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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靳麗萍/文
深圳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興亡，以及它所存身的土壤
中天勤還活著，可它已經死了。
因涉及銀廣夏利潤造假案(參見《財經》2001年8月號封面文章《銀廣夏陷阱》)，這家審計最多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會計師事務所在9月以后實際上已經解體。
劉加榮和徐林文名列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16名合伙人之列，他們在嚴重失實的銀廣夏1999年度及2000年度財務報表上簽署了“無保留意見”，就此斷送了自己乃至中天勤的前程。“這兩個人永遠出局了。”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秘書長李勇告訴《財經》。財政部亦早已于9月初宣布，擬吊銷簽字注冊會計師劉加榮、徐林文的注冊會計師資格；吊銷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資格，并會同證監會吊銷其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同時，將追究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的責任。
市場上幾乎每天都傳來中天勤的上市公司客戶們解除與其財務報表審計業務關系，另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締約的消息。熟悉業內情況的人們知道，帶走這些客戶的，其實正主要是中天勤的骨干乃至合伙人們。《財經》了解到，除劉加榮、徐林文因可能受到檢控而不得自由外，其他中天勤的合伙人們差不多均已在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確保了一席之地。在上市公司審計市場上，客戶資源仿佛注冊會計師們的私產。隨著會計師們散去，中天勤龐大的上市公司客戶名單(超過60家)亦將很快一家不剩——這是告別中天勤的最后一幕午夜狂奔。
中天勤在去年剛剛由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和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合并而來，擁有320名員工、近百名注冊會計師、超過60家上市公司客戶，年均業務收入超過6000萬元，在深圳排名第一，全國位列五強。它在登上頂峰之時崩塌，只是因為一個銀廣夏偶然事件嗎？而且，究竟是什么樣的土壤，造就了中天勤呢？----在它的歷史走向終結之時，《財經》南下深圳，細訪中天勤員工、深圳注冊會計師行業及其他知情人士，中天勤走向末路的必然性于是浮現出來。
上篇
劉加榮、徐林文
重大過失還是通同作弊?
記者從中注協獲得的最新消息是：財政部、證監會、中注協聯手對中天勤進行專項調查后，完成一份包含六大內容的調查報告，報告已移交司法機關。
調查報告認為，兩名簽字注冊會計師劉加榮和徐林文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會計師法》、《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中國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存在“重大過失”，造成過失的原因是“根本沒有履行必要的審計程序”。
報告舉例說明，一份審計工作底稿按規定要經主審會計師、項目經理、合伙人三級復核，才能形成審計報告并簽字，有的會計師事務所甚至還由技術標準部門最后把關，形成四級審核。但在銀廣夏審計中，中天勤只進行了兩級復核。
此外，簽字注冊會計師對天津廣夏(銀廣夏旗下子公司、利潤造假案直接工具)應收賬款進行函證時，將所有詢證函交由公司發出，未要求公司的債務人將回函直接寄達會計師事務所，而是由公司交給簽字注冊會計師；而實施函證時注冊會計師應當對被函證者的選擇、詢證函的編制和寄發以及回函保持控制，這是注冊會計師的一項基本常識，中天勤卻未能做到。作為該項目的主審會計師，劉加榮本應復核工作底稿，卻未能“認真履行”；另一名簽字注冊會計師徐林文，則根本沒到過銀廣夏上市公司現場。
