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報道
龔剛(廣州)
不同的個人或群體都會有各自的利益、目標、價值取向，當彼此的利益、目標、價值取向出現直接的對立而又無法妥善協調時，便會出現對抗與沖突。在現代法治社會，解決對抗與沖突的有效而合理的方式當然首推法律手段。但法律手段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往往難以在第一時間內對不同個體或利益群體之間的對抗與沖突做出回應，并且，即便是結構上最合理的司法制度，也無法確保其裁定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在對抗中處于相對弱勢或感到冤屈的一方，便會采取抗議的方式，以期贏得更多關注和同情，從而使事態朝對己方有利的方向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和平抗議乃是法治的補充和矯正手段。
對抗議者來說，如何行使和平抗議的權利，如何有效地運用和平抗議的手段，既借以達到預期的目的，又不使局面失控，以至溢出法律許可的范圍乃至出現暴力化傾向，便是對其作為一名現代公民基本民主素養的一種檢測或考驗。筆者在紐約訪學期間，曾親歷了一次發生在一度是美國激進知識分子大本營的格林威治村的和平抗議活動，對美國平民的現代政治素養有了“一見”勝“百聞”的直接體認。現將事件始末和盤托出，并略加評論。
“拯救歷史”：抗議活動的起因
在高樓密集、空間逼仄的紐約曼哈頓區，有兩所在當地頗有影響的大學，一所是哥倫比亞大學，一所是紐約大學。其中紐約大學恰好位于格林威治村。該校名頭最響的法學院為了擴大辦學規模，欲拆除格林威治村西三街上的包括美國著名作家愛倫·坡故居(the Poe House)在內的幾棟舊樓，而代之以一幢13層樓高的教學、住宿綜合樓。當地的文物保護主義者(preservationist)及相關社團聞訊后，紛紛致信法學院當局，請求院方更改計劃，以免破壞歷史遺跡及街區景觀。但法學院當局以該處愛倫·坡故居及其它舊樓并無太大歷史價值為由，對反對者的吁求置之不理，并強令樓內居民限時遷出。此舉即刻引發了當地文物保護主義者與居民的公憤，一場以“拯救歷史”(save our history)為旗號的中等規模的抗議活動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因此，此次抗議活動就其實質而言，并不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主要是紐約大學的教育發展規劃與當地文物保護主義者的價值理念之間的一次“文化沖突”。
從歷史上來看，紐約大學的學校建設對格林威治村歷史面貌、街區景觀及市民利益的沖擊與影響，已遠非第一回了。早在上世紀60年代，校方就不顧當地居民的抗議，拆毀整整一個街區的舊樓，蓋起了紅沙巖結構的大型圖書館。新世紀初，學校又拆毀了當地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一棟建筑物，計劃代之以由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設計者凱文·洛希(Kevin Roche)設計的學生活動中心。當地居民以新建筑占地過大為由向紐約最高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紐約大學暫停施工，但被法院駁回。樁樁件件的歷史恩怨，早就埋下了格林威治村居民及文物保護主義者抗議的火種，因此，《紐約時報》(2000/7/19)在一篇大標題為《愛倫·坡故居門前的掠奪》(Rapping on Poe's Door)的署名文章中，將紐約大學法學院擬拆除愛倫·坡故居而代之以教學綜合樓的規劃，稱為“火上澆油”。
