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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張立勤 （發自廣州）
疾風草，讓人不由想起茫茫原野間那一叢柔弱的綠，然而于風雨飄搖中堅韌地挺立。
它是一份民辦中學的校報。現在就擺放在我的案頭，很素樸的新聞紙，印刷略顯粗糙。當我再一次打量它的時候，依稀能看到紙頁間閃動的許多張稚氣笑臉。《疾風草》上有一些文字表達了這種渴望和無奈：“……到那時，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在整個國家的教育體系里才真正形成兩條腿走路的模式。不至于像現在，一條鋼腿，一條泥腿；一條大的，一條小的；一條長的，一條短的；走起路來一付瘸子的樣子。”這是一名民辦中學校長發自內心的喟嘆。
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
盤點民辦教育的發展，會有種讓人欲說還休的驚喜。
無資金、無校舍、無師資，甚至生源也是拾的公立學校掉下的麥穗。誰也沒想到，正是這些不起眼的麥穗成就了一片秋色。
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民辦教育的壯大規模：民辦學校于1978年前后出現，經歷了1984～1988年、1992～1994年兩次發展高峰期。到2000年，我國各類民辦學校達5.4萬多所，在校生700萬人。其中，民辦幼兒園4.4萬所，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25%；民辦中小學7600多所；各類民辦高校已有1274所，相當于全國高校總數的1/3，在校學生已超過200萬人，其中規模最大的民辦大學在校學生已超過1.4萬人。
在這種驚喜的背后人們逐漸看到了民辦教育生存、壯大的堅實基礎。
細心的人作一盤算，就會咋舌：以占世界1.5%的教育經費支撐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可謂窮國辦大教育。有資料顯示，全國平均只有74%的小學生能夠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夠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夠升入高校，大學生占同齡青年的比例為6%。國民教育素質的高低關乎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而教育欠賬的惡果開始向我們頻頻敲響警鐘。教育需求的高速增長與現有國家財力限制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使得民辦教育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間。
壟斷和官僚因其成為公立教育之痼疾越來越受到猛烈抨擊。王先慶在《中國教育業：壟斷的最大犧牲品》一文中指出，正是這種壟斷，不僅導致教育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低下，而且還造成社會各階層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以及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劇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國財富的凈流出。因此，打破壟斷，引入社會各種力量辦學同時給各種社會辦學機構以公正的待遇，已經成為推進中國教育業成長發展的重要途徑。
采訪中我看到，民辦學校從最初的“拾遺補缺”發展到現在在教學質量、辦學理念上已經開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臺，和公辦學校分庭抗禮了！在一些地方，由于民辦學校咄咄逼人的招生優勢，已經引起了長期陷入低效運轉怪圈中的公立學校的恐慌。當一些地方政府為這種恐慌而更加恐慌時，其實，現行教育體制的鐵幕已經被挑開了一角，教育的酵母開始被激活了！
面向市場是民辦學校的座右銘。在一項對湖南省民辦學校現狀的調查發現，在2984名被調查者中，有72.8%的人所學的專業是社會急需而公辦學校又不能滿足的專業。除此之外，民辦學校還可以提供不同的教育條件、就讀形式和特色課程等。有專家指出，教育的終極關懷永遠是教育本身。民辦教育的真正功能將突出地體現在“增加教育供給方式的多樣化和選擇性”上。如果說公立學校是國家發展義務教育的標志，那么民辦學校則是國家實行教育民主化和多樣化的另一標志。
