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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冷嘯
有形與無形的關卡
在廣東，1公斤龍眼的批發價在8元左右，到北京批發可賣到16元。若用解放牌卡車從廣州往北京販運，一車按5噸計，那么，每車兩地的差價是4萬元。廣州到北京運距2300公里
，汽油費大約2000元。加上司乘人員的吃飯住宿，單程5000元足可以打住了。就算放空車回來，來回1萬元，也還有3萬元的賺頭。而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司機愿意做這樣的買賣——有一種成本讓他們無力支付。那就是：關卡太多。過橋費、過路費，一路不斷。有的地方，短短幾十公里，要交三四次費。各種名目的罰款，更是接連不斷：超高、超重、超寬要罰款，大燈、轉向燈不亮要罰款，車容不干凈要罰款……這些費用林林總總算下來，沒有三四千塊打不住。
關卡，這個中世紀城堡之間的鐵鎖，橫亙在中國境內的每一條公路。有時，關卡的旁邊就是“歡迎您進入某某境內”的大幅招牌，讓人感到一種善意的嘲諷。這是有形的關卡。無形的關卡更是遍布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您是農民，要進城，對不起，要花錢辦“三證”；您是上海人，要在北京上學，對不起，要交“贊助費”；您是私企老板，要到銀行貸款，對不起，沒門；您財大氣粗，要經營信息業務，對不起，主管部門不給您發“運營證”……
市場就這樣被分割了，要素就這樣被凝固了，投資的熱情就這樣被冷卻了，經濟就這樣低迷了。——經濟學家張維迎早就說過，如果把諸如審批制一類的“壁壘”統統廢除了，中國的GDP至少增長30%。
那么，且看我們的市場是如何被分割的。
資本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是分割的。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尚不可以自由兌換，匯率和銀行利率離市場化、國際化尚有距離。證券市場與國際證券市場也彼此隔絕。就國內市場而言，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分割，證券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的分割，A股與B股的分割，A股中又有國有股、法人股、公眾股的分割。這些，固然有“適合國情”的因素，但誰能說，這種明顯有利于國有資本圈錢，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門漁利，乃至有利于監管部門尋租的“制度設計”，對某些人來說不是正中下懷？
產品市場——湖北的富康轎車要進上海，被8萬元的“掛牌費”擋住。湖北以牙還牙，來一個7萬元的“特困企業解困資金”，輕而易舉地就將上海的桑塔納掃地出門。難道，這就能使它們都安守本土，互不進犯？大概，就是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讓中國幾乎每一個縣都有自己的酒廠，每一個省都有自己的汽車廠。現在，每一個省都想有自己的“硅谷”。白酒、啤酒、煙草、家電、醫藥等行業，也演繹著同樣的故事。表面上是白熱化的“市場競爭”，其實，市場已被權力分割，或者被權力劃上了保護圈，阻擋一切異己的“妖魔”。
勞動力市場——且不說城鄉兩個勞動力市場被戶籍制度隔離起來，就是城市勞動力而言，不同城市的勞動力流動依然要受戶籍、檔案等關系的掣肘。如果說，“城市戶口”是農民終生的夢想的話，“北京戶口”則是許多在京的外地打工者心中的痛。戶籍歧視給每個城市的公民在就業、工資、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它造就了兩個群體：歧視者與被歧視者。
信息市場——政府壟斷了80%以上的信息資源！不要覺得奇怪，在計劃時代，什么不是政府的？遺憾的是，這些能創造價值的資源，絕大部分被政府閑置、浪費著、包裹著，有的甚至被視為“絕密”。但是，許多政府官員們似乎并不需要太多信息，拍腦袋就行。而真正的“小老百姓”卻信息極度缺乏。農民每到豐收的季節就如熱鍋上的螞蟻：水果熟了，買主在哪里？
壁壘是什么
18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早就闡述過：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貿易會給交易的雙方都帶來好處的。相反，壟斷、高關稅等貿易壁壘，將最終損害雙方的利益。20世紀70年代，一位叫貝克爾的經濟學家用數學模型證明了：歧視將使被歧視一方的利益受損，反過來也會損害歧視者一方的利益。WTO組織，正是基于一種對貿易自由主義的信念，在全世界范圍內號召消除一切貿易壁壘。
