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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張良
這是革命電影里常見的場景：游擊隊正在緊鑼密鼓地謀劃布置，大隊敵人從遠處逶迤而來，眼看一場激動人心的伏擊戰將按首長們的計劃順利展開。不料，一把不知什么地方的槍走火了。雖然人馬還未到齊，機槍還未架好，但結局只有一個：提前開打。因為敵人已開始撒腿來搶山頭了。
9·11事件，對美國而言是一次蓄意的攻擊，而對中國的入世之戰，卻只是這樣一把走火的槍。
本來，一切都在按迎接入世的既定方針辦。
宏觀層面：入世的300多個條款中有200多條是關于政府的，入世實際上更多是政府的入世，在管理運作的規范上與世界如何接軌。修改、清理阻礙經濟自由化的種種不合理法律、法規和政策，真正按國際通行的規則辦事，這是入世方略的頭等大事。
中觀層面：整頓市場秩序，建立健康、統一的大市場，為經濟發展提供充分施展的舞臺，這是融入國際大市場的必要準備。在流通領域打擊假冒偽劣，在資本市場打擊違規操作，今年以來其舉措之密，力度之大，都是多年來罕見。僅中國證監會今年1月至5月發布的各種監管要求比其前10年的總和還要密集微觀層面：逐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組建大企業集團，推行良性的企業治理結構，改善企業活力已是一個長期執行的方針，雖然有照貓畫虎，形似而神不似之疑，但畢竟在逐步接近。
十幾年的入世談判，從黑頭發談成白頭發，在艱辛的背后是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1994年中國的“入關”(關貿總協定)沖刺成功，在倉促之下，我們的經濟、產業和企業面臨的壓力將大大超過機遇。前一階段部署的有條不紊也許正是現代版“塞翁失馬”的典型寫照。
但是，9·11改變了這所有的進程，就像它撥動了全球政治、經濟的運轉時鐘一樣。
一場比快的游戲
留意新聞的人會發現，近兩個月來，跨國公司的CEO們，當然，還有隨他們而來的一筆筆上10億美元的資金，開始著了魔一樣地往中國跑。“跨國公司中國搶灘”之類的大字標題頻頻出現。
德國人是步子邁得最大的。
11月初，第3次訪華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帶著47位在德國乃至全球都赫赫有名的企業巨頭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當天即與中方簽訂了總額高達80多億美元的29個合作項目，其中，德國拜耳公司與上海工業園區公司就簽訂了總投資額31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化工巨子巴斯夫在上海一地出手就是10億美元。而簽約合同最多的西門子總裁馮必樂直截了當地說:在中國進行投資，目光要從現在開始而不是入世后。
而在總理團隊到來之前，德國寶馬公司董事長約阿希姆·米爾貝格博士已于10月26日首次訪華，親自來推動寶馬與華晨的合資生產轎車項目。聽聽他怎么說：我們的愿望是在中國生產，這不依賴于中國是否入世。我們看中的是中國在發展。在中國市場增長的最好時刻我們決定與華晨合作，但并不是要生產華晨的品牌，而是要生產自己想要生產的品牌。中國的發展活力非常大，這增強了我們的信心。2004年至2005年，我們將有新品牌、新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連一度慘敗的國外家電業也在中國重新看到了希望。10月23日，惠而浦中國地區總裁施德承在昆明宣告：重返中國市場。這家全球最大的家電生產和銷售商4年前退出了中國的冰箱和空調市場。而此次在中國推出3個系列30個新品種，據稱是惠而浦自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發動的最大攻勢。施德承將之稱為惠而浦在中國“入世前的沖刺”。
投資中國的先行者則是另一種心態。國際數據集團主席帕特瑞克·麥戈文近日表示，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后，美國市場進一步加重的不穩定因素將促使風險資本更多地流向中國。他說：“美國經濟放緩，不穩定性加劇，這將推動資金流向相對穩定的地方，比如中國大陸……我們慶幸自己早在21年前就開始在中國大陸開展投資業務。”他的慶幸是有理由的，國際數據集團已經對中國91家高科技公司投資了1.6億美元，當前投資中的9家公司貢獻的利潤回報率高達1600%。此前，一份聯合國貿發會議委托進行的《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的調查數據表明，目前《財富》500強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國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世界上最主要的電腦、電子產品、電信設備、石油化工等制造商，已將其生產網絡擴展至中國。近年來，研究與開發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又一亮點，包括微軟、摩托羅拉、通用汽車、通用電氣、JVC、三星、杜邦、寶潔、美國電報電話和西門子等在內的跨國公司，已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100多家。
