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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趙義
1994年，一場風暴席卷了整個南海。隨著南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紙令下，市、鎮區兩級工作組浩浩蕩蕩奔赴1574個管理區和自然村。已經10年沒有開會習慣的村民一下子經歷了幾個月的會議風暴。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丈量土地、清產核資、推平入社、量股到人。
當地農民把這場風暴叫做“第三次土地革命”。
南海人將革命要旨精煉地概括為“三區一制”。“三區”就是將土地劃為農業保護區、工業區和商住區，統一規劃，提高集約效益；“一制”就是以土地經營權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土地入股，農民的土地經營權物權化；農民變股民，憑股權證定期分紅。
風暴來臨的時候，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土地承包政策最重要的3個文件之一—11號文件剛剛發布幾個月。文件的核心意思是：農村第一輪土地承包到期后承包期再延長30年。對南海的做法，頓時疑聲四起。此時，南海人“附會”政策的能力再一次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這樣搞，農民的實物承包變成股權，這也是長期穩定，甚至更穩定！
幸運的是，南海正是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南海的做法獲得了一個珍貴的表態：可以搞，但不宣傳，不推廣。這一點對南海來說就足夠了。
1994年1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視察南海，下了如此之論斷：“小平同志最近講農業要實現第二次飛躍，原先不知怎樣理解，現在看來就是這回事。”當地干部稱為“三杜”的杜潤生(原中央農研室主任)、杜鷹(時任全國農村改革試驗辦公室主任)、杜瑞芝(原廣東省顧委副主任)三位先生也趕來南海為“這回事”加油助威。
1995年3月，塵埃終于落定，1574個股份合作組織登上了歷史舞臺。
此后的數年間，中國許多地方還在熱衷于搞“兩田制”變相收回農民的承包地，通過多留機動地減少承包到戶的土地，不斷提高承包費用加重農民負擔，干部樂此不疲地從調整土地中牟利。南海卻呈現出另外一片景象：連片的廠房起來了，農民大規模地轉移到二、三產業。南海農村的發展走入一個不同的軌道。
2001年6月26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草案)》首次被提交會議審議。草案起草領導小組成員陳錫文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真正要給農民長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當然要明確土地承包權是物權，擴大農戶對土地的支配和處理權。法律的內涵應該更往物權方向靠。”
8年之后，南海的做法終于與主流的意向合流了。光線一下子明亮起來。“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曾設問：中國大地上，還有什么東西比8億多人的命運更重要的呢？在此，記者選擇了南海市最早的3個試點之一—平洲區夏北村(原為夏北管理處)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做一深入分析。
“平洲解放以來最大的群眾事件”
洲表，地處南海市平洲區西北，距南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桂城區不過2.5公里。洲表原有6個生產隊，屬典型的“多隊一社”。各隊之間極不平衡，大者如西里，農業人口和土地面積均占洲表的1/3以上，小者如文林，兩者的比例均在1/10以下。
洲表人對“經濟社”一詞并不陌生。1986年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洲表就成立了經濟社。1989年9月，洲表村掛牌，實行村社合一。那時的經濟社，名為經濟社，實際上沒有“經濟”，被人們譏誚為“空殼社”。除了傳達上級文件和會議精神無事可干。
