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劍荊(北京)
玫瑰色的中國
亞太經合組織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0月21日在上海落下帷幕。這次會議在諸如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數字鴻溝、人力資源和反對恐怖主義等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這次首腦會
議，以及亞太經合組織“中國年”的一系列部長會議，向世界展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新形象。可以這樣說，APEC上海會議為今年的中國涂抹了一層玫瑰色。
而中國則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亞太經合組織增添了新的內容：上海會議說明，APEC方式和中國倡導的“大家庭精神”是有生命力的，這種方式的國際合作，即“承認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守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在21世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這次會議得到了海外媒體的熱情評價。他們注意到了中國作為“地區領袖”所顯示的風度和明晰的、務實的形象，他們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對于展示中國的崛起，有著重要的意義。香港《經濟日報》說，作為東道主的中國成功地向外界展示了已在世界政經舞臺崛起的實力。通過這次會議，以及即將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將在未來的世貿多邊貿易談判中占據有利位置，議價能力亦勢將加強，從而在世界政經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東方日報》評價說，中國的光彩就在于，承擔著全球經濟強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銜接點，“中國的作為和行止，對全球化成敗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輿論希望，中國能在扭轉全球經濟頹勢方面扮演積極角色。
輿論對于APEC上海會議的解讀，即在中國崛起這個背景下觀照上海會議，是有充分合理性的。這個解讀在內地媒體上也得到反映，中國正在接受“中國在崛起”的判斷。上海會議是對這個判斷的演繹。從外國政要對上海的贊美，從商界人士對中國市場的期待，從上海的繁華，從唐裝所蘊涵的悠長意境，我們都接受到了這樣的信息：中國在崛起。
APEC上海會議是該組織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次會議。之所以做這樣的判斷，原因在于它展示了該地區開展區域合作的廣闊前景，這種前景，以前是沒有出現過的。我記得，自90年代以來，幾乎每年的APEC會議，總有媒體評論說“APEC正處在十字路口”，有幾次會議甚至不歡而散。它似乎沒有離開過十字路口。而今年之所以沒有聽到這樣的評論，之所以說是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有兩個原因：其一，美國發生“9·11”事件使世界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全球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國際戰略，世界地緣政治正在重組，美國也重新設計了自己的對外政策；其二，會議在上海舉行，使中國有足夠的理由和熱情推動亞太區域根據APEC方式開展合作。作為東道國，中國利用其大國地位積極展開外交活動，使這次會議成為大國外交的舞臺。由于“9·11”事件而得到突顯的地緣優勢，使中國獲得了一種新的分量，這對上海會議的成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APEC上海會議上，中美達成戰略和解，既是上海會議的一個成果，又是上海會議成功的原因。而中美關系的改善則始于美國發生“9·11”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這個悲劇性事件終結了冷戰時期形成的國際架構，為大國捐棄舊的對抗創造了條件。大國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個敵人更為兇險，更難預測。中國理所當然地選擇了與美國站在一起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立場。
可以說，“9·11”事件使中國自己和國際社會重新“發現”了中國的地緣價值，推動著中國的戰略地位迅速提升。中國及時地、成功地將這個“新發現”轉化為政策。正如珍珠港事件和對日本的戰爭使美國發現了中國的價值那樣，“9·11”事件以及和美國的戰略和解，使中國的大國地位得到提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赫爾利把中國視作“四大國之一”，在敦巴頓橡膠園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主張把中國列為“負責和平的四大國之一”，對中國的戰略定位，赫爾利說：“日本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失去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資格，唯一真正的東方大國就是中國了……因此，如果要確保遠東穩定的話，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國為中心來進行。”(參見喻希來《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第216頁)從目前來看，中國尚未恢復到二戰時期獲得的那種遠東中心的地位。但是，假如應對得當，如果當前的勢頭不出現逆轉，中國達到那樣的地位不是什么太難的事。
從哲學角度說，事實和價值是兩個雖有聯系但卻不同的范疇。具體到中國的戰略位置，也同樣有事實和價值的分殊。中國一直都在那里，但價值卻一再出現變化，我們的自我體認也一再出現變化，那個事實有時被認為是弱勢，有時被認為是優勢。近代以來的大多數時候，都被視作是不利條件。二戰時期獲得的轉機很快就消失了。在分析這個歷史失誤時，有分析家指出，中國當時沒能把握住歷史機遇的原因，是“當時掌握中國權柄與實力的人，為了小集團的利益而無視國家最高利益，不惜放棄在日本駐扎占領軍的權力，把特意為此準備的部隊也投入了內戰的戰場”(喻希來《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第216頁)。
因此，中國需要汲取歷史教訓，全力推動APEC上海會議上顯示出來的戰略價值的實現，強化這種價值和與之相伴的自信心。
中國戰略價值的凸顯和體現出的大家庭精神的合作風范，是APEC上海會議獲得里程碑意義的兩個原因。中國也因此而贏得了更多的關注。但是，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了中國立場尚存微妙之處。出席工商領導人會議的高盛亞洲副總裁指出，本次會議傳出的訊息是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中國同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同時他又說:“中國希望擴大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但又不愿意過多地卷入國際事務。”我認為這個觀察是在行的。
