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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陳初越
發自福建連江
樓的氣派與人的無聊
2001年10月15日清晨，記者從福州驅車至50公里外的連江縣●頭鎮渡口，由此換乘渡輪，約40分鐘的航程后，抵達壺江島。
壺江島是方圓0.8公里的小島、夾于川石、瑯岐二島之間，扼閩江入海口，現登記在冊的住民有9000人左右。此島雖小，在省內卻頗有名氣，一是風光靈秀；二是住民長壽；三是民風剛烈——從明代抗倭到上世紀抗日，島民皆英勇有與。但近年來，小島則以偷渡之風甚烈引人注目——10月7日的韓國“泰昌號”上運載的60名偷渡客中，即有8名壺江少壯，其中3人慘遭悶死。
壺江本為淳樸漁村，如何演變為偷渡“重災區”？其偷渡規模究竟如何？是何心態使然？有何氛圍依托？“偷渡文化”的興起又給島嶼的自然、人文生態以怎樣影響？這是記者此行心目中意欲考察的一系列重點。
記者登島之際，碼頭上漁船三三兩兩地準備出海，景象平和。臨江有座陳家宗祠，朝向江面的圍墻刷著一條長條標語：“偷私渡多為詐騙和綁架，鋌而走險必會人財兩空”。字跡有些褪色，令記者不禁聯想起那宗慘案，為之惻然。
壺江島40分鐘即可繞行一周。顯見的特色是兩項：樓的簇新、氣派與人的悠閑、無聊。
——當地的“小洋樓”至少四五十座，普遍四五層高，鈷藍窗玻璃，白瓷磚外墻貼面，加一頂琉璃瓦的小紅帽，可以說是氣宇軒昂，也可以說是風格單調、千篇一律。
若你詢問屋主是干什么的，在不在家，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屋主打工去了，這里住的只是他的父母(或父母已搬到鎮里去住，這只是間空屋)。
若你再問，屋主去哪里打工？得到的答案也不外這兩個地方：美國、日本。——再看人。島民精神狀態展現出的空虛、無聊，帶給記者很大驚奇。
記者上、下午選了幾個不同時辰，在村里的巷子走了幾個來回，盈耳的是嘩啦嘩啦的“推倒長城”之聲，家家戶戶似乎都百無聊賴，只有玩麻將此一“國戲”了。
在村頭，有兩三家茶館，內里橫七豎八排著竹椅，好些壯碩大漢懶洋洋臥在其中。據記者觀察，他們可以從容躺大半天，不和旁邊人說一句話。茶館入內設有小單間，據知情者說，其中多開有投注較大的賭局。在里面玩，可以稍稍避人耳目。
青壯男女悠閑如此，許多十來歲的少年，看來也是處在信馬由韁、悠哉游哉的狀態。記者登島之日是周二，而村里網吧游戲室、桌球室終其一日，擠滿了青頭愣腦的少年，呼朋引伴，不亦樂乎，看來都不必上課。
相形之下，整個村子只有一類人在忙，即那些搬磚頭、倒水泥、蓋小洋樓的民工。不過了解之下，他們多為外地打工仔。原來本地人是懶得在本地做任何事的。記者在村頭看到這么一幕：兩三名民工在拌水泥，修一段短短十幾米的水泥路，周遭卻有二三十人，大半是青壯年，在周圍袖著手、伸長脖子呆看，好像除此無以消遣時光。
不過，如果外來觀察者就此判定該地民風懈怠疏懶、胸無大志，其實并不公道。村里一名老者對記者說，你千萬莫要小看了我們村的年輕人。他們并不偷懶，并不放任，實際上，他們都是勤快、聽話、孝道的好孩子，是干活的好手，他們現在閑著，只是在等待機會而已。
等待怎樣的機會？
回答是：出去的機會。
這名老者感慨說，我們村這些年輕人、少年仔只要一“出去”，就能如同牛馬一樣干活，一天十幾個小時不在話下，艱辛程度要遠遠超過眼前這些扛磚頭、拉水泥的北方民工。那才叫真正的干活，也才叫真正的賺錢呀。你說，如果他們在外面不拼命，眼前這一幢一幢漂亮的小洋樓哪有錢蓋起來。
——新蓋的洋樓許多是空的，年輕人仍然等著“出去”。這就是記者對壺江的第一個認識。
“出去”的風險系數
這次壺江村在韓國“泰昌號”上喪生的3人，分別為兩個30多歲的男子和一個19歲少年。經村民指點，記者走訪一個鄭姓、37歲死者的家。
