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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禮偉(廣州)
互相撕咬型的“民主政治”
在戰況慘烈的2001年臺灣“立法院”選舉中，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聯盟成為贏家，繼掌握“總統府”、“行政院”之后，民進黨又成了“立法院”中的第一大黨。民進黨在政壇 上“號令武林”的局面似乎就要出現。但是，政局是否能因民進黨的強勢而穩定下來？國民黨的頹勢何時止住？臺灣民眾在國家認同和族群意識方面的分裂將引導臺灣走向何方？沒有一個問題有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選戰的激情和迷亂之后，政壇上所缺失的理性和公心仍在遠處。
事實上，整個臺灣社會已經選戰化和泛政治化了。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不可不講政治，但整個社會泛政治化，動輒對決、撕咬，只能說明這個政治已經不是“維民所止”的那個政治，而變成政客們游戲于其中、爽快于其中的政治了。
目前的游戲格局是，泛綠聯盟在“立法院”的席位已接近半數，如能再把反對黨(特別是國民黨)內的具有本土化傾向的“議員”拉攏過來，那么將可以組成一個較為穩固的聯合政府。雄心勃勃的民進黨希望能一鼓作氣，在2002年2月新“立法院”開會、新“內閣”成立之前“整合江湖勢力”而成為“天下第一大幫”。
所以選戰結束后，連戰在指責民進黨“以卑劣手段誣蔑本黨而獲勝”之余，迫不及待地致電宋楚瑜，表達了在野的國民、親民兩大黨聯合起來的愿望。聯合起來干什么呢？制衡民進黨？或聯合競選下屆“總統”？也許宋比連對2004年的“總統”選舉有更大的期待。關于在野勢力的聯合，民進黨主席謝長廷一語驚人：臺面上的政治明星像天上的星星一樣，距離看起來很近，但事實上卻可能相距十幾二十幾個光年。
而口口聲聲“民意”和“公心”的政壇人物離臺灣民眾的期望的距離又有多遠呢？
一般而言，政黨間的競爭應當是政見和施政才能的競爭，但就臺灣此次選戰來看，候選人之間的辯論內容，幾乎全是一些沒完沒了的政壇恩怨，以及被刻意渲染的族群分野。臺灣民眾對政治的期望，無非是一個安定、和諧、向上的社會環境，大家能夠踏實生活，踏實工作。但是這一期望居然十分的奢侈，民進黨的精英們已經在臺上表演一年有半，經濟低迷，失業率上升，人民財產縮水一半，卻連一句道歉都沒有。在民進黨的“清流共治”之下，黑道人物昂然行走于公堂，儼然民意代表。而作為在野勢力中堅的國民黨依然沒有脫胎換骨，領導層老氣橫秋，黑金、腐敗的形象難以洗清，落難的遭遇得不到民眾的同情(為政者實在是應當為其后繼者造福，而不是造孽)。
觀察當前的臺灣政壇，不難有以下體會：
1.政客泛濫，政治家匱乏，政壇上泥沙俱下。
2.助選的選民隊伍龐大，嚴肅穩健的公民社會缺席，政治文化中感性多于理性。
3.建設性的執政─在野關系缺乏，制衡成了拆臺，監督成了對決，互相撕咬成為寶島政治生活的常態。
當然，有一些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對于民進黨在“總統”選舉和“立法院”選舉中的連戰連捷，恐怕還不能以“僥幸”、“竊居”簡單視之，尤其是在臺灣經濟低迷、內地已經成為臺灣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的情況下，民進黨為首的泛綠聯盟還能吸引近半選民，值得探討。說民進黨的勝利是“買”來的也似乎缺乏說服力，因為在“買票”方面，資產仍比民進黨雄厚的國民黨的“投入”更多，卻不見得有多少“產出”。
變了味道的“民主選舉”
臺灣也有一系列的“依法治島”規章，有關于選舉的“陽光法案”，也有公務人員財產登記法，更有“總統”、“立法院”、“縣市長”的定期選舉，而且還是一人一票，按理臺灣社會應當清明、昌明，給人的印象應當是向上而不是沉淪。然而為什么臺灣政壇還是如此污糟，黑道、黑金還是如此猖獗？
臺灣的選舉制度存在著以下明顯的弊端：
首先是黑金政治泛濫，儼然成為選舉過程的當然組成部分。臺灣選民對“黑金政治”和某人靠賄選上臺痛恨不已，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自己欣然收受候選人塞過來的鈔票和禮品。往年塞鈔票最實在，今年的“立法院”選舉和“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政府”打擊賄選，于是改送小禮品，以滋陰壯陽類藥物最受歡迎。無法遏止的賄選風氣和狂熱造勢的助選風氣，使得選舉成了一項社會資源消耗甚巨的活動。
其次，選舉制度不盡合理。不僅金錢使“民主選舉”發生霉變，對選舉制度的技巧研究甚于通過選舉彰顯民意，也使得“民主選舉”味道不正。不同的選舉制度設計必然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臺灣選舉制度是簡單多數當選制，陳水扁以39%的選票當選“總統”，就是這種制度的結果。這種制度在世界各地的領導人選舉中已經相當少見了──票數不過半，何以充當“全民領袖”？