不愿過多卷入國際事務，涉及到了通常說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戰略思想。那么，在中國戰略價值凸顯，大家庭合作精神得到弘揚的今天，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是否有重新檢省的必要？在“9·11”之前，有過一場關于“韜光養晦”的討論，那么在“9·11”事件和全球化的大背景，如何理解融入國際主流、接受國際通行的規則與韜光養晦的關系？
韜光養晦不等于光榮孤立
韜光養晦思想是鄧小平針對1990年前后的國際局勢提出來。面對東歐巨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而出現的不穩定形勢，鄧小平同志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同時，還強調要“決不當頭”，因為，當時國際和國內都有人希望中國成為扛旗者。針對這種情況，他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聲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聲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即使將來中國強大了，也永遠不當頭，不稱霸，不謀求勢力范圍，不搞集團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過頭的話不講，過頭的事不做。既不為外部的挑動刺激而鋒芒畢露，也不為一些不切實際的贊揚或捧場而飄飄然。他強調，要“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這里所說的“我們自己的事”，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這“一件事”做好了，中國就立于不敗之地，其它問題就迎刃而解，包括臺灣也是丟不掉的。而要做好這“一件事”，就必須“韜光養晦”。
我認為，這個意義上的韜光養晦，即“決不當頭”、“干好自己的事”和“不搞霸權主義”意義上的韜光養晦，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的國策。盡管背景變了，時代變了，但是，上述意義上的韜光養晦不應當變。它應當成為我國的“國家哲學”。
這個國家哲學的基本前提是，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且大部分在農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都處于轉型階段，而且是多種層面的轉型同時發生。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就是對世界承擔了最大的責任。
但是，對于韜光養晦的看法并不一致，在“9·11”事件之前，海內外對此都有不同的議論。不少人主張，世紀之交，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此條件下，若再教條主義地固守“韜光養晦”，不免有些刻舟求劍了，他們認為，中國應當主動出擊，甚至不惜一戰。有人通過提出韜光養晦的目的來否定韜光養晦，“韜光養晦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韜光養晦本身……韜光養晦的目標，至少是應當把中國建成真正能夠向列強說‘不’的多極世界的一極”。從中不難看出，主張放棄韜光養晦的人，對韜光養晦的理解就是無原則的“忍”，通過“忍”，達到擊敗對手實現稱霸世界的宏圖大志，而國際環境的新發展，已經到了無法再忍下去的地步了，因此，應當放棄韜光養晦，去當挑戰者，去主動出擊。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韜光養晦就像一位獲得了秘笈并躲進深山獨自修煉的大俠，若干年后，一統江湖，成為武林盟主。
這樣理解韜光養晦是對鄧小平提出的上述戰略的誤讀。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思想中，根本沒有設定霸主的目標，他說：“即使將來中國強大了，也永遠不當頭，不稱霸。”韜光養晦也不意味著“光榮孤立”。
APEC上海會議上凸顯的戰略價值和中國的崛起，也同樣不是放棄韜光養晦的理由。正好相反，在眾人喧嘩的鼓噪中，更應當堅守韜光養晦的戰略，而不要“飄飄然”。
但是，上海會議確實更加清晰地突出了韜光養晦思想中注重合作的一面，而其中的憂憤、忍讓、復仇的意味(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正在淡化。這里我們援引利馬竇數百年前說的話來佐證這個意義上的韜光養晦：“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于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并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于歐洲人……現在西方諸國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盡……”(轉引自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通史》第14頁)。
這種意義上的韜光養晦得以光大，有傳統的因素，但主要是基于我們上面所說的中國價值的凸顯和國際格局的重組，以及全球化帶來的新問題。我們應當在這些背景下思考韜光養晦，定義韜光養晦。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全球化的事實，脫離國際協調、合作，來搞韜光養晦。中國應當成為全球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中國應當利用新發現的地緣優勢，使之轉化為全球合作的力量。在這次APEC上海會議上，我們注意到了可以說是重大突破的對韜光養晦的新定義。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新世紀，新時期”。江澤民主席對“新時期”有這樣一個判斷：“人類進入新世紀，不僅意味著年代上的更新，而且意味著國際社會開啟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時期。主要標志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技術條件，打開了廣闊的前景。”新時期“要求我們適應這個發展趨勢來更新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經濟機制，更新國與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更新推進各國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指導思想和觀念”，而“關鍵是要在世界事務中全面貫徹多邊主義的合作發展精神”。
“關鍵是要在世界事務中全面貫徹多邊主義的合作發展精神”，這是中國的意見，中國的聲音。
“9·11”事件之后，單邊主義已經行不通了。這次悲劇性事件為改變國際體系中的單極結構，重新分配力量布局提供了歷史機遇；在全球化時代，孤立主義、挑戰者的韜光養晦也行不通了。我們需要一種積極參與，合作發展的新韜光養晦戰略。
訂短信頭條新聞 天下大事盡在掌握！
新浪企業廣場誠征全國代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