這戶人住的還是老式大屋，前面對門貼著“花好”、“月圓”，后門貼著“藍天“、“碧水”。紅紙早已泛白，應是今年春節前貼的吧。
記者不便打擾死者家人，便聽取其鄰人介紹：死者原系漁民，后來又因搞海產養殖賠了大本，掙錢養家心切，便嘗試出國打工，不想遭遇不測。現在，他的父母因過度悲傷，臥床不起，而老婆則帶著兩個孩子——小的才4歲，回了娘家。本村青年究竟有多少人偷渡出去，又有多少人像這個鄭姓男子一樣夭折途中？這是記者來壺江村前的一大疑問。而多方打聽之下，才發現此地偷渡規模之大，是遠遠超出外人想像的——當然，當地人并不喜歡“偷渡”二字，他們的稱法是：“出去。”
一名村民說，許多人家里，都有兩三個人“出去”外頭。
另一名村里青年頗有些感傷地告訴我，他是村里籃球隊的成員，球隊每隔一段時間，就少人，需要補充。兩年前組建球隊的“元老”隊員，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其他的當然都出國打工去了。
一名小學教師告訴我，他在當地已教書20年，他教過的學生中，據他所知就有五六百人在外面打工。他自我解嘲說：俗話說，當老師的“桃李滿天下”，現在我的桃樹、李樹都種到美國、日本去了。
有個村民教了我一個簡單的調查方法——問問村里今年演了幾出戲，就知道當年“出去”多少人了。原來，“出去”的人在動身之前，一般都要先到廟里許愿，如果“出去”成功，就給菩薩“謝一臺戲”。所以，村民在家聽到戲臺鑼鼓響，就知道某個同鄉已成功抵達美國、日本了。這個村民道：我們村一年至少唱八九十臺戲，整個●頭鎮一年要唱1000多臺，省里的戲班排期都排不過來啊。
關于壺江多年來“出去”的總人數，有個老師向記者做了更加肯定的判斷：這里平均每三四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在外面，那么按壺江9000人口計算，大概總有2000來人在外面吧！
看記者露出極度驚愕的神情，這個鄉村教師不以為然：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家鄉就在對岸的●頭鎮某村，年輕人除殘疾、弱智的，都已經出去了。記者還了解到：這次隨“泰昌號”走的壺江村人，是第7批走“韓國線”的偷渡客。毫無疑問，前6批人和其它“線”的人都走成了。
據悉，目前壺江人死在偷渡途中的，就是“泰昌號慘案”中的這3人。
不少人對福建人偷渡屢禁不止的現象心存困惑——近年關于偷渡之兇險屢有案例曝光，多佛慘劇更是震動全球，為何仍有人傾家蕩產，前赴后繼？難道偷渡者這么缺乏理性，就不能對自己的生命和未來做個起碼的“風險評估”？
記者在此就可以代為解釋了：在福建一些沿海村落村民的心目中，“出去”雖然有性命之虞，但風險系數不算大。以壺江村為例，出去2000多人，死了3個，死亡率“僅”1‰。所以，無論是58人喪生的多佛慘案，還是25人喪生的泰昌號慘案，都不足以打消偷渡村民的出走決心。
在村里，記者曾聽到一村民以大舒一口氣的口吻說：“唉，我們壺江村運氣比較好，這么多年出去的，只死了3個。”旁邊人“是呀，是呀”地附和不已。村民們自有他們的一套價值觀，人命的犧牲被扳著指頭，用百分比、千分比一算，就給化解掉了。
記者了解到，偷渡者最擔心的，還是被邊防官兵抓住。這一“風險系數”相當大，它不僅意味著皮肉之苦，還得交兩三萬元的罰款才能贖出人來。很多偷渡者都有過幾次被截獲的經歷，為交罰款，欠了一屁股債，便更急著要偷渡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出去”，才能在短期內，賺一大筆錢來還。
“生活在別處”？
