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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堅(天津)
壟斷性價位易升難降
機票打折，不允許；紅眼航班，不讓開；京津塘等高速公路，往返過關費高于同程火車票價；火車票逢年過節漲價，美其名曰“分流”；電價水價，一漲再漲；醫療改革，醫藥
分家，藥費仍然居高不下；學校收費一年賽一年，有增無減；商品房降價，雷聲大雨點小。尤其是通信行業，手機單向收費，不行；裝機費、月租費，它都收著；公司上市，參加了基本建設的廣大用戶卻不是股東，沒有股權，不參加分紅(電力與機場建設等行業建設也存在類似問題)。雖然中國電信多次宣布了回報用戶的資費調整方案，但許多單項有升有降，總體水平最終基本持平。有的明降暗升，與消費者玩起了官場游戲。
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壟斷性價位易升難降。這是怎么啦？細眼一看，相關行業大多是國民經濟基礎產業，并且常常在國內市場中處于行業壟斷地位。
除去國際支付，國民支出都沒有肥水流入外國田。眾多的國民經濟各行各業，如電信、電力能源、教育、交通、醫藥、金融、房地產、科技創新、工業制品、文娛等，無論哪個行業回籠的居民收入，都是“肥水留在國內”，流入國庫。但是，如果把有關“吃、喝、行、住、說話(通信)、電力、受教育”等劃為基礎性行業，科技創新、工業制品、文體娛保健、信息出版等則為發展性行業，那么，基礎行業與發展行業，二者之間，國民支出之肥水究竟更大比例地流入哪塊領地更劃算，更利于國民經濟整體走強，更利于全社會步入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呢？
該基礎的不“基礎”
就國民收入總支出的流向與流量而言，基礎行業與發展行業之間應該有一個適度的系數。可以說，一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如果電信、電力、教育、交通、養老等基礎行業“圈走(回籠)”的國民收入總支出所占比例超出了該適度系數，偏低，或者偏高，該國科技創新、工業制品等發展行業的前途則必受掣肘，從而影響國民經濟與全社會的健康發育與良性循環發展。
我國的基礎行業曾經是因為過于弱小，“服務與圈錢”能力太差等，而阻礙了經濟發展的。“要致富，先修路”，對于“車皮難，打電話難，行路難，用電難”等，我們是記憶猶新的。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基礎產業薄弱形成的瓶頸問題，我國確立了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硬件設施建設、優先發展道路交通、電力能源、航空、電信、金融、教育等基礎產業的經濟政策。由于內資外資、主觀努力和優惠政策等一起上，就目前的經濟運行而言，諸多基礎產業不僅相對發達，日子好過，樓高漂亮獎金多，財大氣粗，而且常常因為壟斷經營而對發展行業處于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它們可以任意遏制市場需求和社會呼聲，任意推出偏高的壟斷價格，有強權欺行霸市之嫌。該基礎的并沒有真正“基礎”起來，困擾國民經濟與全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卻依然存在。近年來，民航客機上座率低，汽車繞小道躲避高速公路，居民電話通話率低，貸款難，商品房閑置，農民有電不用點油燈，子女教育和養老如兩座大山令人們有錢不敢花等經濟現象，幾乎是司空見慣了。
為什么？因為由于管理不善或乘機漲價等原因，一些基礎行業一闊臉就變，它們借助國家優惠政策、比較優勢與壟斷地位，以價位高、關卡多等而高高在上，令人“敬而難之，遠之”，弱化了人們對發展行業之產品與服務的消費愿望和能力。不少基礎產業換湯不換藥，從“短缺瓶頸，窮弱瓶頸”嬗變為“高價瓶頸，富強瓶頸”，繼續阻礙其它行業發展，使產業結構調整有名無實。當然，我們不否認它們起到了基礎產業的部分作用，但是，它們做得還遠遠不夠，沒有從更高的國家全局利益出發，沒有完全發揮自己作為基礎產業而在全國一盤棋中的適當位置。
