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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歐陽覓劍
南海只是一個縣級市，外資不是很多，大的企業也不多，但是它的經濟總量卻很大，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私營經濟，南海正在成為一種需要解釋的現象。南海的私營經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可以用原生發展來描述南海私營經濟的發展。原生的意思就是按照天然的方式發展，也就是在外來影響比較弱的情況按照它自己原有的方式發展。外來的影響包括全球 化的擴展，也包括政策的推動，因為政策是全國性的，可能與本地發展的天然程序相脫離。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自19世紀以來，全球化的推促與本土原生的發展就是兩種交錯的力量，忽略哪一種都不切實際，要剝離出一個原生發展的過程是不可能的。但是具體到一個地方，這兩種力量也有強弱之分，南海就是本土原生發展的力量特別強，是壓倒性的力量，而外來影響相對要弱。考察它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到原生發展的情況，甚至可以作為考察中國經濟原生發展的典型。南海經濟發展中經歷的很多情境，也是中國其它地方不同程度經歷過或者將要經歷的，只是它們或者在時間上要晚，或者沒有南海那樣順利。
“生意文化”：私營經濟的第一推動
采訪完李興浩，我在采訪筆記上寫下了“農民的韌性”。
李興浩現在是志高空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這個企業現在的資產有十幾個億，他持有90.8%的股份。和南海的大多數企業主一樣，他是農民出身，當初沒有什么資產。李興浩在1982年以前主要是務農，但是也做過很多副業，魚、菜、肉、木器等他都賣過。有時是在村里擺攤，有時是販菜去廣州賣。只要農閑，李興浩就會想辦法做點小生意。除了幾畝地，李興浩沒有別的資本，但這并沒有打消他做生意的念頭。大的做不了，他就從小的做起。1982年他賣了一年冰棍，賺了幾百塊錢，那時他已快進入而立之年，可以想像他背著冰棍箱到處叫賣是什么樣子。他用這些錢建了一個布碎廠。說是廠，實際只有他一個人，無非是買來廢布，加工成抹布，賣到廠里去擦機器。過了幾年，他用賣抹布賺的錢建了一個服裝廠。“有錢就滾大”，李興浩把所有的錢都投入到擴大生產中。辦服裝廠的想法也很簡單，因為大的布碎可以做衣服，而做衣服的碎布又是布碎。李興浩總在想什么生意能賺錢，有賺錢的生意，他就想“他可以為什么我不可以”。李興浩總是在積極把握機會。一天他去五金店，有人來買鉆子，營業員說沒有了。李興浩突發靈感，他說：“我的店里有鉆子，你要多少？”其實他根本就不經銷五金，但他覺得這是賺錢的機會，不肯輕易放棄。他和那個人談好價錢，立刻騎車去廣州，買到了幾個鉆子。這之后，他發現五金店能賺錢，就又開了一個五金店。
1989年時電器多了，維修店也多起來，李興浩又投入了這個賺錢的行業。他沒有技術，請了幾個人，開了一個空調維修店，一年后這個維修店擴展為維修中心。
后來李興浩生產空調，卻是一件偶然的事激發了他。1990年，有一個臺灣人回鄉探親，請同鄉吃飯，李興浩也在場。這個臺灣人談起制冷行業，認為這里是外國人的天下。李興浩很不服氣，他想“外國人可以為什么中國人不可以”。這使他決心要進入制冷行業做空調。到1993年，又有一個臺灣人回鄉探親，在了解了李興浩之后，他決定與李興浩合資建廠，這就是志高空調。當時臺灣人投資600萬，占49%的股份。后來臺灣人撤資，李興浩就全資擁有志高空調，一直發展到今天。為了鼓勵中層干部，他分出了9.2%的股份。
李興浩在南海是有典型性的，這里的企業主原來絕大部分都是農民，但是他們都像李興浩一樣，即使沒有本錢也要做生意。正如南海市民間企業家公會會長戴慶元所言，南海商業氛圍非常濃。這種商業文化，彌漫在整個南海，激勵這里的人從事非農行業。正是這種商業文化使南海的私營經濟邁出了第一步，那些農民即使沒有本錢也要不屈不撓地做點小生意，直到今天，成長為比較大的企業，最終就形成了南海強大的私營經濟。
這第一步邁得很早，早在60年代，南海從事副業的人就很多，戴慶元1966年高中畢業時，受此影響，找了幾個同學和朋友，組建了一個施工隊。戴慶元60多歲了，南海一些像他這樣年齡的企業家仍然很活躍，他們的資本積累就是在60年代末期開始的。南海私營經濟發展在那個時候已經起步了，甚至還能推到更早。