在壺江，你很容易感受到，老老少少的心目中，“出去”不是什么可恥的事，而家里沒有人在美國、日本打工，蓋不起樓，修不了墳，那才叫做真正的丟臉、沒出息。正是這種“生活在別處”的觀念，使得青壯年以在本地謀生為恥，日夜籌劃如何“出去”——那些茶館里躺著的“懶人”，內心里也許都有著緊張的焦慮和期待，有人給他們一個“出去”的方案，他們就會興奮地一躍而起！
而偷渡之所以源源成行，不僅因為島上觀念對偷渡客本人的催促力，也因為在國外打工者和國內“等待者”之間，有一套以借貸款流動形成的動力機制，猶如一架水車，能夠源源不絕地將低處(國內)的青年人送到高處(國外)去。
偷渡一般是“先走后埋單”，即偷渡客成功抵達目的地后，才掛回國際長途電話，通知其家人向蛇頭付款。近年，隨著各國對偷渡打擊力度的加強，這一行價也不斷看漲，90年代初，兩萬美元便能成行，而今要6萬美元之多，折合人民幣約50萬元。
這一大筆錢，絕大多數村民是支付不起的。但一定要按時結清，一來因為人蛇出國以后一段時間，仍由蛇頭控制；二來蛇頭在國內國外都有勢力，不交錢的話，打工者或國內一方必定會遭到傷害、報復。
要出這筆錢，只能向同村人多方借貸。由于共處于多年形成的偷渡文化的熏蒸之下，且偷渡者出去以后，打工點密集一處，也算得上相依為命，所以全村人對準備偷渡的人不僅是寬容，而且是全面的支持和信任。偷渡者家屬一般都能獲得村民借貸，年息視親疏關系，在1%到5%之間。偷渡者最初是借貸者，但從掘到“第一桶金”開始，很快也成了放貸者，一面交款及還利息，一面也向他人放款及賺取利息。雖說村里未必有什么信用合作社，但村民在“出去”這件事上，卻自發形成了信用合作的關系。
所以，關于偷渡行為，外界普遍高估了偷渡客個人的經濟實力，而低估了村民在這件事上的高度協調性和整體凝聚力。
曾有不識內情的評論者這樣質疑福建的偷渡群落：既然你們擁有或是能借到50萬元這樣一筆巨款，為什么不好好做點生意，搞個買賣，偏偏要出生入死，背井離鄉，到異國他鄉做卑賤的苦力？
論者不知道，在福建沿海一些偷渡文化高度成型的村落里，要做點小買賣、搞個小企業，大家是不信任你、甚至不怎么瞧得起你的，你當然也借不到一分錢。但當你鼓起勇氣要“出去”，即使你昨天還不名一文，背著一屁股爛債，但很快就有人愿意資助你幾十萬！
壺江人謀生三部曲
采訪壺江村時，記者發覺，按理說，壺江村民偷渡起來比福州的亭江鎮和對岸的官頭鎮要容易些(因其為小島且更加近海)，但其偷渡潮的興起，卻較后兩地晚了至少10年。
后兩地于80年代起，就有大量人口(主要是從事耕種的農業人口)偷渡，而壺江人熱烈地身體力行“出去”這件事，也只是近幾年的事。只是雖然村小人少，但因“配合”得好，“勇氣”也大，所以擁出去了兩三千人，頗有些后來者居上的勢頭。
為什么會這樣呢？記者發現，刺激著壺江人“出去”的，主要還并非鄰居的暴富與外界一些評論者所謂“福建人好遷徙”的傳統，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近年閩江與近海整體漁業環境的惡化與沿海中小企業的經營不善，使得原以捕魚與航運為生的大量壺江村民失去生計，便群效內陸近鄰所為，走上“跨國打工”之路。對沿海生態的惡化，很多壺江老漁民是深有感觸的：他們印象中，漁業最興盛的時代是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那時，出島一箭之遙就有大量密集的魚群。當時捕魚用的是俗稱“嘭嘭管”的捕魚工具，幾個人在江面敲敲這種特制的木器，擾得海下魚群頭昏腦漲，紛紛浮出海面。
“有時，浮起的黃花魚鋪滿海面，就像是一片巨大的銀色沙灘，任人網捕！”一名壺江老漁民向記者回憶當時的盛大場面，猶眉飛色舞。
但是，跨入80年代以來，隨著捕魚設備越來越先進，福建沿江、近海的企業越來越多，壺江村民所能捕到的魚也越來越少、越來越小，網眼也結得越來越細。當初在島邊就能捕到魚，現在航行兩三個小時都未必遇到魚群，漁船有時要航行到海南、印尼海域，才能有所斬獲。跨入本世紀以來，島民原來擁有的600馬力的拖網船已不再出海了(因為每航必虧)，只有中小漁船出動，撈些小魚小蝦，但換來的錢一般只夠貼補日常用度而已。