“為富不仁，恃強凌弱”，貧弱時獲得優先發展權，富強了翻臉不認人，還以勢(壟斷地位等)壓人，致使居家過日子、辦企業、干事業等有諸多不易。這不僅不道德，而且有害。有報道說，作為全國首批試點城市，天津市已于2000年底完成了農電管理體制改革。全市3841個村的140萬農戶，即使處于最偏僻山區，其照明用電也可享受每度0.49元的統一電價。僅此一項，即可減輕全市農民負擔約2億元。天津是“大城市，小農村”，中國是“大農村，小城市”，農村人口占80%。解決用電瓶頸，一個天津一年可以為農民減負約2億元，全國該是一個如何驚人的數字！如果再加上其它該低價、基礎卻高價而高貴了的支出，如水費、郵電費、公款吃喝招待費、臃腫的機構吃去的財政收入等，多少農民用于再生產的投入能力被耽誤了，多少農民可用于購買發展行業制品與服務的消費能力被阻遏、蒸發了？又增長了多少怨氣、不滿和社會暗流？
目前，由于基礎的不“基礎”，很多個人與家庭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包括預期收入)投入了購房、防老、子女教育、醫療等基礎生存方面，為“生老病死，吃喝出行說話”等積蓄、犯愁。就單位與企業而言，電信、電力能源、交通等辦公成本逐年追趕生產經營性成本支出。這些都會減弱全社會的工業品消費和科技創新能力，導致諸多發展行業的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產品積壓、甩賣，再生產乏力，陷入相對萎縮與衰退的困境。這恐怕是我國一方面財政收入連年增長，另一方面工業品市場卻有效需求不足，國有工業與商業企業效益下滑，持續低迷，不能產銷兩旺的基本原因之一。
金融界已經飛速發展了，但毛病也很大。它們“嫌貧愛富，只求保險”，不把自己當基礎，或者缺乏把自己當基礎的眼光，也是有失偏頗的。如銀行貸款投放，過去是不講風險，現在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講風險，不講扶持與創新。一方面多家銀行爭著給一些效益好的企業“錦上添花”，另一方面急需“雪中送炭”的新興產業與中小企業卻難以獲得資金扶持，相當程度上減弱了銀行業作為現代經濟發動機的領頭羊作用。
有些銀行，信貸、結算等主營業務下滑，乃至虧損，卻忙于爭奪代發工資、代收水電煤氣有線電視費等利潤業務。不是說這些不可以，而是說如果把這些當作主要的“經濟增長點”，那則是與“金融”二字相去太遠。
又如保險業，風險不大、穩賺不賠的險種各個公司一窩蜂爭相開發、推銷，一些急需保險、風險甚大的險種卻鮮有問津，乃至空白。收保費時“勤勤懇懇”，踏破門檻，理賠時“千呼萬喚始出來，難于上青天”。個人與企業，“保”是投了，“險”之后顧之憂仍存。人們不禁要問：我很安全，何需你保險；我很憂慮，保險哪里去了？如此保險業，沒它也沒事，有它多揩一層油，多掉一層皮，有收刮民財之嫌。只保自己“平安”，不保他人“危險”，凡事以“自己保險”為重，其社會保障作用不是大打折扣嗎？
失衡的蹺蹺板
基礎行業與發展行業組成了國民經濟發展的蹺蹺板。它們互相支撐，又互相制約，尤其是制約對方的發展空間。一方面，“基礎”欠缺，或弱小時，形成瓶頸，阻礙了諸多發展行業的上升空間，不利于總體發展；另一方面，“基礎的”很發達，卻也很“高貴”，門檻高、要價高，服務差、關卡多，造成“上路難，通關難，用電難，講話(通信)難”等，同樣也會形成瓶頸，壓抑發展行業的前程，不利于整體發展。
假如我們有快車道，路寬、網帶寬，話線長、鐵路線長，飛機寬、商品房寬，電網多、資金多，管道粗、電纜光纜粗，硬件硬，等等，但人們卻難以上去運行，或者代價很高，或者關卡多，跑道不暢，形成資源運行中的閑置(它有運行成本，比普通閑置更糟)，那么它們的作用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它沒能支撐起人民廉價、容易而有效的幸福生活，妨礙了工業、科技、信息業等發展行業的強勢發展，它至少沒有盡責，反而形成了新的產業結構失調，瓶頸、臃塞仍存。
謀取高效益是商業行為，本無可厚非。但如果憑借壟斷經營地位，并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逆市場價值規律而實際自顧了小團體部門與行業利益，則不僅是計劃經濟弊端再現，還有害于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利益。如果社會大眾的收入常常因為滿足了“民以食為天”等的基礎消費而所剩無幾，如果發展性行業常常被基礎性成本支出搞得焦頭爛額，它們的發展后勁又從何而來？