此外，形形色色的跨國保險公司、石油公司、鋼鐵公司、物流公司、乃至水務公司，近期都紛紛加緊了進入中國的步伐。
在一海之隔的臺灣，隨著臺灣“行政院”院會通過由相關部門提出的“落實大陸投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執行計劃”，實行了5年之久、備受海內外輿論批評譴責的“戒急用忍”政策正式走入歷史。政治的角力終究抵擋不過經濟的壓力。
與跨國公司在中國搶速度，拼進度相比，中國在內部調整與結構重組上也明顯加快了節奏。一個不知是有意安排還是巧合的細節讓人們注意到了，就在國際連鎖業巨頭沃爾瑪準備于11月7日舉行在北京開店的簽約儀式前一天，北京市新燕莎集團、市供銷社、二商集團和物美集團等13家決定共同組建首都連鎖商業集團。更大的方面，電信、民航、銀行等重組方案在長期醞釀之后已是呼之欲出，國家計委加緊從眾多的審批領域退出，各地各行業大集團重組步伐加快。在制高點的爭奪上，各方都不含糊。這種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在相關部門的預案中，本來應該是在中國入世后的一兩年才出現。
警惕“獨秀情結”
讓這場全球最大的經濟遭遇戰在中國提前打響的，正是9·11事件這一魔手。對美國人來說，作為資本主義標志的世貿大樓的倒塌不啻是一件天塌下來的大事，從總統、議會、軍事力量、投資者、消費者的匆忙反應不難看出，這個飛來橫禍的確讓他們“很受傷”。美國的大事自然是全世界的大事。美國感冒，全球咳嗽，這場災難成了最生動的注腳。
當美國商業部報告說美國消費者消費能力大幅度收縮，消費減緩到8年多來的最低水平，企業對新廠房和設備投資的持續銳減，美國歷來最長時期經濟增長的正式結束時，全球經濟也是一片凋零。
聯合國經社事務部10月10日發表的報告下調了它對全球和各地區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其中降幅最大的是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東南亞。報告把對東南亞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從原先的4.1%下調為1.7%，對西亞地區經濟增長的預測也從2.6%調低至1.9%。而日本政府則把2001年度的增長率從原先預測的1%修改為負1%左右。這將是日本戰后首次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韓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幅高達8.8%，政府預計今年的增幅僅在2%到3%之間。印尼政府也承認今年3%的增長目標難以達到，同時把明年的增長預測從5%下調到了4%。臺灣、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經濟體的經濟已經或正接近衰退，新加坡經濟更陷入4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按照國際機構的評估，今年亞洲地區只有中國經濟是真正的亮點，能夠實現7%的增長目標。
讓無數英雄競折腰的，正是這個充滿誘惑力的中國大市場。
似乎與此相呼應，在國內輿論中，“避風港”論和“一枝獨秀”之說在9·11之后也甚囂塵上，直至在10月中旬的上海APEC會議期間達到高潮。但實際上，與APEC同時的第90屆廣交會已開始傳出壞消息。參加的客商數目減少，成交額也顯著下降，反映了9·11事件的影響開始浮現。133.67億美元的成交額，比上屆下降15.4%。而外貿交易的滯后效應使得真正的影響要到明年才能完全顯現。此后是中央銀行報告里的“五大影響說”，是專家學者的議論紛紛和苦尋對策。與輿論在“一枝獨秀”和“大難臨頭”之間的左右搖擺相比，政策倒是相對冷靜。無論是暫停國有股減持、暫停接受大型國企破產申請、研究增發國債、對2000家企業實施出口零稅率等(即17%的增值稅可完全退稅)，都基本屬于常規反應和規定動作而已。而細數央行的“五大影響”，影響出口和外匯儲備實際為一條，而吸引更多投資、人民幣被動貶值和下調利率則實際對出口有利。影響到底有多大現在還是眾說紛紜。
而最新的折中調子是：政府宜下猛藥消除潛在的負面影響，以保住這一“世界的亮點”。
