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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編輯部
今年以來，中國股市的“信用危機”大規模爆發了。其中最讓中小股民痛心的，不是他們虧了多少血汗錢，也不是股市運作體系中對他們的一系列不公平，而是他們發現：他們無法再去信任一些什么，他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支點去判斷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誰都有可能造假，從企業自身到其上級主管部門，從券商到會計師等中介機構。沿著一條人工制造的“虛假繁榮”的通道，多少垃圾公司招搖過市，大圈其錢。不客氣地說，中國股市活躍著不少妖魔鬼怪，以及幫助它們化妝、易容的幫兇。
當一批股市上的妖怪開始現形時，人們必然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一層層的審核、監管部門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由于人妖合流了，所以人才對妖怪視而不見，甚至助紂為虐？
四通公司董事長段永基在本刊主辦的“WTO與中國改革研討會”上指出，我們的經濟環境中，經常出現一種“政府使勁管，企業拼命亂”的現象。股市無非是一個縮影。在我們看來，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使勁管”的背后有著對部門利益和官員個人利益的強烈追逐，而企業面臨如此嚴酷的“管制”，只能千方百計地去打擦邊球。誰有本事化“管制”為“變通”，誰就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定優勢。
另一個導致“企業拼命亂”的原因是，由于“監管”本身的彈性，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很容易逃脫懲罰。假冒偽劣、不講信用的流行，與監管不力、執法不嚴大有關系。
在突破管制的過程中，就形成了所謂的“搞掂文化”。比如，本來應該按章辦事、按程序辦事，但由于這樣辦時間太長、效率太慢，導致交易成本過高，所以就要“公事私辦”；又比如，由于很多企業發展所必須的權利遭到禁錮，逼得企業只能轉彎抹角，或攀附到有權利者身上，或“腐蝕”監管者令其閉目通融；還比如，當一些企業發現違反信用的收益遠遠大于遭受懲罰的風險時，它們便會鋌而走險,而把對監管者的“情感投資”，作為一種固定的成本投入。
我們常常說“辦事難”，難就難在，很多事情，正正規規是辦不了的，必須去“搞”，才能“掂”。而“搞掂”的關鍵又在于你“識不識做”，會不會做。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回憶說，以前企業進口元器件、出口產品、生產產品都要批文，外匯交換也要配額。誰拿到批文誰就發大財，辛辛苦苦工作不如手里有外匯額度。要老老實實、正正派派實在非常艱難。
“老老實實、正正派派實在非常艱難”，是因為老老實實、正正派派，很多事情就無法“搞掂”。相反，像賴昌星那樣的人，即使是幾百億元的走私，一搞就掂。
“搞掂文化”的流行，不僅使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大為降低，而且使社會的風氣、人與人的關系大為扭曲。很多人不再相信規則，相信法律，而相信關系，相信“沒有搞不掂的事”。法律尊嚴和制度正義因此受到嚴重的挑戰。
要解決“搞掂文化”流行而“法的精神”匱乏的現象，首先必須對“搞掂文化”興起的前提—管制制度進行改革，使得我們的企業不用把心思花在“搞掂誰誰誰”、“搞掂某某部門”上面，要讓它們不用去“搞”就能“掂”，從而把精力集中在企業自身如何發展、提高競爭力上面；其次，所有的監管部門本身一定要受到監督，其辦事程序必須透明、公平，如果不公平，那些看到別人可以“搞掂”而自己“搞不掂”的人有權利做出申訴；最后，我們的企業和公民要有勇氣，依法為自己爭取權利，告別“搞掂文化”—管制就像吸血鬼，永遠是欲壑難填的。
我們相信，21世紀的中國，將成為一個“法治中國”，而不是被人治、管制、官僚主義這三座大山所搞掂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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