中國還有一個習慣說法，一個人或家庭，如果發家卻只知吃喝玩樂，及時行樂，便是敗家子。但是，如果其收入僅夠吃喝等維持基本生存，那也是發家無望的。順而言之，如果說硬件短缺基礎薄弱，曾經妨礙了中國發展，那么，如果中國的國民總收入總是窮于應付基礎消費后，便所剩無幾，則也是很難富國，很難成為發達國家的。
富國宜先富民，強國宜先強民，不能以基礎的不“基礎”而迫使國民窮于應付維持基本生存，致使民貧國弱。
毫無疑問，放長線，鋪寬路，筑高橋，建寬帶，硬金融等，解決瓶頸問題，優先發展基礎行業是正確的。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米太貴了，有米巧婦也難炊。如果有關基礎的寬、大、粗、硬、長、強了，卻以此“擁兵自重”，不僅有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一盤棋，還恃強凌弱，對國內其它更待發展的發展性行業保持諸多壓制勢頭，以最大限度地掏國內普通消費者的錢袋為能事，而弱于配套服務，疏于贏得WTO等對外競爭，則是對“寬、大、粗、硬、長、強”等的誤解、誤用與浪費。
現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僅要讓“基礎的”強起來，而且要讓“基礎的”便捷、安全、廉價、易行起來，為各行各業“入世”而能“立世，贏世”打好基礎，最終壯大綜合國力。這些才是優先發展基礎行業的真正含義。
惡性循環
國家優先發展基礎行業，解決瓶頸問題，說白點，就是全社會不為吃喝、走路、說話(通信)、用電、住房、接受教育、養老等犯愁，好騰出精力大干事關發展的大事。
然而如今，在社會物價指數整體持續回落的同時，交通票價高、商品房價高、電話費電費高、書價高、學費及其所謂入學贊助費高等“幾大高”不僅鮮有松動，有的還不降反漲，或者明降暗漲。
有些行業不是因為發展好了而降價，讓國民與全社會得實惠，而是自認為腰板硬了，可以漲價了。如有的學校，本來收費不高，一旦國家投資改善了校舍，增加了師資等，它馬上向高收費看齊，美其名曰“優質優價”。為此，還有些行業與企業，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抓業務，搞創新，多快好省(也獲利)地滿足社會需要，而是忙于拉關系，淘汰改造，忙于評級上檔次。為什么？檔次高了，收費也就名正言順爬跳上去了。
國家與人民為此吃了大虧。幫助了它的建設，它還要反過來向你多索取。如同個人評職稱、定巡視員級別等，給了榮譽，還要給相應級別的工資、住房、用車等福利待遇。至于他的貢獻是水漲船高了，還是原地不動，乃至退步，就不管了。而這些，不都是居民消費能力(或民脂民膏)堆砌的嗎？
有的行業或企業，讓你“寬進嚴出”，美其名曰培養消費群體，占領市場。它實則以低價或免費等降低門檻吸引大批消費者上了“賊船”后，馬上提高船票價格，讓你欲罷不能，乖乖挨宰，可謂“關門打狗”。
還有的行業，為了擴大收入，它們自造市場，乃至鏈式市場。如有的醫院治病，哪怕是極輕極易極微的病，有用沒用，有必要沒必要，也先推薦你用多種儀器查一番，撈足了銀子再看病。還有小病大治，輕病下猛藥等，也屬此類。他們不是看哪種藥療效好，經濟實惠，而是看那種藥回扣大，利潤高。先看錢，后看病。如果這是個別大夫的所作所為，也還不可怕，可怕的是這還是一些醫院明里暗里確定的創收主渠道，有“官方”色彩。
還有個別行業與個別企業，為了擴大收入，推出了錦上添花的消費項目，有誤導、助長奢靡、畸形消費之嫌疑。如手機銷售及其個別增值業務(化裝、短信息一類的)，有些方面是重于趕時髦而掩蓋了其本身的通信功能。這些不可不謂經濟領域不正常的貧富懸殊。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基礎行業的企業把持了社會資金再分配的投向與數量后，卻并沒有把圈來的資金用于更合理、有效的地方，而是不僅盲目擴大非生產經營性支出，或者造成資金閑置與浪費，還違規加入了股市、房地產等，去吹泡泡。
