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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華(北京)
經過15年的不懈努力，中國在今年正式成為WTO大家庭中的一員。在翻閱眾多媒體上相關的新聞報道、理論及對策分析文章的同時，我又想起了4年多前的一次經歷。1997年7月底，我隨北京的一個大學生社會實踐團到重慶萬縣做一些科技文化服務以及社會調查。其間，我們走訪了一個普通的農戶，這是一個三口之家，幾間低矮破舊的屋子里，除了一張桌子外 ，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孩子在接下來的學期里將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臨走時，我們幾個學生掏出了當時身上所有的近300元錢，這家人怎么也不肯收下。孩子在一旁說：“過幾天我就要到廣東去掙錢了。”聽完這話，我的心頭一顫：這個孩子當時上小學4年級，大概只有12歲吧！
也許是因為專業學習的便利或需要，我在北大三年的研究生學習期間，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經濟發展能否減緩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經濟開放對于減少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有什么意義？這些問題也是經濟學里古老而熱門的話題。在給定一系列假設的前提下，對這些問題做理論推導從而得出一個結論或許不難，但是實際問題遠復雜于理論推導，許多經驗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或許因為自然、制度等條件的差異，各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答案不盡相同。
對于存在于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一個幾乎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它主要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就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兩個指標而言，后者對前者的比值在1990年代初期一直上升，1994年達到2.86倍，其后經歷了3年的下降，最低時是1997年的2.47倍，此后差距又繼續擴大，2000年為2.79倍(以上數字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計算)。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城鎮居民還有許多非貨幣收入，如住房、食物補貼、醫療等，有專家估計，這些收入是貨幣收入的50%。將這些計入，城鄉收入差距遠高于前面的計算結果。
經濟學家魏尚進及其合作者最近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他們利用中國100多個城市及其郊區從1988年到1993年的有關經濟數據進行分析，結論是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加強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他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對外開放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另外，也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提高、改善了農產品的貿易條件)，從而導致農民收入的增加。如果他們的結論正確，“入世”對于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低收入階層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入世”將為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農民將因此獲得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
筆者認為，在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方面，“對內開放”的意義可能遠大于“對外開放”。國內地區間的貿易壁壘和封鎖是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盡管中央政府一直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但一直沒有找到很好的措施，甚至有學者建議成立一個“中國貿易組織”來減少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另外，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是其自身的勞動力和由此生產的產品，如果能夠放松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措施，對于提高農民的收入是很有幫助的，這本身對經濟增長也有重要意義。有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對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0.23%。美國經濟學會前主席約翰遜先生(D. Gale Johnson)在其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認為，在今后的30年，如果遷移障礙被逐漸拆除、城鄉收入水平在人力資本可比的條件下達到幾乎相等，勞動力部門間轉移可以對年均增長率貢獻2～3個百分點。
“入世”或許可以加速“對內開放”的進程。一方面，國內市場分割不符合國際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律，來自外部的壓力將促使我們改善市場環境，逐步消除地區間的貿易壁壘；另一方面，我們也會逐漸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國內的一個省(甚至是縣)既然能夠向外國商品開放市場，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兄弟省(甚至是縣)開放呢？在這個意義上，“入世”不僅給農民帶來直接的利益，也可以通過促使“對內開放”，間接地改善農民的境遇。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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