報告還揭露了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銀廣夏核心業務天津廣夏的具體審計人，竟然由兩名助理審計員擔任，他們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格，不僅不具備專業的審計功底，也缺乏外貿知識。
劉加榮、徐林文是否與銀廣夏串通造假？對于這個關鍵問題，調查報告沒有作結論。中注協秘書長李勇告訴《財經》：“目前還沒有通同作弊的證據。”他又說，“如果是通同作弊，他們可能要被判刑。”
報告確認的部分是：銀廣夏2000年虛增利潤56704萬元，1999年虛增利潤17782萬元，1998年虛增利潤1776萬元，三年合計76262萬元。這已經超出了《銀廣夏陷阱》一文的估計。
挽救天勤
中天勤已是兩座空營，所有員工被解除勞動合同
在深圳，中天勤已是一座，準確地說是兩座空營——中天勤雖然在一年前已由中天和天勤兩家會計師事務所合二為一，并于2000年12月21日領取了深圳市財政局頒發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許可證”，但一直是兩塊牌子、兩處辦公。
中天勤的中天部分地處深圳市福田區深南中路愛華大廈，天勤部分地處蛇口招商大廈，兩地相距甚遠，蓋一個章來回車程都要40分鐘。為業務方便，中天勤刻了兩枚業務專業公章，天勤持業務專用章1，中天持業務專用章2。
9月7日，財政部擬處罰中天勤的決定公布后，中天勤首席合伙人章為綱(原天勤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和主任會計師蔣賢山(原中天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立刻召開了一個全體大會。據與會者描述，兩人在會上不滿地說，“股市大亂是國有股減持攪局，卻怪在銀廣夏的頭上；上市公司源頭造假，卻要拿我們問罪。”隨即安撫員工，“事情很快就會過去。”
到10月中旬，中天勤召開第二次全體大會，兩名合伙人的口氣已經大變，他們表示將“設法挽救天勤”，“通過更名讓它再獨立出來”。劉加榮和徐林文均是原中天的合伙人，在天勤方面看來，甫一合并便遭此無妄之災，實在是冤枉。
挽救天勤的努力顯然以失敗告終。10月29日，中天勤員工在《深圳商報》A2版中縫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看到如下公告：“天勤事務所合伙人宣布撤所。”雖然這本來只是中天與天勤合并的未完成手續，但此時此刻，天勤撤所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11月9日，中天勤員工接到回所通知，等待他們的是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包括注冊會計師在內的所有員工被合伙人們要求馬上簽字，三天內離所，20天內與中天勤脫離一切關系。
目前，分處福田和蛇口兩座大廈里的中天勤辦公室已人去樓空，只有四名后勤人員留守，他們分別是辦公部主任、會計、出納和司機，在協助司法機關完成最后的審查程序后，也將各奔東西。
前事：“中華”崛起
10年的長足發展，使深圳中華累積下一筆巨大的家產
無論是原中天會計師事務所還是原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在深圳注冊會計師業界的地位均可以說是龍頭老大，不僅業務量排名第一第二，而且建所的時間也屬最早的一批。
中天的前身是深圳中華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于1986年12月4日。天勤的前身是蛇口中華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于1984年4月26日。與當時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一樣，兩家都是由政府部門所辦，深圳中華的主管部門是當時的電子工業部，蛇口中華的主管部門是當時的交通部。
