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張立勤
我不知道烈日下的小林去推銷第一塊八寶山靈位時是懷著怎樣一種復雜的心情。她跟我談起這“第一份工作”時，臉上始終掛著淡然的笑。但我還是從那笑中不費力氣地找到幾分被克制的黯然。畢竟，她太年輕了，22歲，剛剛跌跌撞撞地闖入社會。
在京城人才濟濟的就業市場上，小林向那些挑剔的招聘人亮出的“標簽”有些觸目，又有點難言的尷尬：民辦大學生。“我已經習慣了對方那種異樣的目光。”她平靜地說。
我是在不經意間推開那間小平房的木門。這樣的小平房在北師大東門外比比皆是，里面棲息著許多自我調侃為“邊緣人”的年輕群體：年復一年考研的、自考的，和“寄人籬下”的民辦大學生。
我們真的很另類嗎？小林嘻嘻笑著，小巧的身子蹲在狹窄的過道里洗衣服，浸泡在隆冬冷水中的雙手越來越紅。“天越來越冷了，考完最后一門，我想回家了。這回不知道能不能通過？”她不無擔心地念叨著。想到過年，想到浙江老家，小林鏡片后的眼睛竟多了層水霧一樣的迷離。
流浪的教室，流浪的心
在京師科技學院念了4年書，小林一直不知道該怎樣向認識不認識的人講清楚校址。她要費很多口舌。時間久了，她也感到困惑：想不到自己就讀的是所“流浪大學”！
說起來，這所學校和北師大之間有著天然的“臍帶關系”。京師科技學院的創辦人和部分師資都來自北師大，校舍和教室也是租借這所公立大學的，這就是姓“民”和姓“公”的本質區別。由于教室都是臨時租用的，小林在開學初拿到的課表上從來也找不到教室的地點，一切聽從臨時安排。
她們的宿舍是北師大校辦工廠改裝成的簡易平房，八九平方米，8個人擠在一起。因為是平房，沒有管理員，不管白天晚上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敲門，她們已經習慣了種種可疑的“騷擾”。這兒極偏僻，夜幕降臨時，她們紛紛從昏暗的門前小路走向北師大明亮的教學樓、圖書館。這種“蹭教室”、“蹭圖書館”的求學方式，早已成為她們大學生涯的必需組成部分。
很多時候，小林走在那些額角閃著明亮光澤的學子中間，有著說不出的百感交集。是的，她是一個大學生了，這是從前夢寐以求的事，求真知、學本領，和這些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子們感受著同一種氣息的熏染。但是，又是有所異樣的。這種異樣，常常讓小林頗感苦澀。“沒有心理歸屬感。”她說。這是致命的。心和教室一起流浪。
“很多年后，如果我們想看看母校，上哪去呢？”小林悵然地說。這所擁有1000多學生的民辦大學從1995年創辦起就面臨著“身首異處”的窘境。小林的許多師弟師妹們至今還住在北師大北校區的地下室里，還有一部分棲身在該校本部的地下招待所內。其實，這也是京城大部分民辦大學的縮影。由于目前對民辦學校的產權界定模糊，即便像新東方這樣有雄厚實力的學校，至今也沒有購置自己的校舍。
“看上去我們就像是北師大的學生，可是自己心里清楚，我們不是嫡系正傳的，而是領養來的孩子。”小林的師妹宋海華說。這種“領養”身份常常讓她們面對人們的探詢目光自報家門時難免露一分怯。一次，海華報名參加了清華大學組織的扶貧夏令營活動。在討論會上，海華見到了許多名校學生，還邂逅了一位師姐。輪到自我介紹時，師姐用極快極輕的聲音說，她是北師大的。輪到海華時，她的聲音清晰而平靜：“我是京師科技學院的，也許大家都沒有聽說過這個學校，它是所民辦大學……”
海華說當時她能感覺到那些來自清華、北大的同齡人投來的陌生、狐疑眼神。但當她用沉著、自信的語調談完對這次活動的組織意見后，會場上響起了唯一一次掌聲，那些投向她的目光充滿了贊許和欣賞。那位師姐當即不好意思地補充道:“其實，我也是京師的……”
海華說她非常能理解這位師姐。常常，僅僅為了獲得一種空泛的認同，她們要付出比那些公立大學生更多的努力和代價。
畢業？失業？
一畢業就失業，對于公立大學的畢業生來說簡直匪夷所思，但對小林這樣的民辦大學畢業生來說卻成了尋常事。她失業已近半年了。按慣例，7月份畢業就該離校，現在是12月底了，小林還蝸居在小平房里，每月得按時交納200多元房租。屋外北風吹得緊，屋里暖氣顯得稀薄了些。她抬眼看看天，思忖著要不要把衣服晾出去。青蒼的天。京城4年，她習慣了灰撲撲的空氣和擁擠的車流、人流。往日里只顧把自己埋進書堆，爸媽每年花七八千元的學費把她送到這里，圖的就是讓她學點真本事。好像是要給自己一個交待，一個證明，她打定主意要在北京立下腳跟。當然，其中還有一個她不愿言及的原因:京師發給她的文憑一出北京，就更是沒人認了。
“我們是被人遺忘的群體，我們習慣了被忽略。我就不懂，國家鼓勵發展民辦教育，為什么發放文憑、就業上卻表現出明顯的歧視態度？還有你們媒體，眼睛成天盯著那些名牌大學，什么時候真正關注過我們？我們真的就不是人才，只是廢物嗎？”小林有些激動。