而在“立法院”的選舉當中，奇怪的事情就更多了，在某個選區中只需獲得6～8%或更少的選票就可以當選。因為臺灣采取的是舉世罕見的“單記非讓渡選舉制”：每個選區產生若干名“立法委員”，但選民只能投一票，該票只能投給一個候選人。這樣自然可能使一些人可以通過較固定的支持者低票當選，這也誘使候選人可以不顧所在選區大多數人的訴求，而只須取悅一小部分忠實的支持者。當然這也就導致一些素養不佳者登堂入室，而“立法院”中屢屢發生激烈的“肢體沖突”也就不奇怪了。今年“立法院”選舉中民進黨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單記非讓渡選舉制”。
第三，臺灣的選舉充滿著濃厚的地方性和派閥性。由于“黑金政治”，由于“單記非讓渡選舉制”，使得候選人都極端重視結交地方大佬和財團巨富。地方勢力雖沒有對全島事務的影響力，卻足以替候選人提供當選的票源。所以有觀察家說，某個候選人能否當選，除了在大臺北地區還可以講講“理念”、“形象”外，在其余各縣市，關鍵就在于是否得到地方有力派系的支持。
上述情況不免令人懷疑：臺灣的“民主選舉”是表象上的還是實質性的？
探尋“民主”的真義
民主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人類社會運作機制。近數十年來，民主與和平、自由、人權等等已經成為得到普遍承認的人類共同價值，很少有人會否認這些價值，盡管在關于如何詮釋這些價值、如何實現和維持這些價值方面，總是存在著尖銳的論爭。
民主作為一種運作機制，其核心內容是什么？有一種觀點認為選舉是民主機制的核心，通過合法、公平的選舉程序，政府獲得了它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選民又可以通過選舉將品行、能力不合格的官員和代議士趕下臺，從而使人民的各種權益得到保障。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理解，選舉是判斷民主制度在實踐上的唯一標準。
然而，俄羅斯政治學家亞歷山大·魯金指出，對于民主，除了熊彼特的理解之外還存在著別的理解，有一部分人認為不能單用選舉來定義民主制度。而這部分人又分兩派，一派認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不應僅僅表現為有自由、公正的選舉，也應表現為寬泛的多元主義。而另一派則進一步地把社會和經濟民主也納入民主制度的定義，即要保障社會平等，至少也要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公正(參見亞歷山大·魯金：《選舉型民主還是選舉型派閥政治：俄國的民主化和轉型理論》，《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3期)。
而在現實政治中，熊彼特的理解占了上風，我們可以從美國政府在全球熱心推動或操辦“自由選舉”的舉動中略見一斑。在亨廷頓的《第三波》一書中，實行自由選舉被看作是民主機制的“制度內核”。
筆者也認同熊彼特的理解。過分強調實質正義和某些“完美目標”，可能會破壞程序正義，乃至走向泛道德的烏托邦。對于公民來說，程序正義是最穩固的依靠，而民主究其本質也是一種程序。
認同選舉是民主機制的“制度內核”并不難，但要設計和維護一個自由、公平的選舉體制才是實質性的、關鍵性的課題。遺憾的是，臺灣的選舉實踐中，有著太多的漏洞和弊端，這也是造成今日臺灣“民主”空洞化的重要原因。
從選舉動員的角度來看，在熱鬧的競選、助選表象下，可以看出形式多于內容。2001年的“立法院”和“縣市長”選舉的真正主角，實際上是“四大天王”(陳水扁、連戰、宋楚瑜、李登輝)加上一個帥呆了的“小天王”(馬英九)。天王級人物一站臺，面目模糊、政見模糊的某個候選人的支持率就上去了，這是民主選舉？還是追星族的愛屋及烏？選舉的選賢與能機制被空洞化了。
臺灣“民主”空洞化其實也是欠發達地區民主化進程普遍遭遇到的波折。就臺灣而言，這種空洞化的深層原因主要是：
一、前現代的人際關系傳統使政治“泛倫理化”了，地方、宗族、庇護-被庇護關系等種種因素消解了現代政治程序的嚴肅性，民進黨在臺灣南部的競選成功就與上述因素有關。
二、長期的專制統治所孕育的腐敗和金錢政治風氣愈演愈烈，形成了破壞選舉公平性的惡性循環，選舉不能有效表達民意，反而成了權錢交易的方便通道。
然而，如同金大中所說的“民主是我們(亞洲人)命里注定要得到的東西”一樣，筆者也相信民主東方社會發展的希望所在。一般而言，民主會出問題，選舉會有漏洞，但這些問題和漏洞遠比不民主制度所積累、所爆發的災難要好得多。何況，轉型社會的一些制度操作混亂，并不是制度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轉型前的體制所積累、所遺留的不良慣性所致；何況，混亂的民主實踐當中也不乏一些進步，一些轉機。例如此次臺灣選戰采取的民意調查與黨員投票的提名程序，與過去的領導人說了算的提名方式相比，就有不小的進步。相信臺灣民眾也會從目前的亂局中汲取教訓，樹立更具自主性的政治理念，采取更理性的政治行為，從而使一個強大、自足的公民社會出現在新世紀的臺灣政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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