仿佛1997年一批國際經濟學家和政客對中國承諾貨幣不貶值(以減輕其它處于金融危機水深火熱下的國家的壓力)別有用心的“夸耀”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日前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演時也指出，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經濟進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長，因為中國市場不能萎縮。他說，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需求下降、經濟開始出現衰退后，中國市場便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寄托。而中國加入WTO更是世界經濟的一劑強心針。他認為，在這樣的大形勢下，中國應該有對策，要想辦法建筑新的需求和替代市場。
我們無從推測未來的政策走向，但我們要警惕這種源遠流長的“獨秀情結”，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做秀心態”和“面子經濟”。經驗已經告訴我們，一旦落入“速度決定論”的陷阱，延緩長遠改革以換取短時增長幾乎就是必然的政策選擇。人參雖好，也不能天天來吃。猛藥有效，往往只解一時之急。順應大勢，尊重規律，為更長遠的利益著想，這未嘗不是一種積極的應對之策。在外國觀察家看來，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沒有出現正常國家里那種明顯的經濟周期，這恐怕有些不妙(見本刊上期文章《一位外國新聞工作者眼中的中國經濟》)。
避風港里停著誰家的船？
事實上，在近年的財經政策走向中，我們可以看到種種讓人擔憂的跡象。
隨著部分行業國有資源的大重組，民營企業的進入門檻在逐步抬高，準入限制逐步加大。隨著入世的逐步臨近，跨國公司對新的條款了如指掌，國內企業卻在瞎子摸象。隨著某些部門(如稅務)工作業績的超常增長，眾多企業卻開始陷入困境。隨著國家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企業投資被“擠出效應”所打壓。
對一個封閉市場的“一枝獨秀”，在過去，外來者只有流口水的份。但是，利益的驅動力是無窮的，對于設障者和沖關者同樣如此。
只要頂著500強的迷人光環，一個個腰包充實，衣著光鮮的“上門女婿”事實上已讓這個“竹幕”千瘡百孔。而一個個地方割據的市場則不啻像是大避風港里面的小避風港。啤酒行業曾是國內市場分割的典型代表。每個地區都有形形色色的政策來保證本地啤酒在轄區內的“一枝獨秀”。不過，當具有強烈擴張欲望的“本土500強”企業青島啤酒出現時，這個壁壘頃刻間就土崩瓦解了。從培育壟斷企業的“一枝獨秀”到培育光環企業的“一枝獨秀”，它們都會造成同樣的結局：在一個個苦心積慮建造的“避風港”里停滿了外面的船只。這將成為“港口建設者”的噩夢。
對汽車業的萎靡不振，先前認為是與跨國公司的嫁接不足，現在認為是對國有資源的重組不夠。但是，一位汽車工業的老前輩在吉利集團看到這家唯一的私有汽車企業的活力后，發出由衷感嘆：“中國汽車工業之所以半個世紀還長不大，就是由于‘只準我干，不準你干’的行業壟斷。”另一位業界巨頭尖銳地說：“國外公司就是想賺錢，不是培養競爭對手。作為合資一方的中方技術無份、資金短缺，過去的一個主要資本——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也將因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很快失去它原有的價值，這樣合資的伙伴關系不可能白頭偕老。”
國企之所以交出市場也換不來技術，核心在于國企缺乏讓知識保存、積累和增長的機制。
在中國經濟總量的構成中，早已是民營、外資、國企三足鼎立。其中國企的比例僅僅只有28%而已。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引以自豪的雙引擎—外來投資和民營企業，在入世以及9·11提前帶來的壓力下，在國企大重組的背景下，其相關政策指引有漸漸失衡的傾向。
統計表明，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非國有經濟投資增速滯后。2001年上半年國有及其它類型經濟投資增長了17.9%，而集體和個體經濟投資僅增長了7.5%。且與2000年同期相比，國有經濟投資與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率之差呈擴大趨勢，2000年上半年國有經濟投資和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率分別為12.1%和7.9%，僅相差不到5個百分點，而2001年上半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超過了10個百分點。這與近年來對民營企業的投資限制不減反增，融資渠道不擴反縮，乃至對私人財產的積累和保護推進不力有密切關系。
在9·11提前引爆了這場無可避免的戰斗之后，我們需要的是冷靜而非躁動，是務實而非浮夸，是更需要為未來預埋更多的發展管道。
清醒看世界 評2001年十大新聞贏掌上電腦MP3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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