮等情緒總是揮之不去。
被迫開放80年之后，中國人在精神層面最大的收獲才開始到來：1919年的五四運動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意識形態的開放，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核心的文化自我更新。開放意識之強烈，甚至最終使中國選擇了當時在西方社會最為前衛的社會主義理念。并且，中國人在此理論的基礎上成功地締造了自己的共和國。
五四運動60年后，中國再次選擇了改革開放，自主自愿的。而2001年的入世則是中國走向全球化、與現代文明全面接軌的又一個重要標志。
法與權
雖然WTO的原則是貿易自由，中國亦希望從貿易自由中獲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帶給中國最具根本性的是法制精神。
與關貿總協定不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并不是自動適用于其成員國家，成員國必須把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條款轉化成自己的“國內法”，再按“國內法”來實施。
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邊談判結束以后，中國政府就開始了加入WTO的準備工作，而工作的重點，就是清理、修訂、廢除不計其數的與WTO沖突的法律、法規及各種紅頭文件。這被認為是中國自清末以來最大的“變法運動”。
這個過程經典地反映了中國多年來的社會運行機制：從宏觀的國家管理到具體的社會組織管理，都是由權力強大的政府自上而下通過法律或行政的方式來推動，包括加入WTO。
因此，加入WTO后，最大的挑戰不是對某一行業的挑戰，實則是對政府的挑戰，是對2000多年歷史以來形成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挑戰。
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原罪”意識這一根本出發點之上，因而有重物質，重法制，重理性，重民主的特質；長期貫穿其社會的運行機制是以契約為核心的憲政精神。而以“性本善”為核心的中國文化重精神，重道德，重感性，重權力。東西方在制度層次以及精神層面的相悖為此后全球化的接觸埋下了許多伏筆。
五四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德先生、賽先生”的觀念，但因法的機制沒有建立，民主的意識就不能得到保證;而對于科學，我們的接受程度亦僅及于科研以及與物質發生關系的層次;至于生活、工作的大多數行為，并沒有建立起科學的精神，如同法制、民主一樣，它也是一種習慣。
從修法的內容來看，它將完善中國原有的法律體系，修正社會的權力分配方式，從而改變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而從文化角度看，只有制度層次的對接成功，才能說中國與現代文明真正接軌。
挑戰來自心中
如果說入世后的中國首先面對的主題仍然集中在權力分配的重新調整，以及因此而導致的市場秩序的重新建立上;那么幾年后的進程會進展到更加微觀的層次，如企業內部的管理，一批真正適應WTO規則的民族化企業將誕生。
現代交通、信息技術的提升已經使主權國家的自然疆域變得非常模糊，WTO的深入化將使得更深一層的經濟邊界得到拆除。在未來，國家的概念將相對模糊，跨國企業的概念將會突出。
在這個層面上，國際競爭的主體不但是企業，更是企業的文化，即企業競爭過程中所信奉及執行的真實的價值觀。
盤點一下近10年來中國企業的發展史，多少地會影響到我們的自信心。中國企業發展中所表現出的光怪陸離的泡沫一部分來自于客觀原因，但亦更深地根植于企業的價值觀。
因此，WTO后中國企業家將面臨著更為巨大的挑戰，這種挑戰不但是來自于外部市場，更來自于心中，來自于自己都難以觸摸的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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