深圳中華的首任所長也系政府官員出身，是電子工業部財務司綜合處處長朱震昌。據朱震昌回憶，深圳中華籌備時寥寥幾人，開業時不過18人，職工都住在筒子樓里，條件相當艱苦。但三年后，深圳中華就成為深圳市“最賺錢”的會計師事務所，職工工資年年漲，每年假期還享受出國游。1993年，深圳中華以2000萬元的業務收入位居全國第一；第二年，經財政部批準，深圳中華與浩華國際會計公司(世界十大會計公司之一)合作，成為全國第一家國際會計事務所的成員所。
也正是在這段時期，深圳中華第一次接觸到銀廣夏項目。項目是朱震昌本人接的，當時是幫助銀廣夏上市，上市成功后每年的年審自然成了深圳中華的業務，此后，朱震昌又接手過三九藥業、深石化等重量級的客戶。
雖然深圳中華是政府部門投資辦的國有事務所，但實行的是“自收自支”政策。事務所每年向當時的電子工業部上交收入的20%，其余均歸自己支配。1/3用于人員工資，1/3用于辦公費用，另外1/3用于事業發展，這筆錢后來被叫做“留存基金”。
到1997年底，深圳中華已經積累了一筆龐大的家產。朱震昌說，僅留存基金就在500-600萬元以上。這筆財富的存在和去向，引發了次年會計師事務所改制時一場激烈的利益爭奪戰，并直接影響到深圳中華后來的命運。
轉折1998
改制意味著合伙人將直接擁有事務所權益，對兩個“中華”來說，這是巨額的現金和其他資產
1998年是中國注冊會計行業發展歷程的一個轉折點。會計師全行業“脫鉤改制”的高潮即在這一年。所謂脫鉤，意在將事務所與政府部門、國家機關脫離關系，成為獨立的中介機構。
名義上，改制辦法為脫鉤后的會計師事務所設計了兩種模式：合伙制與有限責任制。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合伙制要承擔無限責任，風險更大，因而對事務所的行為有更強的約束力，在市場上也較具信譽度。
深圳注冊會計師協會提出的改制時間表甚至更遠在全國時間表之前。深注協要求深圳市的會計師事務所須在1997年年底前完成改制。
時間逼近1997年底，深圳市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都已啟動，惟獨排名第一第二的深圳中華、蛇口中華兩個大所卻保持沉默，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和交通部遲遲不肯表態。深注協給兩家事務所亮了黃牌，如果年底再不改，深注協準備撤消他們的執業資格。
在最后期限前二十幾天，兩部終于點頭同意。深圳中華與蛇口中華于是匆匆忙忙開始了改制。最棘手的問題是，那筆巨大的家產怎么辦？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雙方達成一致——電子工業部與交通部得到了至脫鉤日前的所有者權益，“留存基金”則留給了事務所，這包括職工福利基金、職工獎勵基金、職工后續教育基金、職工風險基金以及職工住房基金等。
這是一筆多大的財產呢？對深圳中華來說，是近400萬元的風險基金、數百萬元的有價證券、五六千平方米的房產、28套職工宿舍。對蛇口中華而言，是1200多萬元。更大的資源是事務所的無形資產。
最敏感的問題立刻就浮出了水面：誰當合伙人？
合伙人爭奪戰
改制匆匆忙忙，誰都想當合伙人。而贏家過去都有領導職務，兩個“中華”脫胎為“中天”與“天勤”
根據深圳注冊會計師管理條例，設立合伙制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會計師，必須有五年的審計工作經驗。這樣的人在深圳中華有20多名，蛇口中華有18名。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強烈表示“要當合伙人”。
然而，時間已經相當緊張。經過一番“安排”，兩個事務所都采用所長提名、幅度很小的差額選舉辦法，產生了合伙人，深圳中華是九名，蛇口中華是七名。這16名合伙人在改制前，均擔任領導職務，分別是所長、副所長、所長助理或部門經理。主持改制的兩位所長朱震昌和劉昌漢分別擔任了改制后兩所的首席合伙人。
合伙人名單一宣布，就引發了爭議。一位女注冊會計師干脆寫信給交通部說，“合伙人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另一些注冊會計師則向媒體反映，“他們被剝奪了參予改制的權利”。注冊會計師們要求重新選舉合伙人。遭到拒絕后，部分人開始消極怠工。