1992年，鄧公南巡，新一輪的齊抓共上開始了。6月，洲表新一屆村委會誕生，雄心勃勃的新班子開始往空殼里加料。那時候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叫“理順”。對各個生產隊而言，“理順”的感受倒很簡單：權力被上繳。經濟社(即村委會)終于有得忙活：調整土地、發包土地。
事情很快又有新變化。1992年10月，南海撤縣設市，洲表被列入市區規劃范圍。其代價就是有500余畝耕地列入市政府征用范圍。征用補償費是南海最高的，一畝2.8萬元。商品意識極濃的洲表人從中得到了一個信號：土地要升值了。一時間，洲表的人地關系也高度緊張起來。算上1989年以來縣、管理處兩級征用的土地，洲表1307畝的耕地幾年之內就消失了820畝。對一個農業人口有1701人的大村來說，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不到3分。一直以農作為生的老社員開始憂心忡忡。49歲的老社員黎儉洛跑到村委會訴苦：今后無田耕社員怎么活？
此時的新班子還沉浸在行使權力的快意之中。敏感的洲表人發現，他們的村干部經常出沒于茶樓酒肆之間。種種不正常的現象開始泛濫。更有一條風聞在村民之間傳得沸沸揚揚：村里把集體的錢30萬借給外村的私人。
矛盾在征地款的分配上集中爆發了。按照規定，每畝土地的征地款6000元分配給村民個人，剩余的1.4萬留給經濟社用于發展。洲表的“大戶”西里被劃入征地范圍的土地最多，如果按照土地來分配，村民平均可以分到2500元以上。“新政”不久的村委會顯然是打算來一場“劫富濟貧”，決定按洲表人口數平均分配。西里的村民平均到手的征地款銳減到350元。更甚者，在村里還有責任田的外嫁女在村委會干部眼中已是“潑出去的水”，一分錢的征地款也沒有得到。外嫁女鬧到了村委會，近百名村民聞風而至，老賬新賬一起算。一個村委會干部難抑怒火，拍案而起：有意見就去上邊告啦！
1993年2月3日，一場大的風波終于釀成。西里99戶、116個戶主聯名向平洲區委、夏北管理處黨支部遞交請愿書，強烈要求拆社，西里獨立。這場風波當時被稱為“平洲解放以來最大的群眾事件”。
一個全新的方案
此時，洲表試點的關鍵人物之一何城佳剛剛脫身于從事了16年之久的檔案工作，調任平洲區負責農村經濟工作的經管辦主任。這位當年洲表股份合作制試點工作組的組長回憶說：“我的腳還沒有踏進辦公室，就坐到了火山口上。”巧合的是，何城佳正是洲表走出去的有責任感的干部。他已經參觀過深圳寶安、廣洲天河等地的股份合作制樣板，也接到了要在平洲區擇一地進行試點的任務。他決心把試點放在自己的家鄉。
“理順”理出這樣一場風波，平洲區也是始料不及。全區67個經濟社中，像洲表“多隊一社”這種情況的就有34個。其中只有七八個“順”了一些，更多的則陷入此起彼伏的矛盾沖突之中。有的甚至出現了群眾自選代表主持村日常工作，村委會癱瘓，村長到處躲藏的局面。
答應西里“拆社”的要求，必然會引起連鎖反應，一發不可收拾。但以洲表經濟較為落后、矛盾復雜的現狀，股份合作制試點工作組是否會“易入難出”？何城佳陳述的理由足以讓平洲區下定決心：基礎好的地方搞成了，說服力不強，如果洲表這樣的地方都能搞成，其它地方你不用宣傳，都會看到的。1993年4月6日，以何城佳為組長的洲表股份制試點工作組正式進點。
經過難熬和討價還價的3個月，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終于出籠。根據方案，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的總股份由土地股和基礎股兩部分構成，股東同時擁有這兩種股份。土地股的設立，由各生產隊的土地按1.4萬元/畝計價折股。土地股分兩步計算到人，先是計算出各生產隊占經濟社土地面積的比率并固定下來，然后按每年12月31日為期的在冊人口，分配給不滿16周歲的一股，16周歲以上的兩股。基礎股的設立，以經濟基礎很弱的南約生產隊為參照，按人均16周歲以上1010元、16周歲以下505元計算推平入社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數額，超出部分返還給各生產隊。基礎股按照全社農民年齡分5個等級，不滿16周歲的一股，16周歲至25周歲的為兩股，26至35周歲的為三股，36至45周歲的為四股，46周歲以上為五股，每年以12月31日為期，按人口、年齡變動調整，作為下年度領取股紅的依據。股東的股份不能退股、轉讓、買賣、抵押和繼承。