今天，中國已經踏入了WTO的門檻。國際大市場的圖景即將展現在我們眼前。也許，此刻，正是我們需要反省：誰妨礙了我們致富？誰阻礙了我們建立統一的大市場？
是壁壘，冷冰冰的壁壘。是那些有形的壁壘(各種封閉隔離的制度)和無形的壁壘(一切不平等的觀念和歧視的態度)。
地方保護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壁壘。它幾乎成了市場一切禍害之源。無論是走私、造假、騙匯、逃稅還是豆腐渣工程、企業欺詐上市、逃廢債務，往往背后都活躍著地方政府的身影。對于“市場封鎖”而言，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完全可以明目張膽，拉著“發展地方經濟”、“維護市場秩序”的大旗。企業在“紅頭文件”所代表的專政力量面前，只能一次次驚懼，噓嘆，無奈，妥協。告狀，有出路嗎？連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一次內部講話中都感慨：“地方法院快成了地方的法院了。”法院法官由地方政府財政供養，自然有“各為其主”的傾向。對企業來說，反抗或許是最愚蠢的自殺行為。“地方保護主義嘛，它們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最后大家都這樣以“同情”的方式默認了。
部門保護主義也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藩籬。工商、稅務、質監、衛生、防疫，都可以輕易在市場撈一把。國土部門可以方便地操縱土地價格，房管部門可以“自由裁量”房地產開發的各類資質。就是教育部門，也不會放棄“發學生財”的權力：據說，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就來自教育部門，因為教育部門可以借助現有的戶籍隔離來坐收“贊助費”。為了利益，原來沒有的部門可以創造出來。鄭州不就創造出來個“饅頭辦”？而各地的“商整辦”、“糾風辦”多如牛毛。對一些特殊的部門——行業壟斷，從總理到百姓，人人喊打。但壟斷行業并沒像過街老鼠那樣四處逃竄，也沒有像落水狗那樣可憐兮兮。相反，它們倚仗靠山，不管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還有的壁壘是來自觀念上的。“保護民族工業！”隨著每一個開放的步伐，都會隱約聽到這樣的聲音。80年代，這種聲音以“抵制日貨”、“抵制美貨”的極端方式出現。90年代，動輒以“警惕外資”來危言聳聽。到現在，更多是期望政府給自己特殊的優惠政策，或者限制、打擊國外競爭對手。其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的產業和貿易緊密相聯，已經不存在狹隘的“民族工業”了。這種拉“民族”大旗的人販賣的卻是個人和局部利益的私貨。當然，我們反對民族主義，同樣反對“超國民待遇”。在改革開放之初，為吸引外資而實施的稅收減免政策，已經將內資企業置于不同的競爭起點，對內資企業很不公平，客觀上造成了對市場的人為割裂。目前，我國銀行有近7萬億居民儲蓄不能轉化為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再片面強調吸引外資，就有欠妥當了。
還有城鄉隔離的二元化的經濟結構，使得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不能良性互動，農民甚至有“退出現代化”的危險：除了化肥、牙膏、牙刷等一類的生產、生活必需品外，他們已很少添置工業產品。大量工業產品在城市里“過剩”。這既是過去工農產品“剪刀差”對農村抽血的苦果，也是現實中不斷加重的農民負擔形成的頑癥。果子沒長大，農業特產稅就來了；豬沒養幾天，屠宰稅就要交了。農民在進入市場之前就挨了一刀，哪有“公平交易”可言？
還有森嚴的等級秩序。“國有是大爺，集體是大哥、民營是孫子”，在中國，資本打上了深刻的意識形態烙印，天然就不平等。許多民營企業即便是攀不上國有這位“阿爺”，也千方百計地弄一頂集體的“紅帽子”來戴一戴。“民營資本”甚至一度成了血腥資本的代名詞，人們不自覺地就把它和殘酷剝削、事故頻發、假冒偽劣、偷稅漏稅等聯系在一起。其實，資本固有的血腥性如果和“身份歧視”結合在一起，只能使其血腥性增加：能賺錢的不讓做，讓做的不賺錢，不如鋌而走險，撈了就跑。
這一切，又根植于濃烈的官本位意識。本來，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是為納稅人服務的。但是，在權力可以尋租的情況下，一些地方的個別官員隨意“拿、卡、要”，他們本身就是市場的藩籬。
問題的“七寸”
從計劃時代的反對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到市場時代的反對諸侯經濟、地方割據，我們高喊“規范市場秩序”已經很多年了。但是，市場割據的局面似乎并沒減輕。有報告指出，省際貿易已從1985年相當于全國零售貿易的37%下降到2000年的25%，而一次貨運的平均航行里數也由1978年的395公里下降到2000年的310公里。