情急之下，深圳中華召開合伙人管委會，朱震昌提議擴大合伙人，但其他八名合伙人一致反對。朱震昌了解到鵬程事務所改制很順利，跑去取經。這家事務所所長告訴他，表面上他們是五個合伙人，私下里其實所有人都簽了認股協議，對出了問題怎么辦，賺了錢怎么分、股份增減和業績掛鉤，都有詳細規定。朱震昌覺得這辦法可行，但其余八名合伙人又都抵制。
此后，朱震昌還建議增加授薪合伙人(享有合伙人的薪酬待遇，但沒有其他權力)，也被八人否決。
其他新人難以進入，利益的原因是顯著的，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其他八名合伙人都是新人，如今以主人翁的姿態與朱震昌平起平坐，多數人不再像過去一樣服從。朱震昌需要增加自己人，以對其他人進行“制衡”。
八名合伙人就包括后來涉案銀廣夏的兩位注冊會計師劉加榮和徐林文。劉加榮畢業于中央財經大學，徐林文畢業于杭州電子工業學院，兩人都是朱震昌選入中華的。1997年前，徐林文被提升為審計二部主任，劉加榮任副主任，在改制時，他們順利地加入了合伙人隊伍。
朱震昌沒有想到，他提出在八人之外有新人進入的主張，最后促成自己出局。
1998年7、8月間，朱震昌到北京出差。臨走前，他再次表示要調整原先的改制方案，并將公章授權辦公室主任助理保管。朱走后，劉加榮拿著一份文件說要蓋章，辦公室主任拿出公章。劉一拿到章，就高高舉起說“對不起，我拿走了”。然后把公章拿到蔣賢山(后來的首席合伙人)辦公室里收起來。辦公室主任追上前問，公章為什么拿走？蔣回答說，“對不起，公章歸我們管了。”接著合伙人朱子武要求財務經理把財務章和朱震昌的私章交出來，他們說：“辦公室把章都交了，你們還撐什么？”
等朱震昌回到深圳，他事實上已經失去了首席合伙人的權力。
9月初，八名合伙人去派出所報失公章，同時聯名向深注協申請，要求把深圳中華更名為“中天”。這一申請得到了深注協的批準，隨后登報作了聲明。
更名后不久，“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即宣布：朱震昌被除名。蔣賢山代替他擔任首席合伙人。所有資產和資源隨即轉到了中天。到了1999年6月份，朱震昌放棄了努力，在無奈中辦理了退休手續。
有一種說法，強調朱震昌出局與他的工作方法有關，甚至與利益分配有關。但朱震昌堅定地認為正是改制過程中合伙人的爭奪戰發生了根本作用。他對《財經》說：“我終于悟到，當利益驅動大于良心發現時，人們一定是選擇利益，就像擠公共汽車，沒上的人拼命想上，上去了就要阻止別人。”
至于中天勤的另一半——蛇口中華后來發生的故事，與深圳中華可以說如出一轍。首席合伙人劉昌漢(原蛇口工業區總會計師)1998年12月同樣提出擴大合伙人。在1999年5月回家探親期間，其余六名合伙人作出了“批準他退休”的決定。而后，蛇口中華也更名了，改為“天勤”。六名合伙人之一的章為綱取代劉昌漢成為新的首席合伙人。
一年后，“中天”和“天勤”殊途同歸，合并為“中天勤”。章為綱和蔣賢山又分別擔任了“中天勤”的首席合伙人和主任會計師，直至銀廣夏事發。
下 篇
什么樣的合伙人制
只有巨大的利益，沒有連帶責任，改制后的中天勤沒有一名注冊會計師因業績良好被晉升為合伙人
經過一番爭戰，兩家事務所比預定時間晚了一年完成改制任務，深注協隨即向它的上級中注協匯報，深圳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是“百分之百的合伙制”。
然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百分之百的合伙制”呢？按照1993年的注冊會計師法的規定，事務所有兩種體制：無限責任的合伙制(Unlimited Liability，即UP)，或是有限責任制(Limited Corporation)。在始于1998年的全國會計師事務所改制中，主管部門在強調事務所與主管部門脫鉤的同時，也是要求事務所在上述兩種體制中進行選擇。在深圳，當地注協推出的是有限責任合伙制(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LLP)，即事務所以合伙人方式管理，但在發生問題時，僅在會計報表上簽字的合伙人一人承擔無限責任，事務所本身實行有限責任。
有限合伙責任制在國外并不鮮見，如美英兩國近年來新通行的合伙人制。中注協認為這種制度并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深圳先走一步，很難干預。在具體實踐中，深圳的做法又與LLP原則相差甚遠，至少幾年來人們并沒有見到簽字者真來承擔無限責任的記載。及至后來深圳的會計師事務所到工商登記，又有相當一部分名義上的合伙制事務所索性拋去“合伙”概念，登記成了“有限責任制”。享有合伙人制之利的中天勤便這樣成了法律意義的有限責任公司。