土地和人口最多的西里在這個方案中得到很大的補償。基礎股的設立是為了體現經濟社集體經濟的共有制的性質。以低水平的生產隊為參照計算入社金額，使分紅至少可以解決最差生產隊社員之生計；按年齡劃檔，則照顧到了多年來對集體經濟做出貢獻的老社員，以解除其后顧之憂。
這是一個照顧到了方方面面的方案。這個方案將洲表的局勢徹底穩定下來，并且徹底改變了洲表的未來。
1993年7月16日，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正式成立。原村委會干部中只有1人入選董事會。有意思的是，3個董事長(一正二副)何國橋、何永森、黎耀偉都是老同學。何國橋1980年退伍，一直是個體老板。何永森1974年22歲的時候就是一名能干的生產隊隊長，后來也是個體老板。而黎耀偉正是頗有正義感、西里“鬧事”的骨干之一。
從此，風波后脫穎而出的董事們開始為了村民的分紅而奔波，村民則開始“洗腳上田”。
工業化的農村
股份經濟社的成立，使得農民從此不再與零零碎碎的小塊土地捆綁在一起。只要看好自己的股權證和保護好自己舉手通過的章程，剩下的事情就看董事會的了。董事會上任伊始即對原村委會與私人聯營辦起的電熱設備廠、碳素廠清理整頓，他們驚訝地發現，除了積壓在倉庫賣不出去的產品，60萬的投資只剩下不足9萬元的家底。深知個中意味的何國橋告訴筆者：“集體辦企業根本不行，總是虧。”他確定了洲表一以貫之的發展思路：集體辦物業，私人辦企業。經濟社出資興辦廠房、鋪位，然后出租給前來投資的企業家和個人，經濟社收取租金。此時的洲表可謂天時占盡。由于列入南海市城區范圍，平洲區投資的熱潮剛剛開始。用當時的區委書記范潤金的話說：“平洲列入南海市區，這塊寶地更加吃香。”
不過，啟動資金從哪里來？這一點上洲表可謂占盡地利。一個來源是征地款。按照1995年最終確定的征地范圍，南海市國土局征地和夏北管理處調用土地共554多畝，每畝征地款到經濟社手中的是2萬元。截止到1999年，征地款陸續到齊，共計1109多萬元。一個來源是1994年洲表做的一筆大買賣：興建中心村，出讓宅基地，共開發30余畝。這筆買賣使洲表收入650萬。這陸續到齊的1700余萬元成了洲表發家的本錢。
時至今日，當瀏覽洲表股份經濟社歷年收益分配呈批表的時候，有一點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洲表的經濟已經完全工業化了。在經濟社承包收入當中，工業收入90%左右，農業收入10%左右。作為一個經濟組織，經濟社的角色變成了一個收租者。作為一個有政權色彩的組織，經濟社的角色變成了一個公共產品的供應者。
農民所承擔的義務(國家任務、義務工等等)以及老人保障、醫療保障等公益事業均由經濟社一體承擔，每年從經濟社的純收入中扣除。農民所要做的就是每年在1月20日左右到經濟社領取分紅。中國大地上許多地方至今仍在上演的到農民家里催糧要款的一幕在洲表消失了。90%以上的勞動力轉移到了二、三產業。他們的身份雖然還是農民，但他們已經很少能夠一嗅田野的芬芳了。
1998年，洲表的發展到達了頂峰：經濟社總收入從1994年160多萬元增長到411.2萬元，純收入達到327.4萬元。人均分紅1243.31元。
勉為其難的分紅
1999年是現任董事長何永森主事的第一年。那是令人沮喪的一年。與1998年相比，經濟社總收入、純收入、分紅都大大減少。
其實，洲表股份經濟社自成立那天開始，就有一個問題成為縈繞不去的符咒：公積金太少。每年的純收入一直都是按照65%用于分紅、10%歸于公積、25%用于公益支出以及上繳農業發展基金來分配。1999年以前，每年都有征地款等啟動資金到位，問題還沒有顯示出來。令人尷尬的是，1999年正是洲表經濟社啟動資金已經耗盡之時。
南海市顯然注意到了類似的問題。1999年，南海市農業局一紙令下，規定今后“股份分紅比例不得超出稅后收益總額的60%”。洲表董事會要保證以后的分紅不至于減得太少，就必須進一步增加純收入。
這一年，何永森開始計劃開發洲表的45.3畝耕地，建造工業廠房。但此時申請變更土地用途已經十分困難。當時變更土地用途3畝以上就必須經過省級部門的批準。
