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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北京)
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作“子民”，給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數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剝了下來。神性外衣雖然消失，但種種陳詞濫調仍然妨礙我們相信農民。
一曰農民保守。說農民保守只是城里人的無知。對于新鮮事物，城里人以所謂付“學費”來挑戰風險；但對于貧窮的農民，風險是下月的食物、來年的活命。農民之“保守”是農民的智慧。
二曰農民處于所謂“馬鈴薯”狀態，尤其不懂得與政府合作。農民曾經與我們有過很好的合作，但在60年代以后我們做了許多愧對農民的事情，農民能不心存疑慮嗎？80年代改革農村經營制度，提高糧食價格，農民得到實惠，農民也自然與政府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到90年代，農村改革踏步不前，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加強了對農民的控制，真正的農業勞動家庭的收入出現絕對下降，農村社會關系復又緊張起來，農民又怎能對我們的政府官員繼續信任呢？
三曰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利于農村社會穩定。我們早就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不支持農民專業經濟組織的自主發展，想把它們控制起來；我們也早就聽到一些地方官員說“村民自治選舉”破壞了政府在農村的基礎。其實，說輕一點，不過是我們的一些官員離不開控制別人的生活，一旦有人失去控制，心里就發虛，就要找個由頭挽回局面。至于說到“社會穩定”，我這幾年磨破嘴皮在訴說一個道理：社會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就穩定。農村更是這樣，社會聯系弱的農民從來就是政治謠言蠱惑煽動的對象。我的看法是，誰反對農民組織起來，誰就是不要社會穩定。
農民組織的發育意味著重新調整農村權威關系，既定的利益集團一定要做出強有力的反應。一切語言文字上的概念與符號不過是利益的文化包裝而已，所以，我們決不幻想那些教條在一朝一夕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這一期的《南風窗》上，記者章文和高羅勝又一次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農民自己能夠組織起來，能夠通過聯合來擴大自己的利益，甚至能給自己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良好服務。這是一篇需要那些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再三捧讀的報告。
農民專業經濟組織的興起和發展遠遠超過自己的經濟意義，提出這一判斷是基于對中國農村大的發展背景的認識。
當今農村有兩大事件正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命運。第一個事件是農村市場化背景下的勞動力大轉移。中國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曾經走在城市前頭，但90年代基本停滯了。最近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市場化的步伐明顯加快。首先是勞動力流動的市場化、城市化，并將逐步具備公正的內涵。市場化的進一步訴求是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這將是法律層次上的改革。
第二個事件是農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選舉制度。我一再認為中國農村發展最重要的是市場化，但從不否認農村自治選舉的意義。對于今后的發展，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民主不等于選舉，更不等于自治。民主的基礎之一是社會擁有強大的協商與妥協機制。據我的調查，農村自治選舉越是被農民認真對待，就越是顯示著激烈的沖突。農民對當選村長的第一訴求是“查賬”，極而言之，這意味著農民要對數千億元村級債務討個說法，還要對以后的利益做重新分配。
這兩大事件相互影響，構成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旋律。但這種劇烈的結構變化能不能有序地進行，能不能以改良的形式出現，卻是人們所不能不擔憂的。我們希望在結構變革中出現“潤滑劑”或“穩定器”。在我有限的知識里，這種穩定器正是農民的組織，并且首先是農民的專業經濟組織。
經濟組織的發育較之政治組織的發育更有利于緩和社會沖突。第一，經濟組織的領導一般擁有較多的社會經驗和專業知識，與其他社會力量容易談判、妥協。第二，經濟組織的利益訴求較為和緩，會使重新“切蛋糕”的社會變革過程不至于采取激烈的社會形式。第三，經濟組織通常與政府部門在人員方面有相互滲透，利益聯系多，信息充分度接近，與政府的合作較政治組織更為容易。
當然，農民經濟組織一旦發育起來，說它就是農民利益的當然代表，未免離譜。但農民經濟組織畢竟與普通農民的關系更近。伴隨城市化過程，普通農民的經濟地位將逐步提高，農民經濟組織將更多地體現服務精神。當然，實現這個過程需要時間。
僅僅有時間是不夠的，高層政府必須為農民經濟組織的發育大開綠燈。政府應該相信農民自主經濟組織甚于相信自己，主動地減弱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逐步實現農民中介組織對農村社會的管理與協調。越是相信農民，政府就越可能有所作為。□(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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