應該說，口號式的“反對地方保護主義”并沒有找到問題的“七寸”。
地方保護主義的根子其實就在“產權缺位”上。名義上是“國有”的企業，實際上由地方政府行使“分級管理”的控制權。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天然地與本地企業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于是，封殺外地產品，阻止外來兼并，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因此，他們才懶得從什么“產業”、“宏觀”、“大局”著眼。而目前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體系也是著眼于當地的經濟增長指標的。這也刺激了地方官員牟取局部利益的動機。在任期內，急功近利，甚至不惜為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現行的財稅體制，對地方保護主義更起到了助長作用。在實行分稅制的時候，為遏制“諸侯經濟”的膨脹，中央與各路諸侯進行“談判”，加大了中央的財權。被“自收自支”逼入困境的地方財政，對本地企業財稅依存度大大增高。特別是，當地方政府普遍背上債務，連公務員的工資都難以開出的時候，“槍口對外”就更迫切了。
一些學者用美國的“兩個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的百分比)來論證中央政府需要集中更大的財權。但他們忘了，美國政府是三級政府，而中國政府的層次達5～6級，地方政府龐大、臃腫得多。這個龐大的官員體系(30個人就要供養一個官員)，分布于各個部門，他們要生存，既不能從國家那里獲得令他們滿意的收入(現在尚不能做到高薪養廉)，又不能真正投入市場“游泳”。他們能做的就是，在市場設置一道道明卡或暗卡，過“剪徑”的日子。由于隊伍龐大，國家監督成本極高，加上法不責眾，“剪徑”風險非常低，治理難見成效。
同時，地方保護勢力與部門保護勢力，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在制定法律、法規的時候，把它們的既得利益固化下來。比如，郵政部門可以規定其他人不允許經營“郵政基本業務”，醫療部門可以擁有“什么是醫療事故”的解釋權。甚至，在制訂法規的時候，故意模糊，留下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為權力尋租提供條件。由于部門多，層次多，政出多門，一些法規相互打架的情況屢見不鮮。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過：“在國民收入里交易費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點點，就會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點點，就會變得很窮。”而各種市場分割，就是大大地加重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人們的“交易傾向”。這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害無法估量。再則，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造就了大面積的腐敗。
更為嚴重的是，地方保護和部門保護，乃至各種歧視政策，將給我們惹來國際麻煩。在加入WTO后，許多現在看來“合理合法”的行為，將引起國際糾紛，甚至遭致國際制裁。可以說，中國清除各種“市場壁壘”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面對盤根錯節的利益局面，“動刀子”確實困難重重。但是，真正的改革不能“投鼠忌器”，需要的是決心和果敢。這里，有張五常先生經常講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張五常陪弗里德曼先生去見一位中國的省長，談到中國的改革，弗里德曼提出一個“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說：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長痛不如短痛嘛！但省長問道：弗教授啊，我們中國的老鼠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條呢？弗里德曼啞口無言了。
張五常笑道：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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