有名無實，這其實是一種很“理想”的安排。其“理想”之處在于，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有機會得到合伙制的最大利益，卻無需承擔一旦失職可能傾家蕩產的巨大風險。
新合并的、由16名合伙人執掌的中天勤，就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往前走，形成了一種既非合伙人制又非有限責任公司的奇特治理結構。
在內部，中天勤的16名合伙人分別兼任了10個業務部門的經理或副經理，各自掌握一部分客戶資源，彼此間則像是獨立的小事務所一樣，業務獨立，財務獨立，各有各的銀行戶頭。每個部門從業務收入中提取25%做員工工資，30%用于房租等辦公費用，其余都由合伙人支配。會計師拿固定工資和獎金，合伙人拿稅后紅利。一名合伙人年均收入100萬元以上，一名高級會計師年收入12萬左右，級別最低的助理審計員年收入不到2萬元。
這與其說是一家中天勤，不如說是一家中天勤牌號下的十余家會計師事務所。
利益巨大，風險甚低，“排他精神”必然地在合伙人中存在。中天勤沒有建立合伙人晉升機制。因此，幾年來沒有一名注冊會計師因業績良好而成為合伙人。
“事實上，合伙人和我們之間已經成了固定的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中天勤許多注冊會計師至今記得，在兩所合并慶祝會上，原中天首席合伙人蔣賢山對他們說了這番話：“外面下崗的多的是，你們要好好勞動，深圳這么大，你們不干有的是人干。”
而在改制過程中，中天和天勤各有一半左右的業務骨干辭職，離開了事務所，其中大多數是經驗豐富的項目經理和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注冊會計師。此后，兩家都大力招人，彌補空位，一些畢業剛剛兩三年的新手就被推上了項目主審的位置。
一位老注冊會計師形容說，中天勤已“傷了元氣”。
僧與粥：畸多畸少
競爭極為激烈，而收入關乎巨大利益，注冊會計師要想保持超然獨立的立場很難。即使風險存在，仍然有事務所愿意“頂風而上”
這位會計師還告訴《財經》，“深圳中華”當年打下良好基礎，“主要是靠信譽”。當時深圳中華有一套嚴格的審查制度：接受業務前，會計師要調查客戶的商業信譽；審查中，項目經理負責控制現場質量，部門主審負責總體把關；部門沒有權力簽發報告，重大疑問要匯總到所里，有疑問時要開聯席會議會審；每年忙季一過要復查；此外，部門之間還經常互查。
改制后，會計師們明顯感覺到，事務所對業務量的追求越來越激進，合伙人更多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項目，而非做業務上。
合伙人要求“業務量第一，客戶至上，應該盡量滿足客戶的要求”——對中天和天勤來說，85%的客戶是上市公司——因此會計師們逐漸養成一個習慣，與客戶公司財務人員見面時，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為您服務的。”
按照審計原則，審計報告應由主審合伙人、項目經理以及審計人員三級核審，然而大多數項目組都只到兩級就作罷。有時審計員拿來報告，主審看都不看就簽字(銀廣夏就是如此)。一些經驗不足的年輕審計員甚至比著過去的審計報告“照葫蘆畫瓢”。
隨著業務量的攀升，每單業務的收入卻在下降。為了贏得客戶而惡性殺價，是深圳市會計行業普遍應用的競爭手段。深圳市財政局發布了會計師事務所的最低收費標準，但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都達不到。
天勤事務所前身蛇口中華的副所長朱祺珩，后來轉到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擔任首席合伙人。他說，2000年按深圳市財政局規定的收費標準，他們完成了一筆相當于400萬元工作量的業務，實際收費卻只有90萬元。問題是，一份花100萬元作的報告與一份花10萬元作的報告，結果往往一樣(都可以在證監部門通過)。中天勤的注冊會計師李聯說，不是行家里手，從表面根本看不出它們的區別。
由于會計行業的專業性較強，會計師們手中都掌握著一個尺度。幾名注冊會計師告訴《財經》，當客戶向他們提出“特殊要求”時，他們都會掂量是不是能幫對方擦掉痕跡，又讓證監會證管辦看不出來。只有風險太明顯時，才會放棄。
