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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編輯部
中國入世，國人多一大喜，談判與事者則多神態平靜，是飽經滄桑后的那份平靜。由此上溯22年，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對外賓說：“中國60年代初期同世界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于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 按天來計算。60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F在我們算是學會利用這個國際條件了。”22年后，中國與WTO互相鎖定，相信我們再也不會“自己孤立自己”了。
也是那一天，鄧小平談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2年之后，1992年2月，他在南方考察時又談到這一點—“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那一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就要召開了，十四大報告起草小組已經幾易其稿，可是關于市場和計劃的問題，說法依然不一，“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體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各不相同。到了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我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10月12日，十四大開幕，“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中國的選擇。
西方人，甚至我們的后代，大概都不會明白，為什么一些在他們看來是常識的概念，在中國卻要經歷漫長的“植入過程”。那一定是因為有太多的羈絆和“自己折騰自己”的阻撓，但他們從中也一定會看到一個民族不屈不撓向前探索的身影。正是不斷否定自己的勇氣，促使這個民族不斷超越自己。
改革是一場革命，也是一種使命。改革不是請客吃飯，像給公務員漲工資那樣皆大歡喜。改革常常是一種痛，要闖關，闖過地雷陣，痛是必然的，無非是短痛長痛之別。想回避痛和矛盾，結果必然是將更大的痛和矛盾留給未來，留給未來更多的壓力和不確定性。改革，先易后難是需要的，但知難而進、迎難而上、越難越堅，有時更加必要。
“90年代以來，一些執政幾十年的政黨先后下臺，有的已經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黨的內部出了問題。”2000年10月11日，江澤民指出，現在在工作作風方面，“群眾反映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形式主義，二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喊口號，文山會海，沽名釣譽，只說空話報喜不報憂。而官僚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官本位”意識，“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東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要保證擁有6300萬黨員的共產黨和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的長治久安，江澤民說“制度建設是最根本的”。比如治理腐敗，“要通過體制創新逐步鏟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土壤和條件”，“通過深化改革和體制創新，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相互制約的權力運行機制�！�
這些都是切中要害的論斷，也都延續著鄧小平的思想。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他一針見血地批評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說官僚主義現象“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鄧小平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制度”，“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他痛切感到，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芭f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鄧小平最著名的論述莫過于1986年的那段話，“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F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的心目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包括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等等，改革的目的就是克服官僚主義，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1980年，鄧小平痛斥官僚主義已“無法容忍”，20年后，江澤民把官僚主義視為“一大禍害”。這20年，中國的很多改革都“輕舟已過萬重山”，可是官僚主義依然“門前不改舊山河”，這是歷史的必然，還是現實的喟嘆？
1980年，鄧小平說：“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他深知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復雜，但他說了4個字：非改不可。
偉大的使命，艱巨的難題。對已經穿越了20多年改革開放風雨的中國來說，也許是到了用足夠的勇氣、智慧和理性去推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了。不要讓我們的子孫后代為我們今天應該承受的去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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