有人曾把應試教育下的學生比作一群被趕進了夾道的野馬。夾道黑暗擁擠，只有一個出口，唯有快馬加鞭，咬牙狂奔。“其實，這夾道的兩面高墻，一面是教育資源需求與供給的巨大缺口，其背后是就業競爭;另一面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教育管理體制，其背后是城鄉二元結構、社會資源不開放等根深蒂固的矛盾。這夾道的兩面高墻在短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性變化，但在思想上多開出些路口是有益的，也是可能的。”
我想，民辦教育的出現，正是在這黑暗的甬道里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它的生存和壯大本身，就是對業已僵化的中國教育體制的最大質疑，以及審視。
踉踉蹌蹌的行走
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很能說明當下民辦教育的處境：沙丁魚在運輸過程中易死亡，放入一條鯰魚，沙丁魚馬上被激活。民辦學校創辦之初如鯰魚激活了眾多公辦學校，如今被激活的“沙丁魚”反過來圍攻鯰魚。如招生，歷來劃學區為牢的名牌公辦學校，現在開始以贊助費為“誘餌”向學區外學生頻頻招手;或者干脆聯手成壁壘，搞公對公的對口升學，限制學生升入民辦學校。
2000年暑期，許多民辦學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危機。由于普通高校連續擴招，使得本來在資金、師資等方面處于弱勢的民辦高校遭遇招生寒流。搶生源、打虛假廣告，這種無序激戰更被目為有“雜牌軍”、“游民部落”的嫌疑。在京城火車站，許多民辦學校的招生隊伍之間差點上演了搶人大戰的鬧劇。
一些民辦學校辦成了應試教育的翻版，成了公辦學校的“預備隊”。在我采訪的一所民辦初中墻報上，赫然張貼著全校學生考試成績的“排行榜”。“民辦學校如果在各種會考中比拼不過公辦學校，還怎么生存？說到底，考還是法寶。”這所學校校長無奈地嘆息。其背后的現實是，在忍受政策歧視、社會歧視的同時，民辦教育還得在應試教育的評估體系中生存下來。一句話，先爭取生存的權利，然后才能談得上突破。
這是一種扭曲。這種扭曲注定了民辦教育踉踉蹌蹌，一路艱辛。
“廣州有44家貴族學校，80%倒閉，成活下來的不到10%；60家專修學院，只剩下6家在苦撐苦熬。民辦學校成活率之低，令人深思。”采訪信力建時，想不到他的開場白竟是些沉重的數字。去年以來，凡是和民辦教育沾點邊兒的人多多少少表現出幾分心緒不寧。
這場蔓延至今的倒閉潮，開始讓人們重新審視起民辦學校的面目。大多數民辦學校還延續著草創期離退休老教師的師資結構，因而背影總給人老氣橫秋的感覺；在經營管理上，有人把辦學作為營利手段，收取過高的學雜費，實行“家族式”封閉管理，忽視了辦學公益性、社會性、開放性的一面；而融資渠道的不暢更是令許多學校的發展遭遇瓶頸，為數不少的學校發展至今還過著“人在屋檐下”的生活。凡此種種，總予人“草臺班子”的組裝痕跡。
“這是民辦教育在市場環境下優勝劣汰的結果，真正生存下來的將是頗具實力、健康的民校。”一名民校校長評價說。
惟其新生，才覺脆弱；惟其脆弱，更須呵護。
平等的權利？
前一陣子，關于民辦大學生能否買半價火車票的問題，讓熱心的媒體碰了個不大不小的軟釘子。其實，這還僅是民辦學校受到的眾多歧視性待遇之一例。比如，最近國家出臺的助學貸款政策又一次讓民辦大學生們望之興嘆。橫亙在民辦學校及其學生面前的，除了教育壟斷的堡壘外，還有種種有形無形的“網”讓人掙脫不得。
在采訪的民辦學校董事長、校長中，我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在談到創業的艱難和地方行政干擾帶來的種種困境時，他們大都進入了“悲壯的殉道者”角色。一名年輕的校長甚至憤激地發問：“假如政府總以規范為由打壓民辦學校的話，干脆全部封殺民辦教育好了，又何必掛出這樣的幌子！”但事后，他們總是再三叮囑我，千萬不要太尖銳。他們還要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謀生。其態度之低調讓人唏噓不已。
在這些民辦學校校長中，有不少曾擔任過公立學校校長。其中有一位感慨地說，同樣是校長，角色沒轉換，但遭遇不一樣，以前處處受尊重，現在處處求人，看人臉色。
關于亂收費、納稅等問題，不斷能聽到民辦學校的呼救之聲。校長們紛紛搬出了《教育法》、《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等有關規定，說明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諸如管理費、發展督導費等屬違規收費，說明稅務機關有責任為實施義務教育而征收教育費附加，卻不應向民辦學校強制征收營業稅。這些較真的秀才不明白，在市場的力量開始左右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動時，權力的手依然無處不在地投下“人治”的陰影。