一位從業八年的注冊會計師承認，他做了大大小小10家公司的股改，沒有一家是清白的，但在他的“把握”下，這10家都成了上市公司。不少會計師都是這種打“擦邊球”的高手。
事實上，即使風險猶存，仍然有事務所愿意“頂風而上”。中天勤項目經理劉知先說，今年3月，深圳一家金融機構準備改制上市，要剝離一個附屬機構，請他做轉讓評估。3月20日開協調會，4月13日就要求出報告，而交給他的東西只有新機構的財務情況，無法實地考察被剝離部分的真實資產狀況。考慮到風險太大，他表示沒法做，這時，跟在后面的深圳華鵬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員立刻說，你們不做我們做——華鵬會計師事務所由于為“麥科特”出具嚴重失實報告，目前也在接受調查。
為了鼓勵員工們做大業務量，回扣——他們叫業務提成，是行里公開的秘密。中天勤的回扣是10%。據說在深圳市已經算低的，有的事務所可以達到30%。一些會計師承認，回扣中的大部分被客戶公司的財務總監分享了。
“在拼命追求業務量的環境中，注冊會計師要想保持超然獨立的立場，很難。”中天勤注冊會計師樂之立說。一些會計師擔心出問題，不愿在報告書上簽字。因此，包括中天勤在內的許多事務所實行了雙簽字制——除主審會計師外，每份報告最后都要有一名合伙人簽字。這本是增強風險意識的辦法，但結果又演變成合伙人控制了決定權。
中天勤注冊會計師李聯說，他曾給一家上市公司的報告開具了保留意見，但這份報告經由合伙人交到對方手里時，保留意見卻不見了。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會計師即使辭職也沒用，行業的風氣已是如此。
行業環境如此，由十余家“小事務所”構成的中天勤最終走向“銀廣夏陷阱”，簡直在不知不覺之中。
深注協：理事=合伙人在深圳，注冊會計師協會全部由合伙人出任理事，加上事務所營業額與協會會費掛鉤的財務關系，自律組織充滿“中國特色”
銀廣夏事件在媒體曝光后，最終由中注協派人赴深圳查處。但在實際情況中，真正負責對會計師日常業務行為進行監督約束的不是中注協，而是當地會計業的行業性自律組織——地方注協。這正是確保會計業執業操守的外部約束機制的一部分。
然而，深圳市的注冊會計師協會的自律性的監管模式本身就備受爭議。
據稱是借鑒了香港模式，深注協的理事多數不是官派，而在會計業產生。然而，深注協的民選理事均為來自事務所合伙人。中天勤的首席合伙人蔣賢山就位列深注協理事會，而且還是理事會懲戒委員會五人成員之一。
“注協本身就像是業主聯合會，即使越過本所老板，仍然是老板與老板話事。”深圳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大本評論說。
陳大本告訴記者，注協最重要的權力機構是理事會，在香港相當于會計師公會理事會。但香港是會員自由提名，深注協的理事卻是由深注協秘書長領導下的秘書處提名，經深圳財政局黨組批準；香港是民選理事每年更換50%，其中一半是執業會計師，一半是非執業會計師；而深圳市1100多名執業注冊會計師，近1000名非執業注冊會計師，沒有一名當理事；兩名官選理事基本不過問事務，其余十余名“民選”理事清一色是各家事務所的合伙人。香港的民選理事是會員大會民主選舉，而深注協的理事民主選舉時差額只有二名(17名候選人里選15名)。
“注冊會計師如果向深注協投訴，不等于忤逆自己的老板？”陳大本說。
據一位知情者透露，深圳市一家事務所曾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了幾百份假驗資報告，注協的監察部門做了調查并給出了處罰建議，但經過理事會討論后，調查報告被修改了，處罰輕得不能再輕。
包括深注協在內各地注協收取會員費的方式也遭到微詞。注協的會費包括團體部分和個人部分。個人部分尚屬固定費用，執業會員要交納年費1000元，有證券業務資格者加收3000元，非執業會員交納年費100元。而團體費用部分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如果會計師事務所有評估資格，每年交6萬，如果有金融審計資格另交8萬，如果有證券業務資格另交10萬；還有一部分則直接與業務量掛鉤，計算方法是：按事務所營業額的百分比繳納團體會費。以深圳為例：中注協收1%，廣東省注協收1%，深注協收1%(廣東省還返回40%給深注協，深注協實際份額是1.4%)。深圳會計行業一年的營業收入是3.5億元左右，這樣深注協一年的會費收入就是3.5億×1.4%——將近500萬元。