商業文化的形成與南海的地理環境有關。這里靠近廣州，像李興浩那樣，騎車兩個小時就能到達。自己生產些什么，都能在廣州找到市場，如果家里種的菜比較多，花半天時間到廣州賣了，成本不高，卻改善了生活，這刺激了農民做生意的熱情。很多企業在起步的時候也是這種方式，像鹽步最早建立的幾個私營內衣廠，就是把產品賣到廣州的地攤。而南海的豐足也保證了農民有時間去從事副業。這里糧食產量也比較高，可以有一些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和花卉，所以集體也不太反對農民從事副業。南海靠近香港，六七十年代，就有人往香港那邊跑，他們在香港從事非農的職業，自然會影響到留在本地的親戚朋友。
文化也是一種資源。當周圍的人由于文化的驅使而從事某種事業時，一個同樣受此文化驅使的人要從事這項事業，可以在資訊、社會關系、物質幫助等方面獲得便利。鄺匯現在是亞洲鋁業的主席，但當他14歲只身去香港時，身無分文。但是他的大瀝老鄉已經有很多人在香港從事金屬行業，他很容易就在老鄉的幫助下做起了回收廢舊金屬的小買賣，這是他發家的開始。
當文化表現為某種具體行業時，進入這個行業的成本就會降低，正是激發南海私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現在南海形成了很多專業鎮，比如大瀝的鋁材、南莊的陶瓷、西樵的紡織。它們在這些行業上起步很早，有的是有歷史傳統，在七八十年代，這些行業在這些鎮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當時農民想自己做生意的時候，進入這些行業就可能賺錢，因為已經有成功的經驗，形成了一定的市場，原料獲得和產品銷售都比較容易，當企業擴大時找專業的人才也很方便。慢慢這些鎮就成為了專業鎮。
全國的需求與進口的供給：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文化的作用是造就一批尋找機會的人和降低進入的成本，但是如果沒有機會，即使進入也不能獲得成功，久而久之文化的激勵也不能維持下去，最后就失去作用并消失。對于做生意來說，最重要的機會就是自己的產品能賣出去，從而獲得進一步發展的資金，需求是推進企業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南海經濟的發展就獲得了需求帶來的機會。在南海私營經濟剛剛起步時，就有廣州市場的需求帶動著個體經濟的發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南海更是將全國的需求都吸引過來，私營經濟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
以西樵的紡織為例，80年代中期，人們對穿的要求提高了，布料的需求量增加。當時衣服的布料主要是的確良，很單調，于是化纖布流行起來。西樵的紡織專業市場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形成的，全國各地的經銷商都來西樵購買布料。唐建中是湖南人，現在他是西樵湘隆紡織公司的大老板，他當初到西樵就是來采購布料的，“那時候化纖布是進口的，內地沒有，只有這邊能買到。”
大瀝和南莊則趕上了全國基建項目增加的好機會，當時鋁材和建筑陶瓷的需求非常旺盛。80年代末，大瀝最早做鋁材的一批人是從香港進口鋁材，賣到深圳，這批人大賺了一筆，他們的示范作用帶動了很多人投入到鋁材生產中。到90年代初，鋁材和建筑陶瓷的需求量急劇增加，大瀝的鋁材和南莊的陶瓷才真正遍地開花，開始發展為專業鎮。南莊的陶瓷其實歷史比較久，但是直到90年代初真正興起，就是因為從90年代初開始才真正形成建筑陶瓷需求的高峰。
當全國都對南海有需求時，私營經濟有了非常多的發展機會。南海的很多私營企業主開始是做銷售的，形成了很多專業市場，比如西樵的紡織專業市場，大瀝的摩托車市場等，全國各地都前來采購。開始時需求量大，做的人不多，因此利潤很高，光做銷售就能賺錢，就是“倒買倒賣”。后來利潤低了以后，他們就轉向生產，做銷售時對整個行業有了一定了解，特別是形成了在這個行業內的關系網絡，轉向生產也不困難。大瀝的摩托車產業就是先有摩托車市場，全國各地的人都來買，后來銷售摩托車的人就開始自己生產摩托車。
