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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袁衛東
來到南海桂城的人對于市政府的建筑必定有一份驚訝的印象：太普通了！難以想像一個已經擁有80億元財政收入的政府，會呆在這樣一座普通的四層小樓！但恰恰是這里，成為催動南海嬗變的政策策源地，成為當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將自己完全置身于自由民營經濟體之上的地方政府。理解南海總繞不開這樣一個謎：一個地方政府是如何穿透歷史的迷霧，超前 選擇了自由民間經濟的“根”？官員與百姓、政府與民企又是如何互動走過這一段創業的歷程？
歷史的原點—“6個輪子一起轉”
真正將南海置于歷史分水嶺的是南海政府20年前的一個決定：三大產業齊發展，鎮、公社、村、生產隊、個體、聯合體企業“6個輪子一起轉”。
這是一個歷史的原點，這個原點最終將南海與珠三角的同宗兄弟順德、東莞等分別了開來，并與曾經引領一個鄉鎮企業時代的“蘇南模式”徹底分別了開來。
“6個輪子一起轉”構成了民間經濟力量興起的最初政治環境。站在今天的起點上，民營經濟成為一個基礎和方向，但在歷史的迷霧中，很多東西并不那么容易看透，當一些地區集體性地從國有經濟的“歷史漩渦”轉向另一個鄉鎮企業的“歷史漩渦”時，這個決定將南海在“改革開放”前期已“地下運營”達10年以上的民間經濟力量推上了一個更加包容的舞臺。
當時的南海政府為什么選擇“6個輪子一起轉”？而不是像一些榜樣地區專門扶植其中的某一部分？在20年后看來，這依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這里一直就是溫暖的經濟！歷史上就有南(海)番(禺)順(德)的名聲，基礎好有時會反過來成為制約發展的習慣勢力、觀念或者利益圈子，南海非公有制經濟是一種天然的狀態，政府只是順應了南海的歷史。”聯邦家私老總杜澤樺如是說。這個在南海創業已17年，完整經歷了梁廣大、陳邦貴、李景清、林浩坤、鄧耀華、陳仲元等南海幾屆政府的企業家對這塊土地有著至深的感受。
杜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南海市委副秘書長胡國雄認為：這個“原點”的形成與南海的歷史有關。在近代歷史上，南海就是“領風氣之先”的地方。這里誕生了中國最早的近代企業和企業家陳啟沅，誕生一代變法偉人康有為。在開放意識的熏陶之下，現代商品意識和個體意識在這里格外蓬勃。
一些南海的企業家在回顧歷史時感慨：“6個輪子一起轉”這個看似中庸的東西，實際是高招。因為，這里已經暗含了對民間經濟力量的“縱容”。
富有戲劇性的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南海像珠三角的兄弟順德那樣，在“蘇南模式”的光環感召下，懷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踏上東去取經的道路，在同樣發現蘇南背后的政府痕跡之后，南海還是與順德一樣學習做起了鄉鎮企業。當時，上過陶瓷、鋁型材、冶煉，上過水泥廠、磚廠甚至汽車，規模也不小。“但非公有制這一手一直沒有放，公有這一手就不太硬，同時，非公有的基礎對公有有一定的限制”，十幾年后，政府操作層的一位人物對這一段歷史做了總結。
就這樣，從80年代開始，南海傳統發達的小手工業，再次大量出現，一部分農民離土不離鄉，搞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加工、小冶煉……這些企業開始在南海市屬國有企業(占整個經濟60%～70%)與鄉鎮企業(占整個經濟20%～30%)中，如同野草一樣成長。南海步入一個“只見星星，不見月亮”的中小企業崛起時代。而此時，“蘇南模式”大行其道，在政府主導下，蘇南鄉鎮企業大規模崛起，造就相當一批神話。在珠三角，“可怕的順德人”浮出水面，在家電業培植出一批巨大的鄉鎮企業。而南海在沒有單向扶植某一種經濟成分的路徑下，既沒有陷入政府實際是最大老板的鄉企漩渦，也沒有陷入外資大舉進入的依賴經濟結構。
“關鍵時刻沒有敗退”—108好漢大會
當民間經濟力量在當代中國崛起時，由此引發的各種交鋒從來沒有停歇。即使一直低調的南海也躲不過浪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個階段，南海民間經濟力量經過6～7年的發展，實力大了，競爭力強了，與鄉鎮企業、市屬國有企業構成一定的競爭，從人才、市場、原材料都對處于意識形態保護圈的國有企業形成沖擊，隨之而來的沖突也不可避免。
本來，南海民企與國有企業的競爭已經引起一部分領導者和理論界的憂慮，在“六四風波”之后，南海在“反擊自由化”的“政治漩渦”中更是感到了陣陣寒意！在姓“社”姓“資”的拷問中，南海經受了多方指責：指責南海“有星星沒有月亮”，指責南海個體經濟挖了社會主義的墻腳，指責南海為什么不扶持發展公有制企業，指責南海是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是小生產者的天堂！據說，那段時間，南海政府的領導到上面開會備受批評，開會不敢坐在前頭。作為南海最早一批創業者，南海民間企業家公會會長戴慶元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想到可能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心理壓力很大，在南海建委開會，有人說我是南海最大的包工頭，說老戴你要小心一點了！”