據老漁民回憶，壺江島在上個世紀中后期漁業的極盛時期，曾有近2000名漁民，是現在的10倍！
當年，船隊出海之際，檣桅連天，婦孺老幼岸邊相攜送行，蔚為壯觀。而訪客日里來島，絕少遇到青壯男丁，因為都出海去了。島上婦女也都不閑著，不是結簾網，就是曬魚干，海上島上，都是熱氣騰騰的勞動景象，和現在島民的消沉頹廢之風截然不同。
因此，處于近海的亭江鎮人在80年代開始偷、私渡時，壺江村民倒是很少出去的。80年代中后期，漁業環境開始惡化，壺江村民又以其嫻于航海的優勢，進入了航運業。以壺江村民為骨干的閩榕海洋運輸公司，一度躋身福建省大型民營企業行列。其運輸船北至武漢、重慶，南至東南亞、非洲東南海岸，開辟有多條重要航線，服務于福建沿海的多家中小企業。
90年代中后期，這些企業相繼陷于不景氣，且陸路快捷的交通系統逐漸完善，形成對海運的競爭，海運公司開始遭遇虧損。壺江大量就業人口從航運業中拋了出來。此次泰昌號慘案中，就有一名壺江籍死者，本也是該航運公司職員。壺江1949年解放時，僅1000多人，到了上世紀末，人口已膨脹到近萬人，但這些年來，島上能提供的“活計”近乎于無。
“我們村最能干的青年都出國打工了，其次到●頭鎮踩踩三輪車，實在沒有辦法的人才出海捕魚。”老漁民說到這里，神情蕭瑟之極。
漁業—航運—偷渡打工，這就是20多年內，壺江島民謀生方式的重大變遷。這3條謀生之路都與海相關。這幾十年來，壺江島人在海上走得越來越漫長、也越來越困難，同時，與海的關系也越來越疏離。曾與壺江島民共生的大海，如今成了漂泊在外的兩千子弟與家鄉相隔的無情屏障，令記者不能不為之嗟嘆！
不足為愛，適足為害
當“出去”成為風氣，壺江島也注定不再是原來的壺江島了。它不再庇護著此時此地的生存者，卻被迫給彼岸的打工者開出一張張成就證明。
據記者了解，國外打工者匯回國內的錢，用于“家園建設”的，主要是三項：起大屋、修大墓、捐大廟。
先說樓。那些密密匝匝的小洋樓，其意圖與其說是為了實用，不如說更多為了炫耀。樓里往往只住著兩個手腳不太方便的老人。遠在他鄉的子女想給父母增添排場，卻切割了他們與原來漁家社區的關系，建起了堂皇然而空虛的所在。
再說墳。壺江島近年以來，看風水、造陵墓之風大興。不但為死人造墳，活人也提前打造墓穴，而且圈得盡可能的大，石雕也須請莆田、惠安之匠人，極盡妍美。可憐壺江本就是彈丸小島，現其南部小山坡的墓園已不下數百座，而山坡的防風林則被砍得稀稀疏疏，觀其比例，半是墓穴半是林。
如今毀林造墓的惡果已然呈現：村民已能感覺到年年臺風的風力更勁，吹來的沙土更多。
不僅如此。現壺江小學生每日上學，須路過十數座墳陵；壺江中學校門之畔，即有一座比校門寬闊3倍的巍峨大墓；最為荒唐的，壺江小學的操場正中，與升旗臺相對的地方，居然也有一座墓，小學請它不走，只好商量之下，于其上蓋以一座涼亭，遠看還蠻別致，只是走近看清內容時，才覺得大不相稱。
對祖先的敬愛緬懷固然是中國人的美德，但為此侵蝕了下一代的空間，只怕先人在天之靈也有所不安。然而沒有跡象顯示壺江人意識到了這一切。記者在壺江的幾天，南山上，叮當鑿石之聲未有已時。
再說廟宇。據記者觀察，它在此地的勃興已脫離了宗教“正覺正信”的范疇，更多地淪為偷渡客一廂情愿祈求保佑、野狐禪一心一意聚斂資財的場所。記者略一清點，僅僅近三四年之內，這彈丸小島竟新修、重建了5座道觀、5座佛堂、5座“菜廟”(當地人這樣稱呼尼姑庵)以及一個基督教堂，斥資不下千萬元，目前仍有幾座廟宇在籌建、擴建之中。村里靡集這么多的宗教活動場所，卻連村民的運動場、圖書館都不具備。