南海很多企業的發展都是這種模式，銷售帶動生產。這說明南海開始時自己并沒有供給的能力，至少是沒有滿足全國需求的供給能力。但是在旺盛的需求下，供給往往是可以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解決的。李興浩看到有人買鉆子，他自己沒有供給的能力，但是他馬上就能騎車到廣州買來鉆子，又轉手賣出去。李興浩騎車到廣州兩個小時，供給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如果要騎10個小時呢？那樣成本非常高，只有大的資本才能做得到。
而南海的地理位置使它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南海離海不遠，離香港近，很容易就能獲得進口貨物，然后轉手再供給內地。進口貨物在南海私營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樵的化纖布吸引了全國布料經銷商，而化纖布就是進口的；大瀝最早的鋁材企業一般都是從香港買回鋁材，做點加工再賣出去；大瀝的摩托車市場越來越大，也與進口摩托車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南海的私營經濟在沒有原始積累的情況下就能起步，是進口的供給能力對它起到了支持的作用。當需求-供給鏈條建立時，資金就能形成周轉，經濟就獲得發展的機會。南海是在私營經濟還不強大時，利用全國的需求和進口的供給能量，在需求-供給鏈條中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這是南海私營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直至強大的動力。
制度規避：強大的私營經濟突破政策限制
在很多人看來，私營經濟的發展會受到政策的阻礙，那么南海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實際上，只要需求-供給鏈條可能建立，私營經濟就獲得了發展的可能，就會像雨后春筍般長起來。這種發展是國家政策都不能阻止的。原因在于，需求-供給鏈條的建立有多種途徑，國家政策只可能限制某些途徑，不可能堵死所有的途徑。需求-供給鏈條總在尋找自己的途徑，當國家做出限制，它又可能發展出新的途徑。國家政策不能消滅需求-供給的存在，而只能改變它的存在方式，可能使它從公開變成地下。國家力量的增強和制度、技術的改進也只是使政策能夠限制的途徑增多，并不能消除所有的途徑。資本(包括私營資本)總會想辦法調動可能的供給方法，滿足已經形成的需求以獲得利潤。在它規模小的時候，它總有辦法逃避國家的目光；而當它規模大了，它又有力量去影響政策制訂，至少能影響政策執行。國家的政策只在需求-供給鏈條還沒有成形時起作用，一旦形成，原有的政策就會失效。政策最后總是會做出讓步，政策所能起到的實質作用實際上只在于在需求-供給之間維持一種秩序。這可以說就是市場的力量，市場的發展使得總有各種規避現有制度的方法被創造出來，從而迫使“制度”進行創新。政策總有限制，而私營資本也總有規避制度的辦法。南海大瀝的摩托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大瀝大福摩托車的董事長胡英強在從事了多年的摩托車銷售之后，也想生產摩托車，但他沒有生產目錄，私營企業的發展遇到了制度的障礙。但它通過收購山東一家摩托車廠獲得了生產目錄和生產能力，跨過了這一障礙。在我們采訪時，大福摩托車的生產手續還沒有審批下來，但胡英強表示，如果順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生產了。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策經常會落后于形勢的變化，但形勢最后總會迫使政策改變。南海私營經濟的發展，也是突破政策限制的過程，他們往往跑在政策的前面，一般是某種經濟形式已經形成，然后才獲得政策的承認。私營經濟在六七十年代是不被允許的，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在南海卻沒有多少轟轟烈烈的事例。原因在于南海地理位置有利，需求-供給的鏈條很容易建立起來，做點小生意對每個人來說都不是很難，花半天時間去廣州賣點菜也實在不好管制，而且做的人多了，大家就習以為常。上面有工作隊下來，大家就都避一避風頭，工作隊一走，就一切照舊，政策執行的力度就非常有限。所以在南海，政策對私營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形成實質的阻礙，反而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在推促當地政府形成有利它的氛圍。
