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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芳(湖南)
申奧成功喜悅之余，不少北京人開始思考：“我能為奧運做些什么？”這時，一篇網文在市民中引起強烈反響。這封信列舉了北京人若干“小毛病”：隨地吐痰、加塞兒、出地鐵車門擠成一塊、亂穿馬路、“京罵”、缺乏微笑、懶得說“對不起”、對“老外”比對同胞友好等等。由此在媒體掀起了一場“反思國人素質”的熱潮。
上海、廣州媒體緊隨其后，開設熱線、論壇，給本地居民“挑刺”。挑出的諸多毛病中，有些屬于“地方專利”，如北京人的“海侃”，廣州人的“飯店供神像”、“穿睡衣出行”；更多的則反映出諸多國人公德和修養的欠缺，如過馬路不看燈、公共汽車上搶座位、隨地亂扔亂吐、講粗話等。有些“毛病”有著較復雜的社會問題背景，不能完全歸咎個人。比如“城市走鬼多”和下崗者的生計困難相關；“馬路跨欄運動”與“的士司機街邊小便”也與城市天橋和公廁的稀疏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其實，關于這些“丑態”的羅列，是不難有更長的清單的。但我們憂慮的是：應當以怎樣的出發點去看待這些問題。是不是僅僅由于北京申奧成功了，APEC在上海召開，九運會在廣州舉辦，大家才覺得有興致、有必要討論一番？難道此前，這些毛病就不存在么？此后，這些毛病就真能消滅？為什么非得有“好事”的刺激才能猛然覺察到自身的毛病呢？
也就是說，我們究竟是為了作為人的個體去反省“毛病”，還是僅僅從城市的面子、商機出發，去反省毛病？出發點不同，其力度與深度也必然不同。
讓我們再來看一則來自《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當被問及奧運會會否使普通中國人“不再隨地吐痰”時，袁先生回答：“會的。中國人愛面子。大家明白，隨地吐痰，會讓外國人瞧不起我們，而這是奧運會。我們不得不代表中國人民。”袁先生這里回答的是面子問題。但是，假如奧運會不在北京開，假如我們前后左右簇擁的都是黃臉同胞，是否我們仍可以大大咧咧地“咳——呸”呢？為面子而改，我懷疑不是真正的改法。
同樣，當上海、廣州的報紙津津樂道“每一個人都是投資環境”，“只有一個有著良好的人文風貌的城市才能吸引無限的商機”時，我們不能說這種觀點有誤，只能說，問題必須向更深處追溯，為“商機”和“投資環境”而“改毛病”，也不是真正的改法。
“規則意識模糊”——以此評價國人，恐怕有異議的不多。然而，作為一個詩書禮樂底蘊深厚、綱常倫理高度繁榮的大國，中國從來不曾缺少規則和對規則的倡導。何以結果竟是“規則意識模糊”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規則在自身之外，并且總是為著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存在，即人們遵守規則并非為了自己，為了內心需要，而是為了名—面子，為了利—財富，甚或不知為何，只是習慣性地隨大流。
正是因為這種規則始終是“為他”之物，沒有轉化為內在的需要，所以往往只有一時的功效而缺乏內在的長久生命力，最終帶來的只是規則的模糊和信念的喪失。譬如，在孔子那里，人倫禮法是源自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但到了后代儒者那里，根源于人性的禮卻成為異于人或高于人的存在。人們茫然地遵守著規則，不知何為，很多“不拘小節”的不規范行為便由此產生。
據一份調查，我國有3億經常性隨地吐痰的人口，其中80%以上的人認為這是不良習慣。但正是這種大多數人認為不良的習慣，仍被同樣的大多數人保留著，為什么？請讓我們重新關注這些“毛病”—粗口，隨地吐痰，翻越欄桿，踐踏草皮……行為者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破壞的首先并非城市的形象，而是一個人—他們自己的形象。
問題的更深入之處在于：這些行為折射著主人不曾意識的一種精神狀態：散漫、放縱和茫然。這種狀態從上公車搶占座位就可見一斑。占座位作為目的雖然不好，但當車上已沒有空座位，人們為什么仍要爭先恐后？這只能說是一種盲目。在混沌中遺忘了自己。
于是我們看到，所有“毛病”其實只是“人的遺忘”、“自我的遺忘”的結果。社會上的各種敷衍塞責、假冒偽劣恐怕都與此有關。可以說，有多少精神的衰弊，就有多少工作的不盡責；而有多少工作的不盡責，就有多少人生的虛耗。人行其道，必至其身。在某種意義上，人所創造的東西就是人自身。一個售貨員當老板不在時便不再保持站姿，而是隨意放松，認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長年累月，身材開始走形，贅肉在腰間堆起。她究竟是得到還是失去？對于生活的道德感和自豪感可以塑造人，令人的一生充實、愉快而有生氣，相反，它的缺乏將會損害人，令人在茫然、乏味和無精打采中損耗殆盡。
《霸王別姬》里京劇班的訓練方法或許不夠人道，但老師傅的一句話卻讓人警醒和銘記：“人，是要自己成全自己的”。對小處的漫不經心其實是對自己的磨損，嚴于自省和自律的人才能真正成全自己。在奢談對國家、時代的使命之前，讓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自身：對自己負責，做一個理想的人，創造一個理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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