經過一年半的反復努力，申請終于獲得批準。但征地45.3畝，為此洲表一次性交納了157多萬元。這筆費用幾乎相當于洲表一年的分紅金額。公積金幾乎是空賬的洲表只有借債一途。洲表股份經濟社不得不向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貸款130萬。談起變更土地用途費用，何永森就有一肚子苦水：“洲表是農村，但又在城區規劃范圍之內，變更土地用途費用標準完全按照城區來算。費用每年都漲，從1994年每畝8000多元漲到2000年的3.4萬。”根據何提供的歷年變更土地繳費通知單，到2000年，洲表土地變更費用再加上罰金，總共接近400萬元。這相當于砍去了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8年期間任何一年的總收入。
讓這位當家人頭痛的事情還不止這一件。2000年洲表合作醫療費用加上只增無減的基礎設施建設、其它公益事業以及上繳的農業發展基金，已經接近100萬元。此時，一個也許將最終決定洲表命運的變量也開始顯示出它的致命之處：參與分紅的人數和分紅的股數飆升。2000年洲表每股平均分紅、人均分紅都跌到了1996年以來的最低點。
2001年的形勢更加嚴峻。已經七八年的廠房需要整修；償還貸款需要60萬元。年底到期的租金還有30萬元廠家拖著不交，而明年1月20日就是股東分紅的日子。
一份來自平洲區地稅分局的通知單如晴天霹靂徹底摧垮了何永森的信心。10月26日平洲區地稅分局給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下達了繳納房產稅、土地使用稅(租用)的通知單：一年之內應征的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共計32萬元有余。這足以砍去洲表一年工業收入的10%以上。這份通知單中的“應”字成了可能隨時會被引爆的定時炸彈。
2001年5月開始，當地農村信用社也不再接受集體土地使用權證書的抵押。傷口上被重重地撒了一把鹽。
何無奈地說：“今后怎么發展，我毫無頭緒。”這位已經為洲表苦苦奮斗了8個年頭、明年任期就要結束的董事長，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滿身疲憊、黯然離去的結局。
命運系于誰手？
2000年洲表參與分紅人數增長這么大，主要是婚嫁、新生兒造成的。股數的增加，一個是配給新遷入的村民和新生兒的土地股，一個是新遷入的村民和新生兒的基礎股以及洲表村民年齡到達一定檔次增股引起的。1999年平洲區開始股權流動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將股權分為資源股(即土地股)和物業股(即基礎股)。資源股無償配給，不能退股、轉讓等。物業股以1999年12月15日為最后期限停止無償配股，開始實行有償購買。不僅新遷入者需要出資購買物業股，而且本經濟社的新生兒、社員年齡到達一定檔次需要增股都需要出資購買物業股。物業股可以退股、轉讓、買賣等。前者是確保農民從土地中長期受益，以適應黨中央提出的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的政策。后者是企圖將經濟社的分紅由福利型變成投資型。
所謂“投資”帶來的更多的是村民心理上的一種感受。所謂的“股權流動”除了傳統的“入市”方式(讀書畢業后留在城市工作、干部提干、退伍在外地當了干部等)之外，主要也是圍繞婚喪嫁娶展開。但退購資金之間的脆弱平衡也使“投資”對洲表股份經濟合作社來說根本沒有資金上的含義。除了婚喪嫁娶和傳統的“入市”方式之外，沒有人愿意自動退股以緩解分紅的壓力。對村民來說，最理性的選擇就是一邊在外打工，一邊在家鄉分紅。沒有哪個成年人會傻到退掉手中的3股物業股，手持不到1萬元的現金到城市里闖蕩世界。面對茫茫的城市，他們手中的資本實在可憐。
土地是農民的最大資本。但由于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模糊(農民自以為是自己的，但只有經營權；法律規定是集體的，但各級政府會時不時以很低的補償征了過去)，農民手中的土地體現不出應有的價值。智慧的洲表人通過將農村土地入股，發展工業，提升了土地價值。但隨著洲表土地開發完畢，日益龐大的分股人數和分股股數顯示出了它的殺傷力。利用自己試點的空間，通過制度創新，洲表避免了折騰得好多地方不得安生的農民負擔、干部以“條”牟利的弊病，但騰挪閃躲之際，最終還是繞不開城市化這個“樸素真理”。然而，這已經不是洲表和南海的問題了，它屬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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