戴慶元的事例很好地說明了私營經濟規避制度，突破政策限制的過程。
戴慶元高中畢業后想從事副業，但是當時所有人都是集體的，要參加集體的勞動，才能參加集體的糧食分配。政策對從事副業是有限制的，但是南海自然有規避的辦法，公社規定每個不參加集體勞動的人只要每天向公社交兩塊錢就可以參加糧食分配。這樣戴慶元就組建了建筑施工隊，他是隊長，雖然他名義上還是集體的人，還記工分和參加分配，但他實際上是帶著自己的施工隊到處跑，盈虧都自己負責。戴慶元在1980年成立了自己所有的建筑隊，當時建筑是不放開的，國家不允許私營進入。于是這個建筑隊掛靠在南海二建名下，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只要人們有建房的需求，私營的建筑隊就總有辦法。戴說當時各地的二建都是戴著集體經濟的帽子，實際上卻是一些私營的建筑隊。他在1997年將建筑隊改名為五元集團，名正言順地成為私營企業。
集體經濟：促進私營經濟的另一種力量
南海的私營經濟雖然很早就發展起來，但南海也是有集體企業的，很多集體企業被改制成私營企業，但這也不能否定它們的歷史作用。它們的作用不僅僅是像南海二建那樣，為私營企業提供“紅帽子”，使它們有合法的身份。實際上，集體企業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同樣做出了貢獻，很多私營企業與集體企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更是集體企業孵出的蛋，是由集體企業轉化而來的。
興發鋁材現在是個私營企業，羅蘇是董事長兼總經理，但在1999年之前，他一直都是集體企業的廠長。1961年，南莊公社建了一個酒廠，羅蘇被任命為廠長。當時酒主要是賣給社員，還需要等量的糧票。1964年酒廠倒閉后，羅蘇又成為公社一個醬油廠的廠長。這個醬油廠生產的醬油主要銷往北京和東北，原料所需的黃豆則主要是從東北購進，由糧食局統一到東北購買，然后賣給當時南海的3家醬油廠。這個廠到1972年由于黃豆供應不上而關閉。
這中間羅蘇又辦了幾個廠。到80年代末，鋁材發展前景好，羅蘇他們就向中國銀行貸款500萬元，成立了興發鋁廠。興發鋁廠是建立較早的鋁廠，當時廣東總共也才3家，另外兩家在廣州。90年代末南莊的鎮辦企業開始改制，羅蘇和當時的3個副廠長買下了興發，羅蘇的股份為42%。
昭信集團董事長梁鳳儀也是這樣的人物。這個前身以“集體企業”面目出現的企業，當梁做平洲藤廠的廠長時，抓住了“三來一補”的機會，1979年與香港中介商的生意，竟然讓美國《華爾街日報》都記載了！隨后，梁依次復制了相當多這樣性質的企業，從玩具到電子。當梁開始意識到單純的來料加工對企業未來的隱患時，她手下是一堆性質為“集體”的企業。1996年的改制，讓梁和另外10個管理者成為股東。
在私營經濟剛起步，而需求-供給鏈條不容易建立時，集體企業就顯示出它的作用。80年代以前，南海私營經濟大多數并不具備生產能力，供給能力很弱，絕大多數只能做銷售等不需要太多本錢的事業。而集體企業能夠積聚起小資本，可能還能借助行政力量，這可以迅速形成生產能力。集體經濟承擔風險的能力也更強，羅蘇開始辦的幾個廠都倒閉了，但是他們馬上就可以建立新的廠，這是剛起步的私營經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集體經濟還能借助國家的力量形成全國范圍的需求-供給網絡，獲得經濟發展的機會。羅蘇的醬油廠就通過糧食局購買東北的黃豆，產品銷售到全國各地。
銷售網絡是集體企業建立的，私營企業卻從中受益。為集體做銷售的人在這個網絡中結識了很多人，有了豐富的社會關系資源，他們在開辦自己的企業時才能獲得相應的資訊和信用，私營企業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大福摩托車的胡英強在辦自己的企業前是供銷社經理，他在供銷社經理這個職位上認識了摩托車行業的人，如果不借助集體的力量，他只是一個農民，不可能建立這樣的關系網絡。
集體經濟還為私營經濟培養了人才，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是私營企業的人才庫。南莊最早做陶瓷的那批人很多是石灣的國有或集體陶瓷企業培養出來的；廣州鋁廠為大瀝的鋁材生產提供了人才，堅美鋁廠的總工程師原來也是那里的職員。現在集體企業在南海已經成為弱勢，幾乎每個人都會說出私營企業的優越性和集體企業的局限。但是，如果沒有集體企業當初奠定的網絡和人才基礎，南海私營經濟的發展也不會這樣順利。