行業自律性監管機構以營業額掛鉤形式向會員收費，這恐怕又是市場經濟體中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專家們指出，如果協會的收入直接與事務所的業務收入相聯系，兩者之間實質上已經類似于集團公司與子公司的財務關系，行業監管機構的公正性如何保證呢？
他們質疑道，像中天勤這樣的事務所，一年的業務收入在6000萬元以上，每年向深注協上交的會員費就有80多萬元(1.4%×6000萬)。如果不是媒體揭露銀廣夏事件牽涉到中天勤，深注協是否會根據舉報線索，主動查處這樣一家有分量的會員呢？
看得見的手
牌照買賣泛濫，掛名CPA通行。“裙帶資本主義”將復制多少
其實，銀廣夏事件被曝光被查處，對中天勤的直接經濟損失并不很大。銀廣夏虛增利潤超過7億元，造成無數股民巨大損失，但在現存“有限合伙制”下，中天勤即使遭遇最重的懲罰，也不過是把資本金200萬元賠光(也許追究兩名簽字會計師的民事乃至刑事責任)。這對其每年業務收入6000萬元不過是個零頭，不僅對主要合伙人們不至傷筋動骨，對深注協的相應收入也沒有過多影響。
真正具有殺傷力的結果只有一個：撤銷事務所牌照。此舉雖不至影響舊財，畢竟使新財難以流入。或許正因此原因，即使原中天的合伙人，一度也為保住天勤的牌照熱情高漲。
不過縱使因為做假失去牌照，中天勤除劉加榮、徐林文外的其余14名合伙人們，仍然不會錢路盡失。因為他們手中仍有客戶資源，而深圳有68家會計師事務所，其中有九家可以做上市業務。
中國會計業牌照過濫，長期以來為業內外所詬病。由是，1998年改制之后，財政部推行了比較嚴格的“牌照管制”政策，但實施中出局者甚少。與這種政策相對應，深圳畸變出一個買賣會計師事務所牌照的地下交易市場。
《財經》采訪到一位曾經參與交易的注冊會計師。
這名會計師在改制時因競爭合伙人失敗辭職。此時另一名注冊會計師向他透露消息說，一家事務所有意轉讓所牌，他們與另外四名會計師，湊了37萬元買下了所牌，并在深注協更名成功。過手后，這名會計師才發現，自己接手的事務所由于出具了一份失實報告，正是一起訴訟案的被告，而且此前這枚所牌居然已經被賣了兩次！兩次的交易額分別是10萬元與50萬元。這名會計師趕緊再次轉讓，結果這枚有污點的所牌居然又被順利地轉讓了一次，交易達成時，案件仍未終結。
據一位知情者統計，深圳至今有30多家事務所進行了30多次牌照交易，全部是在私下進行。牌照買賣后一般都會更名，手續在深注協辦理相當順利，而最終到財政局辦理變更，有了深注協的更名批準便易如反掌。有的注冊會計師甚至買賣過不止一個所牌。
從理論上說，持有牌照、正式營業是有條件的，比如說，中注協要求從事證券和期貨業務的事務所，至少要有20名有證券業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于是又出現了“掛名注冊會計師”。
中天勤的員工告訴《財經》，中天勤事務所報給深注協的花名冊和他們內部的員工手冊，是兩個不同的版本，前者上面的一些名字，其人從未在事務所出現，或者早已離開數年。正是為了滿足證券和金融審計業務對會計師數量的要求，中天和天勤才在2000年對付出一個“兩張皮”式的合并。
滾燙的利益使吊銷牌照顯得過于冷酷，以至于中天勤因為在銀廣夏重大造假案中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理所當然地被除牌，使業內感覺到劇烈震蕩。而事實上，中天勤的合伙人為銀廣夏造假事件付出的極為有限。據悉，目前這14名合伙人都相當輕易地在其他事務所找到了職位，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具有上市資格的事務所。對他們來說，粥少僧多的競爭依然激烈，監管環境依然溫柔。憑借手上掌握著客戶資源，他們在新的事務所依然將擔任合伙人的角色，或者享受合伙人的待遇。舊財猶在，新財已到。
中天勤一位注冊會計師嘆息道：“一個中天勤倒下來了，十幾個小中天勤馬上就產生了。”
如果一切并未改變，豈止于此？而這一切，正關乎中國會計業的明天。
-(本刊特約記者文虎、記者凌華薇對此文亦有貢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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