這種行為的危害性還表現在減少了我國國際收入。中國正更廣泛深入地融入國際市場，一些行業，如民航、電信、金融等，由于堅持高價而競爭乏力，服務也差，每年均損失了相當數量的國際機票、話費、國際結算等收入。最可嘆的是，一些制造“高價位瓶頸者”正開始吞吃自釀的苦果。據了解，今年1至6月份，中國電信固定電話放號數量屢創歷史新高，用戶總數已達1.6億戶，其它業務用戶數也猛增，如因特網用戶累計新增791萬戶，增長了287.6%。但是，累計收入不僅未與之同步增長(僅增長了5.8%，為873億元)，反而比上年同期下跌了13個百分點。同時，還低于國內生產總值(GDP)7.9%的增幅。
又如有資料顯示，為補缺虧損，從1995年至1999年，中國郵政進行了多次調價，但名為調，實為只漲不降，僅一封平信便從0.08元漲至了0.80元。可是資費大幅上漲不僅沒有使郵政業虧損減少，反而從年47億上升到了154億。雖然有電話普及、E-mail等因素在內，但“漲價”也是使郵政業務量急劇減少的重要原因。據估算，僅1985年大幅提高報刊發行費用一項，便把許多報刊“逼上梁山”，其業務收入已經因此損失了30至40億元。這是否陷入了一個“虧損——提價——再虧損——再提價”的惡性循環？
放大來看，“短缺瓶頸——富強瓶頸”使我國國民經濟整體陷入了瓶頸不斷、繼續發展乏力的尷尬局面，使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走入了調整而未調順的怪圈。
“劣質官員”動搖民意基礎
其實，不僅僅是經濟界，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的單位與個人，官僚主義嚴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他們擺架子，他們脾氣大，官升脾氣漲，官大脾氣大，甚至以權謀私，貪贓枉法。他們挺著，橫著，在很多地方設關卡、官卡，官本位之卡，當瓶頸，以此損民利己，損公肥私，與民爭利，竊國之公有為己之私有。有時，衙門朝人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不托關系不送禮，就不辦事，或緩辦事。難以過他們的關卡官卡，不僅正經做事難，正直做人難，很多好事也讓他們拖黃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關當事人沒有擺正自己在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中國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權力是人民給予的。
部分“劣質官員”覺悟低，“受教育少”，不知道國家蓋辦公大樓，改善辦公條件，提高工資獎金住房等福利待遇，打好基礎，是鼓勵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動則興師動眾，擺譜擺架子。三兩個人的內部工作會、通氣會、例會，也要搭個主席臺，錄像、錄音、照相，話筒、花臺，一應俱全。一邊喊家底薄，人均資源少，可一點庫存，一點家底子，都花在這兒了，成全了幾個官迷的官癮、虛榮心，可謂損公肥私矣。
而且與輕車簡從、作風清廉正派等官員相比，這種官往往癮大技術差，工作業績不怎么樣，花活與漏洞，乃至明知故犯的錯誤卻不少。如上所述，如果經濟領域有一個“虧損—提價—再虧損—再提價”的惡性循環，那么，這里我們也能夠看到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官本位惡性循環，危害極大。
“劣質官員”們“為官不仁”，不僅忘記了人民是治理國家的主體，更忘記了自己應該處于社會基礎地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們反而自以為是，本末倒置，以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不做公仆做主子，人民倒成了兒子與奴仆。