“外來企業家”：擴展私營經濟的發展空間
南海的私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上規模就遇到了一些困難。
南海的私營企業主大多是農民出身，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穩重。很多企業主不愿意輕易向銀行貸款。南海大多數的企業是靠自有資金擴大再生產的，賺多少錢就擴大多少。南海很少上市公司，因為企業家不愿意將財務公開，這種思想在南海的私營企業中比較典型，還有一些企業主甚至擔心與別的企業進行資本合作，他們害怕自己創辦的企業受到別人的干預。
怎樣擴大規模現在是擺在南海私營企業面前的重大問題。
“外來的企業家”在企業規模方面影響著本地的私營企業。這里所說的“外來企業家”是指那些創業并不在南海，而是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后才來南海投資的企業家，他們可能是臺港澳的企業家，也有來自內地的企業家，他們可能是南海人，但是他們的成長不在南海，因此也就有不同的觀念。他們帶來的其實是全球化的影響，他們會通過并購和改制的示范作用促使南海的私營企業發生改變。
亞洲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主席鄺匯就是這樣的“外來企業家”。鄺匯是南海人，但是他在1972年就去了香港，那年他14歲。在香港，鄺匯做過回收廢舊金屬的小生意。到1981年，他找了一個大學剛畢業的人做翻譯，又去美國等地收購廢鋁。鄺匯把廢鋁從美國、中東、日本運來，在香港轉口的時候賣掉一部分，剩下的運到廣州進行加工。1991年鄺匯自己建了一個廠。1995年，大陸有很多人去國外收購廢鋁，廢鋁貿易的利潤降低了。鄺匯就轉到實業來，專心于鋁材廠，不再做貿易。在一個哈佛朋友的建議下，鄺匯認識到企業要再發展就需要外面的資金。1998年4月亞洲鋁業在香港上市。
鄺匯還收購了南海的兩家鋁廠：南華和宏佳。鄺匯參股其中，持有60%的股份，但是并不派人去管理，只是在大的戰略方向上作決策，并且為這兩家企業制定了財務制度，每周派人前去檢查。鄺匯現在又在醞釀收購鄭州的兩家鋁材的上游企業。他還透露，他有心參股佛山的一家幾十個億的上市公司，正在商談之中。2001年5月，鄺匯又爭取到美國鷹都鋁業—全世界第三大的鋁業公司參股亞洲鋁業的5個公司，投入5億港幣，占有26%的股份。與本土企業主相比，鄺匯熱衷于資本運作，并為已經到來的全球化沖擊做準備。他富有遠見又善于行動，這正是南海所缺乏的。與此相似，新中源有限公司也是由“外來企業家”建立的，老板是澳門人，祖籍南海。這個企業不像眾多南海的私企，他聘請了一個總經理，并且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老板并不直接參與管理，只是通過監察部監督企業的運作。
在南海私企改制也是“長大”的動力。1993年初到南海創業的華星電子老總柴國生以其兩次產權改革，凸現了一個民營科技企業長大的路徑。柴1978年畢業于復旦大學電光源專業，而后在云南一個國有企業成為總工程師，因忍受不了國企的現狀而離開。他到南海與一個本地人合作，做節能燈。1997年柴進行了第一次產權改革，原始創始人退出15%的股份獎勵給7個骨干。改制使企業發展獲得極大動力，1998年一舉奠定中國最大的節能燈公司地位。之后，他與另一大股東產生嚴重的分歧：怎么看待人的價值？
接著就有了一次流血式的第二次產權改革，結果是最大股東的股權變成債權，以固定資產兩倍的資金來完成補償，退出華星公司。當時沖突巨大，企業面臨分裂，甚至倒閉。這一關過不去，華星就不存在了。但這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它將華星鎖定在這樣一個清晰的未來：一個10億元以上規模科技企業的前景；電光源—南海未來一個可能的支柱產業。
在這些“外來企業家”的示范和兼并的作用下，南海私營企業的整體觀念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在經歷了原生性的發展之后，南海私營經濟要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擴展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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