不過，法學院當局也自有一番說辭。該院院長約翰·塞克斯登(John Sexton)辯解說，院方蓋教學綜合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并且，他們會盡量使新建筑與當地的街區景觀相協調。但他又口氣強硬地指出，他看不出本地的愛倫·坡故居有何特殊價值，因此，院方不會接受文物保護主義者“一切保留原狀”的觀點。紐約大學政府與社群關系部副部長萊納·布朗(Lynne Brown)對約翰·塞克斯登的辯詞表示支持。但一些愛倫·坡的研究者卻針鋒相對地指出，位于格林威治村西三街的愛倫·坡故居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與歷史價值，正是在這棟小樓生活的時期，愛倫·坡發表了為其贏得國際聲譽的詩歌《烏鴉》，協助創刊和編輯了《百老匯月刊》、《紐約客》，并開始撰寫著名短篇小說《一桶白葡萄酒》。由于文物保護主義者從維護文化遺產與街區原貌的角度反對拆除包括愛倫·坡故居在內的舊建筑的立場，最終未能與紐約大學法學院以擴大辦學規模為首要目標的立場達成妥協，一場旨在制止紐約大學法學院“毀滅文化遺產”的抗議活動便在美國這片素有民主集會傳統的國土一隅——格林威治村，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秩序化的抗議過程
從抗議活動的全過程來看，該次活動的發起人顯然有著豐富實踐經驗和組織才能，他們就像現代企業中的管理者一樣，將整個抗議活動的細節和流程安排得妥帖而適度。此外，無論是有備而來的參與者還是偶然加入的參與者，幾乎都顯示出善于發表己見及善于自制的較高民主素養，令我這個異國的旁觀者頗生出一些感慨。
說起筆者“咸與”抗議的起因，完全是偶然性所致。某日下午，筆者在格林威治村搜尋減價超市，一如當年寄居中關村時的習性。忽聽得街頭傳來“救救華盛頓廣場”(愛倫·坡故居就在華盛頓廣場附近——筆者注)的陣陣喊聲。循聲前往，只見一白發長者正在大聲疾呼，身旁一位身著套裝的中年女士則正向駐足探問的路人發放材料。筆者也前去索要了一份。該份材料將紐約大學法學院擬拆除愛倫·坡故居、代之以教學綜合樓的計劃作了曝光，并呼吁當地市民加入抗議活動。材料上還詳細交代了舉行抗議活動的時間、地點，并開列了一張包括紐約州參議員、獨立民主黨人、神秘小說作家及地方性文物保護社團在內的發起人的清單。不過，當時令筆者對此次抗議活動發生興趣的，卻是整份材料中最不起眼的一行小字——“集會之后將舉行愛倫·坡詩歌朗誦”。
集會那天，筆者興沖沖地趕往抗議活動所在地——愛倫·坡故居所在的西三街，發現當地警察已在街道兩頭早早地布好了警戒線，并遠遠地觀望著街道內正在舉行的抗議活動的動態。在抗議活動的現場，已布置好了一個演講臺，演講臺旁樹著一塊巨大的移動黑板，供本次活動參與者留言，其時，黑板上已或貼或寫，布滿了各種評論意見，以譴責紐約大學法學院為主，除了個別辱罵性的留言外，措辭基本上比較克制。印象深刻的有“紐約大學，請做格林威治村的好鄰居”以及一份老祖母口吻的留言，大意是：愛倫·坡故居的存在讓整個街區彌漫著人文的馨香，摧毀該故居也就是摧毀美國人的文化記憶。
在移動黑板前，有人在做抗議活動的登記工作。筆者也前去做了登記，并領了一張寫有“制止紐約大學的掠奪”(Stop NYU's Hostile Takeover)標語的會議代表證式的標志牌，像其他參與者一樣，貼在胸前。不久，演講開始。先是主持人致辭，接著是發起人與臨時參與者依次發言。發言者有老有少，但無一怯場，且都顯示出良好的口才。演講中，不少聽眾舉著題有“保護愛倫·坡故居”(Preserve the House of POE！)、“紐約大學的恥辱”(SHAME ON NYU)及“打倒紐約大學”(DOWN WITH NYU)等字樣的標語牌，也時有聽眾插話，往來應答，甚為精彩。演講結束后，照事先安排朗誦了愛倫·坡的兩首詩歌。隨后，主持人通報了紐約校方負責人的電話號碼，供參與者直接表達反對意見，并宣布抗議活動就此結束。抗議人群遂逐漸散去。
抗議者的民主素養
通觀整個抗議活動的過程，從前期準備到正式集會，可以說是井然有序，其細致程度不亞于國內的一次小型國際學術會議。從抗議活動的行為主體來看，無論是發起人還是參與者，都顯示出對民主集會的“游戲規則”有著相當嫻熟的把握與了解。甚至是處于監護者地位的當地警察，作為抗議活動的合法組成部分，也表現出對民主集會或和平抗議活動這類形式見慣不驚的冷靜。因此，如果說此次抗議活動是對美國公民的民主素養的一次檢測或考核，作為旁觀者的筆者，愿意給他們打90分。
具體而言，此次抗議活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在組織能力、演講能力、自制能力與參與意識等方面，為每一個希望成為合格公民的現代人，上了生動的一課。從組織能力著眼，此次抗議活動的發起人及組織者的突出之處不在于他們對整個集會流程的安排與設計，而在于他們對整個局面的調控有度，從而既使參與者表達了對紐約大學法學院執意拆除愛倫·坡故居的義憤，又使這種義憤限制在非暴力、合法化的范圍之內。尤令筆者贊嘆的是組織者在本次抗議活動后半階段的巧妙“收官”，也就是通報紐約校方負責人的電話號碼，供參與者直接表達反對意見。這一著的妙處在于，既對紐約校方造成持續的壓力，逼迫主管者充分重視當地民情，又為抗議活動暫時劃上了休止符，以免聲討沒完沒了，以至失控。須知，即便是“理想型”現代公民，亦無法摒棄本性中的非理性與情緒化的一面，一旦人性的這一面被激活或被激化，其后果便很難控制了。