我很難把眼前這張青春圓實的臉和推銷墓位的職業聯系在一起。可是，小林這樣去做了。“看多了那些輕視、冷漠的眼神，就跟自己較上勁了，就是為了證明自己能夠自立！她背著父母偷偷干了一陣子。但不久，她發現自己并不適合，就放棄了。
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雜志社招聘助理編輯。她鼓足了勇氣敲開了人事部的門。遞上簡歷后她就被晾在了一邊，人們在她身邊來來往往，似乎忘記了她的存在。半小時后她終于忍不住上前詢問，那個女干事面無表情地撂過來一句話：“民辦大學？我們從來不收。”
“助理編輯不就是看看稿子，做做校對嗎？難道這個我也干不了？當記者，一定得是名校碩士畢業嗎？”她無比艷羨而急切地仰臉問我。
班上的同學靠著北京的門路陸陸續續上班了。像小林這樣徘徊在學校和社會之間的同學也不在少數，盡管他們中不乏成績優秀者。
很多個四處奔波的黃昏，小林站在京城的天橋上，看著城市的街燈遠遠近近地亮了，總有種落水的無力和傷感。青灰的天幕下她覺出了自己的渺小和疲憊。可是，就這樣撤退嗎？她怎么甘心！
求職屢屢碰壁后，她決定靜下心來猛攻“國考”。國考其實就是國家高教自考或者學歷文憑考試。由于目前大多數民辦大學的學歷還得不到國家承認，這些學校的學生要得到國家承認的文憑，必須參加“國考”才能拿到正規的“硬通貨”。盡管他們誰都知道，這種相當于另一場高考的考試內容并不能給自身帶來多少技能或知識上的實質性提高，但他們別無選擇。
“只差這一門就能拿到自考本科文憑。到時，工作說不定要好找些。”小林掰著手指頭慶幸地輕聲說。有些同學還要熬上一兩年才能全部通過國考。沒有人知道為了應付這種馬拉松式的考試，就在那些公立大學學生們享受優游自在的校園生活時，他們開始了另一種近乎“臥薪嘗膽”的日子。在偏僻的大學圍墻外，在荒涼的巴溝村，在那些由薄薄的板壁隔離成的簡易工房里，我看到了太多這樣的“自考大軍”，他們大多來自京城和外地的民辦大學。能不能在三四年內拿下國家承認的大專或本科學歷證書，成為這些民辦大學生們對于自己和父母最現實的交待，以及對于未來生活最嚴肅的一份擔當。
戶口是困擾他們的另一死結。因為就讀的是民辦學校，政策規定他們的戶口不能像公立高校的學生那樣遷入北京，除了現在經常要遭遇查“暫住證”外，還意味著即便以后留京，他們還得背著“黑戶”的牌子。而他們的學生證，如同畢業文憑，在種種政策的壁壘下也不過是“紙糊的燈籠”，回家買火車票時就少了那么一份底氣，到現在他們還不能購買半價火車票。
助學貸款對于他們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就讀北京文化大學的陳義來自內蒙，父親幾年前病故，母親又下崗了，但為了他上大學，硬是向親戚東拼西湊地借錢送他到北京。他說他最怕的是開學的日子，這個書他念得很沉重。“我們咋就貸不了款？真的我們就是二等公民嗎？”他疑惑地發問。
生活在邊緣。他們覺出了自己的“另類”，然而并不甘心。
“我們沒有光環，一切得靠自己！”
“我看好民辦學校的發展前景，以后有機會，我就想從事民辦教育！”海華清秀的臉上露出的自信使她在燈光下顯得光彩迫人。
“我們很‘邊緣’嗎？”她從容、率真的反問倒讓我有些局促起來。這個來自江蘇江陰的四年級京師大學生，迥異于我所見過的民辦高校學生。
的確，海華每天的生活和一個“正規大學”學生幾乎沒有什么兩樣。她學的是外語，上課、吃飯、自習都是在北師大校園里，除了身份。這個讓她的很多同學頗感沉重的話題，卻讓海華不以為然：“我總是相信實力，實力能夠證明一切。”客觀地看，海華的信心并非沒有堅實的基礎。就拿課程設置來說，民辦大學更接近市場的需要。實用型、技能型課程早已成為大多數民辦高校追求的方向。而海華的師姐師兄們畢業后的不俗表現，更讓她對于將來的就業充滿信心，躍躍欲試。
海華坦承自己的自信來自于當初選擇民辦高校后的“心態調整”。她認為許多人因此而背負的心理壓力，除了有外部的客觀因素制約外，個人的“心態調整”絕對很重要。
“我們不需要同情，不是弱勢群體。不錯，我們沒有光環，一切得靠自己！不管是受教育環境，還是社會待遇，我們只需要和公立大學學生一樣的平等對待，那樣的競爭才是公平的。”海華的這段表白成為我的整個采訪中至今仍記憶猶新、最耐人尋味的片段。
我不由得想起好學的海華常常溜進一群北師大學子間旁聽時睜大的渴慕眼神，這種聯想讓我的心緒有種難言的復雜。我也不知道小林現在是否找到工作了，只清楚地記得她最后定格在鏡頭里的青澀微笑：“希望我們能像公立大學的學生一樣沐浴相同的陽光！”
清醒看世界 評2001年十大新聞贏掌上電腦MP3大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