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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冷嘯
用工程撬動經濟？
上世紀30年代，在一場慘痛的金融危機后，美國的羅斯福總統采納其師爺凱恩斯的主張，實施了一劑拯救經濟的良方，那就是，利用國家財政投資大規模地進行公共設施建設， 以此來帶動民間投資需求的增長，擴大就業。羅斯福沒有想到的是，在60多年后，一個13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對這套理論和實踐格外青睞。1997年夏天，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市場陷于疲軟，物價水平開始負增長。連續幾次降息對刺激消費毫無成效，中國的經濟學家想起凱恩斯的理論：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能刺激經濟。1998年春天，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張被政府采納。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擴張性財政政策已付諸實施。3年來，發行國債1萬億元，主要用于基礎設施的建設。積極財政政策雖然并沒有帶來我們期望的民間投資的增長和就業的增長，但起碼，阻止了物價的進一步緊縮和GDP增長速度的大幅回落。
積極財政政策需要投資基礎設施項目。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就是用工程來撬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1999年，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吹響。2001年，十五規劃擺在了兩會面前。十五規劃的重點是“四大工程”，即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工程。其中，青藏鐵路已于今年6月開工，西電東送工程已在今年7月開工。西氣東輸與南水北調工程也在緊鑼密鼓的計劃實施之中。
四大工程，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承載著太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使命。就立項的基礎而言，絕大多數既不是“積極財政政策下的蛋”，也不是“西部大開發插下的紅旗”，像西電東送、南水北調，在計劃時代就已經有規劃了，只不過借目前的機會付諸實施罷了。作為西部開發戰略的項目，它們被賦予了“發展西部經濟、縮小東西差距”的意義；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象，它們又承擔著“擴大內需”的使命。而作為計劃時代就固有的構想，它們天然地就打下了“以西部之資源興東部之工業”的思維印記。
就“擴大內需”而言，四大工程的實施無疑是有一定效果的。作為基礎設施的建設，會耗費大量資本品，如鋼鐵、水泥、涂料、機械設備、儀表等，這會帶動國內相關行業的產出水平。而工程建設中所支付的工資成本，又會形成相應的消費購買力。
但是，就其作為“發展西部經濟、縮小東西差距”而言，作用就會大打折扣了。我們不難看到，四大工程中的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本質上都是將中西部的資源向東部輸送。我們都聽說過有賣石油致富的國家，如海灣地區的一些產油國。我們也聽說過賣礦石過得不錯的國家，如智利。但我們沒有聽說過靠輸出石油、煤炭或其它礦產致富的省份。克拉瑪依、大慶盛產石油，但新疆和黑龍江并沒有因此而變得富裕。山西的煤炭經大秦線不斷運到海港，但山西卻一直是窮省，而且環境也被嚴重污染了。云南、貴州、四川也沒有因為它們富有的金屬礦藏而忝列先進省份。原因很簡單：當資源的產權是屬于“國家”而不是屬于它們所屬的省份的時候，國家的“開發”就接近于無償調撥，資源的流動配置就更像是計劃配置而不是市場配置。在此過程中，東部的利益總是得到優先考慮(比如，在水資源的配置上，肯定是“再渴也不能渴北京”)。東西部的差距可能不是縮小而是拉大。
當然，西部也會得到一些發展，畢竟，整個社會都在發展。
工程質量的隱憂
“只有一場地震，才能讓所有的豆腐渣工程現形！”
這不是“狂人日記”里的格言，而是筆者身邊許多人談論起建筑的感慨。他們幾乎對所有的建筑都不信任，包括他們自己所工作、居住的建筑。他們唯一信任的是，老天不會讓他們在有生之年親歷地震。
有數字支持他們這種不信任。在11月中旬召開的全國“整頓規范建筑市場秩序”第三次電視電話會議上，建設部通報對除西藏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建筑市場和工程質量檢查的情況，在受檢的274項工程中，共查出有結構隱患的工程14個，占5.1%；可能存在結構隱患的工程51個，占18.6%。
也就是說，如果發生相當規模的地震，有5%的建筑是一定會倒塌的，另外有18%的建筑隨時可能倒塌。這個比例，與假冒偽劣商品與社會總產品的比例不相上下。