很多挺容易正當的事，他們也要制造“過五關，跑六趟，交八費”的雁過拔毛效應。如汽車等消費市場難以啟動，便與其銷售與使用等領域存在諸多經濟的與行政的瓶頸有關。“買得起馬配不起鞍”的消費恐懼心理普遍存在，這費那費，這手續那年檢，買車辦證跑斷腿，養車管車更是勞心費神。有了車，就等于有了一個包袱，多了一個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做孫子的機會。有了一條可以隨時抽打你的看不見的鞭子。有了這么一個不言不語卻不易伺候的爺，以至于搞不清究竟誰是車的主人，不能不令人望而卻步，知難而退，靜觀待變而決定消費傾向與時機。不客氣地說，我國的很多好事就是泡湯于官僚主義和貪官污吏。他們筑起官本位高門檻、關卡官卡，形成種種弊端，如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缺乏創新，浪費大，人浮于事更礙害于事，無效財政支出增加，國有與民營等企業投資積極性受挫，官場腐敗與地下經濟、黑幫活動等互相攀升，等等。這些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的良性循環進程。
電視劇里，遇有洪水等災情，大貪官和●振振有辭：“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還談什么救民。”官重于民，官大于民，官本位是社會基礎，何等強烈、“有理”的統治思想。人民要上訪，部分不稱職者對以拖宕、敷衍、阻攔，更有人采取了打擊報復的言行，還有人開玩笑，搞黑色幽默，要人民“到銀河系找外星人解決”。真不知這樣的人是怎樣混進共產黨干部隊伍里去的。
人民稍有不滿，他們早已準備好的“左帽”就扣上來了：不維護大局，不服從集體利益，破壞安定團結，沒有保持一致，等等，對人民實行鄧小平同志批評過的“這是真正的管、卡、壓”的高壓恐嚇政策。“大局”之下，掩蓋了多少他們個人的小九九；“一致”之下，他們做了多少驅散人們保持一致的神圣信念。他們敗壞了多少“大局為重”與“保持一致”的事業。
沒有基礎，沒有發展。基礎的不安分，或者門檻高，或者開錯門，也不利于發展。同時，基礎的不“基礎”必然還會阻礙經濟與全社會的健康發展，導致市場無序，地下經濟泛濫，黑惡勢力膨脹坐大等等。
民為一切基礎的基礎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礎霸道，天下無道。
殊不知，關卡權威，官卡神氣，瓶頸厲害，但也很危險。它們能迫使全國人民和發展行業見習“新孫子兵法”，到處裝孫子、做孫子，叩頭作揖、送禮陪笑臉，也能使自己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和社會矛盾的焦點。沉迷低級庸俗，不把自己當干部，人民就不會把他當領導；不代表人民，人民就不會把他當代表；高高在上，不把自己當基礎，就是把自己架火烤。倒懸人民，人民就是洪水。誰要吃人民，人民就是他的猛獸。
不基礎的，位不正的，麻煩大了。人們已經看到，黨和國家決不手軟，很多濫用權力者、腐敗分子等已經下大牢，或者走上了不歸路。他們不安分守己，不盡職盡責，他們欺民騙黨，突破“基礎”，自造懸河沖自己，自造烈火烤自身，可謂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解決基礎的不“基礎”的問題，一是經濟領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各種所有制一起上，二是文化領域不提“文化為政治服務”，三是著手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在政治領域加強民主與法治。這些實際上都是在全社會推行的重民政策，民是一切基礎的基礎。
如此民重了，官輕了；民回位了，官本分了；基礎的“基礎”了，發展的發展了。如此，不頭重腳輕了，不官重民輕了，不官本位高強于民本位，何愁中國不民富國強？
加強自律和他律，該基礎的，別高貴！該低廉的，別高價！該簡單易行的，別復雜難辦！官本位封建思想嚴重的，要遵從民本位！
照明住房低廉些，說話(通信)便宜些，出行(交通)門檻低些，教育收費少些，看病防老容易些，辦事門檻低一些，人民大眾而不是官本位是國家的基礎與主人，等等。
一句話，讓基礎的“基礎”了，真正消除各類瓶頸、關卡官卡，中國國民經濟才是真正做好了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社會才是真正理順了關系，才能夠更快地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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