“我們像黃鱔一樣躲來躲去。”一位教育集團董事長直言不諱，“教育行政干擾對民辦教育的發展已構成實實在在的阻力！”
就在前不久的政協浙江省八屆四次會議上，浙江大學教授袁加勇指稱，浙江的民辦學校遭受不公待遇嚴重，有的人、有的政府部門“甚至抱有歧視的態度”，民辦學校在教師聘用、教學用地、資金籌集、學生招收等等方面，都沒有享受到與公辦學校同等待遇。民辦學校在申辦及以后的辦學過程中要接受各種各樣的檢查、驗收，不達標不行。但這些檢查、達標的標準都是按公辦學校標準來制定的，并不符合民辦教育的實際。
看到這則消息時，我在想，浙江民辦教育在全國走在前列，不論是辦學模式的探索，還是政府給予的積極推動，都體現出觀念的突破。但其政策環境尚且如此，那么其它一些地方呢？
還是有些事能讓人沉痛之余稍覺欣慰。一所民辦中學由于與主管部門長期實行“車輪戰”，他們的武器是《教育法》、《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等法規文件。內中條文已經爛熟于心。在唇槍舌劍中，教育行政部門屢屢敗北。時間一長，教育官員們也開始仔細研讀法規。我去采訪時，發現雙方拿出的《條例》已經磨出了毛邊。
或許，依法行政的意識就此萌芽。但愿能深入人心。
產權之坎
產權問題一直是民辦學校發展的一個病灶。
在這方面最容易拿來說事的是北京新東方語言學校的例子。這個據說“一個暑期能賺上1個億的學校”到現在還在租用別人的校舍。這也是京城大多數民辦高校的現狀。是他們甘于“流民”身份，四處游擊嗎？
當然不是。1997年3月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定：“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不得以營利為目的”；“教育機構的積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辦學條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資”；第43條規定：“教育機構清算后的剩余財產，返還或者折價返還舉辦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審批機關統籌安排，用于發展社會力量辦學事業。”這些規定不僅阻礙了社會資金向民辦學校的流入，而且使得學校積累資金由于高風險性不敢進行再投入尤其是硬件投入，只能安于租房辦學的現狀。
隱藏在制度障礙后的是觀念禁錮。關于教育是否應該走產業化之路的爭議，一直沒有停過喧嘩的聲浪。但當許多人為教育產業化會否損害教育公益性等問題所困擾時，就在一些地方，具有企業精神的教育家和具有教育情結的企業家，這兩種力量在政府的推動下結合到一起，進行了股份制、集團化等大膽的嘗試。這些初現成果的試驗有力地證明了，民辦教育從一問世時就存在著極大市場，以后也必將繼續接受市場的檢驗。
市場化是擊碎教育壟斷的利器嗎？國人開始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歷來在公立大學經費上大包大攬的美國正在悄然出現“贏利教育”。即是由贏利性的私營公司管理公立學校及其教育，就讀的學生應該享受其它公立學校一樣的待遇。90年代以來，美國還出現了不少專門從事“贏利教育產業”的投資公司。當然，促使美國進行這項教育改革的推動力是壟斷帶來的公立教育體系的低效運作，以及政府教育撥款的連年下降。
那么對于正在邁向制度化、規范化的中國民辦教育來說，如何突破觀念和制度束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蛻變，這是一個艱難的命題。
相信了解中國民辦教育成長歷程的人都會產生這樣的感嘆:今天民辦教育的命運和80年代初的民辦企業似乎頗可類比。20年前，中國的民營企業不過是夾縫中的野草，在種種陌生、疑惑甚至責難的目光中艱難地伸出綠色，但20年后的今天，這片綠已經繁茂成春天，占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20年后的中國民辦學校，將會滋生出另一片綠蔭，成為中國教育舞臺上的A角和支柱。
今天，對于這種鮮活的“草根”力量的成長，也許我們更該多些珍視和小心翼翼的呵護。那么，從觀念開始，從制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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