這時的南海需要一個抉擇。以前模糊“出身”的政策在巨大的政治風險面前，已經走到了盡頭。是進是退？南海政府認真分析了南海的實際，看到民營企業在稅收、就業等領域不可逆轉的趨向，認為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符合南海的實際情況。不但不能退縮，反而要在“政策上扶持，政治上鼓勵，法律上保護”。在一個徘徊觀望的時期，這無疑是一個超前大膽的決定。
1991年左右，南海召開非公有制經濟的民營企業代表大會。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聚會。正如1979年，他們在縣委書記梁廣大帶領下，敲鑼打鼓召開“賀富會”，公開表露對財富的渴求那樣。108個代表，依據兩個標準選拔出來：對國家的貢獻，交稅達到10萬元；對社會的貢獻，公益捐助達到10萬元。據說，在這些“梁山好漢”面前，南海政府的領導充滿激情：“你們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好漢，政府支持你們，感謝你們。”與此同時，南海成立了全市非公有制企業、民營企業公會，作為民營企業的組織。各個鄉鎮再成立分會。同時，在具體政策上的支持也更加清晰：很多限制私營經濟的土地、出口、工商執照等政策，盡可能解除限制。實在不能解除的，允許掛靠集體企業，使民企有一個保護傘，給他頂“紅帽子”。
這一切距離鄧小平南巡有1年以上的時間，距離中共十五大肯定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則有6年以上的時間。
在風雨來臨的時候，很多地方都退下去了。但在最關鍵的時期，南海沒有“敗退”。
紅帽子與“違規操作”
20多年間，南海的歷史是一部典型的民間力量突破特定制度藩籬的歷史；也是一部地方政府突破特定“游戲規則”“違規”操作的歷史。在南海掌握政策操作的人，包括市、鎮、村幾級的人物，他們深深浸淫于南海的傳統，有著驚人的歷史發展嗅覺和樸素有效的理論。
能夠典型反映這個特點的是南海的“紅帽子”企業和對集體企業改制的操作。這讓南海孕育在“正式”經濟體系中的民間經濟力量，度過了最為脆弱的時期，最終告別“集體的面具”！
在60、70年代，南海農村就允許搞商品經濟的農村副業人員的存在，但要向集體交錢；這些身在“農業集體”但從事工商業的人成為南海私營經濟的最早源頭；這種通過交費戴上“集體面具”，取得合法身份的形式也成為南海“變通”之道的源頭。
80年代，這種形式復制到工商業領域，私營企業靠上交管理費，掛靠集體企業，尋找享受貸款、土地使用權、出口配額、稅收等與集體、國有企業平等的待遇，規避國家對私有經濟政策歧視帶來的壁壘。“紅帽子”企業大批出現。這種“真私人、假集體”的企業貫穿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早期，受到南海政府半公開的支持。
“南海對政府的要求不高，政府要做的是在上面不提資本主義、不提私有企業時，把他們收編，帶紅帽子。”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王王君分析道。“在合理與不合理之間，明知上面有這樣那樣的規矩，只要沒有犯大的錯誤，就大膽去干，大膽去闖。”在10下旬專訪陳仲元市長時，陳一語破題！
90年代，當民營企業成為南海經濟主力軍，集體企業進入轉制的快速軌道時，南海再有驚人之舉。
1998年南莊鎮以公開競標拍賣的方式，在3個月內將10多家鎮辦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這一急風暴雨式的轉制在一貫低調的南海引發了一陣波瀾。當時主持轉制的冼永恒副鎮長向記者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合不合法？如果完全按照上面的政策就不“合法”。首先是銀行，屬于這些企業的貸款，原先是貸給集體的，轉制后貸款顯然沒有了集體的擔保，銀行不答應；其次是資產評估，按照企業原來資產的情況，通過內行的人評估，而沒有通過國家規定的資產評估公司，而且將社會對企業的認可作為資產價值的最終標準；第三，不是由拍賣師，而是由對這10多個企業熟知的副鎮長親自主持拍賣……這樣，拍賣得到了民間企業家的追捧！10多個企業拍賣了18個億，企業全部轉到私人手里。據說，冼在此之前，去了一趟順德，順德人說：你能賣10個億就算不錯了！
南莊只是鎮屬企業民營化的一角，在私企包圍圈里，這場在市屬、鎮屬企業中拉開的“改制”顯得相當安靜。20年所做的“功課”有了回報，在民間經濟力量勃興的條件下，南海政府比較容易填平當年“赤膊上陣”時留下的痕跡。南海工業局周副局長提供的一組數據表述得更為清楚：1993年200億的工業產值，國有企業只占1/4，2000年，工業產值700多億，國有企業不足1/14。周從1993年開始主持南海市屬國有企業的改制，在采取以“關閉”為重要執行手段所引發的利益沖突中，民間經濟表現出來的吸納能力，讓人看到一個服務型政府的雛形。