壺江小學有不少教師向記者抱怨：此地村民重神教，輕人教，舍得謝佛，不知敬師，著實令他們有些心寒。尤其近來，壺江村民竟許可一游方僧人在教師宿舍后修起“蓮花寺”，廟里僧人早晨4點就起來敲木魚念經，攪得教師們個個清夢難成。
記者對此的觀感是：“出去”以后的壺江青壯勞動力，他們在千辛萬苦地做工之后，寄回的血汗錢也沒能幫到家鄉健康、結實、長遠地發展。大筆資金的作用，更多是徒然伐倒了故鄉的山林、充實了神巫的口袋、迷亂了子女弟妹的人生觀念。
如果說，他們本人的“出走彼岸”已是不足為訓，那么，他們對家鄉滿懷善意與忠誠的“回報”，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打造了另一個怪力亂神的彼岸世界，這對于家鄉，更是不足為愛，適足為害。
教育面臨“空殼化”
辦了十來年的“壺江中學”，于今年秋停止招生了。
記者來到這所中學門口，見鐵門已用鐵線拴緊，隔欄張望，內無一人，操場上長滿了半人高的萋萋長草，隨風起伏。
這所中學在村民中的口碑甚惡。據說它自辦學以來，最有特色之處是打架成風——不僅學生之間斗毆，師生間也扭打成一團。老師氣得不肯教書，學生也恨恨地嚷著退學。派來的校長前后5人，走馬燈似的換，其中3人也隨大流“出去”了，還有一名校長最多在校一星期，其余時間是在外地用手機“遙控”學校秩序——總之，教師鄙薄當地，無心教學；而當地也齒冷中學，斥為“打架訓練營”。
今年，有80多個小學生畢業，但一多半的家長不愿孩子上當地的中學，有錢的，就把孩子送到福州的“貴族學校”去讀。錢少的，也將子女送到對岸的鎮上中學，交贊助費、做寄讀生。中學招不到生，它的壽終正寢理所當然。說過中學，再看小學。
壺江小學的校舍挺精神——除了操場中用亭子覆蓋的那座墳墓有些突兀之外，觀其大體，還算軒闊齊整。
小學里的幾名骨干教師在當地都已教了二三十年的書，有的在40年前就在當地為漁民掃盲，對當地、對教育，都很有感情和奉獻精神。今年，剛退休的李彥宇老師，還將5萬元積蓄捐了出來，為學校建跑道、修花圃。當地村民是尊重這所小學的，公認教師人品好，教學質量也不錯。
饒是如此，小學生源也流失得很厲害。
據校長介紹，90年代早期，在當地上小學的，最多時曾有1200多人，但現在學校只有學生524人，不到極盛期的一半。
校長黃巖松在當地已教了21年書了。他向記者回憶起辦學過程：早年剛來島上時，校舍是用燒火的柴搭起來，困頓之至。后來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學校也漸漸壯大、成形，到今天可以自豪地說，壺江小學的設備、師資不比全鎮里任何一家小學遜色。為了這一切，老一代鄉村教師們付出了很多心血，很多村民也出了大力。
但不曾想，近幾年來，偷渡之風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民風、人心，更改變了教育現狀，使得教育越來越面臨“空殼化”的恐慌。
“壺江人已經變得太虛榮！”黃校長直言不諱地說，“家長們都承認這里的小學不錯，但就是不把孩子放在這里上學。送小孩去福州讀書，成了家長事業成功的標志。”
“更糟糕的是，”校長皺眉說，“很多父母剛出去，欠的債還沒開始還，就急著要讓孩子轉學了。他們不考慮自家實際的經濟狀況，也并非真正為孩子的前途著想，轉學就像是‘謝佛戲’，都是做給別人看的。”
校長感慨：現在很多壺江人的價值觀是“誰賺的錢多，誰厲害”。流風所被，連一些小學生也互相攀比誰家有美元，誰的美元多。
壺江的基礎教育因島上人心思遷而備感苦澀和困難，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出走培訓”的乘勢而起。
在村里的幾條街道，記者看到了許多“英文班”招生啟事，專教“交際英語、餐館英語”，指明招收“初級學生與出國青年”。據了解，這種班近年長盛不衰，往往開設在民宅，幾個人就是一個班，少壯一堂，氣氛專注。許多壺江青年雖然普通話不會講，卻能用英文報上各種菜名和調味品！