在這274項工程項目中，未辦理施工許可證擅自施工的共有94項，占1/3強。對此，建設部部長俞正聲憂心忡忡地說：“建筑工程質量問題令人擔憂，一旦遇有大的自然災害特別是地震，其后果不堪設想。”
正好，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25周年紀念日。25年前的那個深夜，地震摧毀了唐山市97%以上的工業和民用建筑，埋沒了24萬人，70萬人身受重創，4000人成為孤兒。那時的唐山，是個“不設防”的城市。從那以后，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在建設上要考慮“防震”。但是，若是像俞部長所說的那樣，1/3以上的工程項目連施工許可證都未辦理的話，怎么可能指望它們在防震措施上不偷工減料？事實上，許多工程，并沒有等到地面抖一抖就倒塌了。1999年1月4日，重慶綦江縣虹橋整體垮塌，造成40人死亡，震驚全國。2000年12月1日，廣東東莞厚街鎮一座店鋪林立的商用房屋轟然倒塌，無數人被埋進了瓦礫。后統計，塌樓事故造成12人死亡，28人住院。2001年8月7日夜晚，浙江省永嘉縣黃田鎮外窯村“電鍍二廠”廠房倒塌，13名來自江西和安徽的打工者不幸遇難。
近年來，無數次工程安全事故已經使人們對“死亡”麻木了。幾乎所有的事故里面，都有一個相同的答案：監管者玩忽職守。法律是有了，但是他們并不樂于去監督實施。原因很簡單，他們相信：只要不發生事故，就沒人追究他們的責任。而一旦事故釀成，追究他們已經是“悔之晚矣”！
今年11月26日，國務院公布了《地震安全性評價管理條例》，這個條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不知道這個法令在現實中的命運又將如何。
腐敗的藏身之所？
“這里的腐敗分子比白蟻還多！”這是一個市民對城市道路建設“挖了又建，建了又挖”的現象發出的憤激之言。
沒有辦法印證他的話是事實還是猜測。但是，今年10月暴露出來的廣東“高速路腐敗”案表明，工程、建筑系統，確實是個易于藏污納垢的地方。
這起全國交通系統最大的受賄案，涉及違法干部89名，私營包工頭近百人，涉嫌總金額2000萬元。同時被涉及到的還有廣東省30多個公路建設單位和廣深、深汕、廣珠、京珠等多條高速公路工程和325國道連江段工程。可以這樣說，在廣東，你所能到達的干線，幾乎都是腐敗分子魔爪延伸到的地方。
原廣東省交通廳副廳長李向雷、原廣東省交通廳總工程師文發明、原廣東省建委副主任張三戒等3名廳級干部也被卷入其中，身系囹圄。
且看這些“行內人”是如何道出其中的黑幕的。
“(招投標)里面還是有操縱的可能性，一是可以在資格預審中對一些企業進行照顧，讓其它企業出局，二是透露內控價格，……這里面，有了一系列的利益關系。尤其是高速公路項目五花八門，再小的項目標價也達千萬，難免會出現問題。”
“一些建設單位中標后，將項目發包給一些二級單位，第二級承包單位也會層層發包到各個包工頭。(包工頭)樂于以紅包為手段，爭取包上一兩個工程。”“由于前期設計不科學，引發變更設計在所難免……包工頭們就可以通過錢財，向業主、建設單位、監理等技術人員施以小恩小惠，獲得通過(設計變更)。”“據估計，趕工期間的成本，將比原預算超出30%。這種毛病在許多公路的建設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廣東的高速公路腐敗案絕非僅有。可以說，在每個違規建設的背后，在每個“豆腐渣工程”的背后，都有一個個腐敗者的身影。
工程、建筑項目之所以容易產生腐敗，關鍵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在這里，工程效果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往往造成以個別領導的意志壓制專家的意見。工程投資預算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給少數人提供了財務操縱的方便。工程質量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給弄虛作假、偷工減料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工程審批過程的信息是不透明的，給人情關系、權力尋租留有操作余地。在一個個“腐敗工程”的面前，人們不禁要問：人大到哪里去了？新聞單位到哪里去了？
工程本是一個很神圣的字眼。工程師是社會向往的職業。就連教師，也是比喻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像“希望工程”、“愛心工程”，都是和美好的、富于想像力的字眼聯系在一起。而現在，“工程”動輒和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釣魚工程，首長工程，面子工程，拍腦袋工程，三無工程相隨同。套用蘇芮歌里的話是：不知是工程改變了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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