創新的邊界—“石頭”沒有了以后怎么辦？
當更多的地方政府在“市場規則”的新政治經濟學下體味自己的角色時，先行的南海已經觸摸到了創新的邊界。默默發生的南海經驗根源于“摸著石頭過河”的大膽，對舊體制、舊條框的突破在當時驚世駭俗，但當體制與觀念的突破已成為整個大環境的一個結果后，破冰而出就不再是勇敢者的游戲。
20年的努力已經讓南海走上一個新的階段，情況更加復雜，深層次問題再次凸現：個體戶時代遠遠結束后，一度“滿天星星、不見月亮”的南海中小企業如何做大做強？而這依舊是一個需要在企業產權、體制上創新的階段，家族制如何導入現代企業的機制？南海企業未來的競爭力何在？紡織、鋁型材、建陶這些曾大面積壟斷中國市場的傳統產業如何再次獲得下一個支點？專業市場如何擺脫產品集散地的早期階段，將原始積累時期的混亂特性摒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如何面對進一步的發展：土地開發的政策隱憂、農民不愿轉為市民？需不需要一個“造城運動”將南海城市的聚集能力提高？所有的問題似乎都到來了！
在大瀝鎮，人們已經看到了這個邊界：作為中國最大的摩托車集散地之一，由于專業市場的某種混亂，今年9月，大福、安馳、興達這些當地知名的民營摩托車企業被省工商局責令停產，盡管這些企業或者通過收購國有摩托車企業獲得了生產目錄，或者已經在1年前就向北京主管部門申請生產目錄；但面對國家垂直部門的管理、國家摩托車目錄管理這些政策的體系，大瀝發出“這不公平”的聲音，同時也痛感“一個鎮的無奈和無力”！
在一個已經轉變為自由民營經濟體的環境中，一個地方政府的創新能力難道真的到了邊界？
“扶植整個民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不能說我不管你們了，而是要整合資源，”10月30日，一位政府操作層的人物坦露了對政府行動的心得，“第一步，轉制，政企分開，培植民間經濟力量；第二步，為企業服務；第三步，怎樣把社會資源整合，這才是最高境界。”
20年前，南海大膽沖殺就是要摘去“集體的面具”，放開手腳追逐財富。而今天以“共同體”名義所聚集的合作，再次將政府與民營企業的角色進行了調整和定位，這不再是上一個時期的“縱容與被縱容”、“保護與被保護”，而是基于本地經濟競爭力而進行的平等戰略合作。
鎮一級的行動已經拉開大幕。在西樵、大瀝、鹽步、南莊這些以紡織、鋁型材、內衣、建陶大面積壟斷中國市場的專業鎮，雄心勃勃的“造城運動”和行業設計中心興起，在政府先期投入，企業后期跟進的合作體制下，誕生了西樵輕紡城、鹽步國際內衣城、南莊華夏陶瓷博覽城這些面對世界的場所。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個舞臺，政府不能說搞一個市場算了，一定要提升，成為唯一的國際平臺。”著眼于世界競爭的南莊們抓住了這些行業真正缺乏的東西，并積極尋找這些“夕陽產業”的突圍！
其后是南海市政府推動的一張試圖通吃南海的信息大網！從1995年到現在，信息書記鄧耀華“超前”宣講的“信息化”終于成為一貫低調的南海的一張巨大名片，江主席、朱總理的到來，說明了它在最高層受到的肯定。在“知識經濟”與“互聯網的神話”后，我們看到數字經濟的泡沫破滅后的全球性痛苦，但南海的“數字維新”因為其植根民間經濟的體系，而沒有變成政府的單項沖動。
南海市亞洲金屬電子商務網(I-metal)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是向朱總理匯報的項目之一。I-metal并不是技術孵出的蛋，而是南海金屬交易市場這棵大樹上長出來的綠葉。它立足南海龐大的鋁型材專業市場。在I-metal開始運作之前，就有很多人通過電話委托的方式進行金屬期貨交易，不但參與上海期貨交易所的金屬期貨交易，而且還通過香港參與倫敦金屬交易所的交易。I-metal所做的只是把這些已經存在的交易搬到網上。沒有有形的市場和已經存在的需求，信息化也沒有意義。南海的信息化很多都像I-metal那樣，只是本地經濟和市場發展的自然延伸。
南海以前一直低調，沒有做榜樣的欲望和歷史，這讓南海意外享受到了健康的民間經濟體系的福音。隨著朱總理和江總書記的考察，南海很可能要當一回“信息化”的榜樣。這時反倒一定要清醒可能產生的泡沫和陷阱。
“數字維新”的精神是什么？一些過分依賴網絡的想法，會不會讓南海陷入技術至上的陷阱中，而忽視了真正的制度創新？“制度與技術創新并舉，技術保證制度創新的落實”，市委副秘書長胡國雄點出了維新的要義；據說廣東省的行政長官盧瑞華曾說：南海不要與周邊的城市比，要與世界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比。這是一個標桿！“所以，南海只能想人家沒有想過的路，走人家沒有走過的路”，市長陳仲元總結！
沒有石頭要創造石頭，南海沒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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