一名本地出生的老教師向記者表達了這樣的憂慮：“經濟不好，并不等于沒有希望，因為只要有人，總會有辦法。如果中學、小學都辦不下去，那壺江就歹運到頭了。最小的孩子都想著出走，將來誰來為這個島負責！”這是記者在島上聽到的最有遠見的話，因為它道出了壺江將來可能面臨的最大危機——一個不能向年輕生命提供成長空間、不能給下一代以美好回憶的地方，必將被無情拋棄、重返蠻荒。
“草民的智慧”
壺江村委會何在？他們在做些什么？采訪中，目睹這么多怪現象，記者常如此暗暗發問。記者也曾到村中找過村干部，但他們一聽說是采訪偷、私渡問題，便避之唯恐不及。
當地村民告訴我，本屆村委會是月前新上任的。前兩任都被上面撤掉了。原因很簡單：防偷渡不力。現在又出了這次韓國慘案，新班子一定頭疼不已。
在對村民的采訪中，記者可以感受到，多數村民對這些年來的幾任村委會是不滿意的，認為他們更多是在圖私利，既不做公益事業，也沒有在發展地方經濟方面下多少心思。對防偷渡，他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偷渡者出去以后，他們倒很熱心地上門，攤派各種名目，讓其家人捐資贊助。
記者問一名村民：“你們前兩任村委會都是被上面撤的，為什么你們不自己來罷免？”
這名村民笑瞇瞇回答：“我們希望村干部不要變動得太頻繁。因為新來的干部肚子空空，填飽需要個過程。當他們肚子飽了，快任滿了，就會為將來名譽起見，為村里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所以干部再不好，留著比趕走好。新來的還得從頭喂起哩。”
記者驚訝不已，因為這正屬于古代專制社會下那種自以為圓融機智，其實昏昧糊涂的“草民的智慧”，它與今天“村民自治”的精神格格不入。本以為這種“智慧”早已絕跡，但實際看來，我們不時仍會邂逅它頑固的存在，這也許正是鄉村難以在道德和經濟上取得進步的一大癥結。
進一步想，其實偷渡的泛濫也正與村民這種聽天由命、不能自做主宰的習氣相關——看到經濟不景氣、生態惡化、地方政治不良，他們想到的不是正面克服、解決，而是把它當成一種宿命的存在，去容忍，容忍不了時，則逃走，逃到他們以為是桃源的地方。
真正的“村民自治”的精神是直面當下現實的精神，是在眼前的危機與問題上，團結與組織起來，共謀解決與發展之道。但現在壺江村民正好相反，他們僅在“逃走”這件事上，結成互助同盟，并投入了最大的熱忱。
此種生存狀態，可謂“向彼岸而生”。但此岸不快樂，彼岸也難說有真正的幸福。
此岸之人與彼岸之人想像著給予彼此以奧援和安慰，但無論是喧天的謝佛戲，還是豪奢的陰宅園，終不過是粗糙勾勒著一種遠離此岸的空洞幸福幻像。
其實，壺江島有很多事情，需要一大批優秀的青年在當地來做：比如生態的改善、比如風俗的敦化、比如教育的改良、比如社區的規整，而尤其重要的，是人心的凝聚和覺悟、村民自治精神的建設和發揚。
但今天的壺江青年，尚且成群結隊，迷糊于一場關于“出走”彼岸的大夢之中，在亟需重建的家鄉，卻無所作為，狀如癱瘓。記者痛心感到：“出去”的迷夢倘不破除，則壺江的民生是無由改善、民智也無由發舒的，壺江即使真有仙壺托著，也會沉淪下去。
記者曾請壺江小學黃校長談對于當地教育的愿望，黃校長說的是：“希望村民進一步重視自家學校。”
記者想，壺江的希望其實也正在于：村民能重視這個島、擔當這個島，把它當作自己的家，而不是朝向彼岸的跳板或踏上天堂的門梯，來珍惜、來建設。若真能如此，則壺江的天堂與桃源不在別處，正在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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