與集會發起人的出色組織能力相映生輝的是參與者在演講能力、自制能力等方面所顯示出的較高素養。根據筆者的觀察，抗議活動期間上臺演講的市民大約有七八位，其中有幾位顯然是有備而來，手持講稿，長篇大論，就像在作學術報告，筆者聽得不免哈欠連連。但也有不少演講者是即興發言的，卻都顯示出良好的口才與慣于在公眾面前發言的從容自若。這與國內的一些公共聚會場合中，不少人或者不愿當眾發言，以免落下個“愛出風頭”的口實，或者在發言時不善言辭、滿口“這個、那個”的情形，形成了不小反差。
除了參與者的演講能力之外，他們的自制能力也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有些演講者盡管情緒激昂，有時也會冒出幾句“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攻擊性言辭，但其發言內容基本上是就事論事，罕有不著邊際的叫罵。并且，聽眾一般都是在耐心地聽完演講者的發言或當演講者的發言告一段落時，才插話補充或質疑，絕無中途將演講者哄下場的情形。此外，當主持人宣布抗議活動暫告結束時，滿街的參與者就如電影終場時一樣，陸續散去，表現出高度的自律意識。這種自律意識與參與意識相輔相成，凸顯出普通美國公民在公共生活(public life)方面的訓練有素與靈活有度。
余思：現代公民的成人儀式
在某些傳統社會和某些原始部落，當一個人由孩童長大為成年人的時候，往往要經歷一次成人儀式。文明些的，主要是改變一下發型或服飾，野蠻點的，就要割去人體關鍵器官的某些部位。筆者以為，一個人由孩童長大為成人，只是意味著他的生理及心理已趨向成熟，但并不意味著他已具備了成為一名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換句話說，在現代社會，一個孩童在長大為成人的時候，并非同時就成為了一名現代公民。事實上，有些人即使活到胡子白了，仍然算不上一名合格的現代公民；有些人即使乳臭未干或“嘴上沒毛”，也未必不是一名合格的現代公民。因此，現代人在傳統的成人儀式之外，還需經歷一次由不成熟公民跨越到合格的現代公民的成人儀式。
當然，筆者所謂現代公民的成人儀式，主要是在象征意義上使用的范疇。其用意只是在于強調說明，作為現代公民所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并非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習得的。
那么，作為現代公民所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到底有哪些呢？
筆者以為，這些素養應當包括組織能力、表達能力、自制能力、參與意識以及對自由民主理念及法律制度等的基本了解。
以《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著稱于世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對19世紀的美國社會進行了實地考察后指出：“真正的知識，主要來自經驗。假如美國人不是逐漸地習慣于自己治理自己，他們學到的書本知識今天也不會為他們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幫助。”他又介紹說，當你和美國人聊天時把話題轉到他們的國家時，“他們將告訴你，他們的權利都有什么，他們應當怎樣去行使這些權利。他們也知道按照哪些慣例在政界活動。你會看到，他們對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機制”。托克維爾還強調指出：“美國人是通過參加立法活動而學會法律，通過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組織形式的。社會的主要工作，每天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甚至可以說是通過他們的手來完成的。”
托克維爾的論述給我們的啟示是，了解法律制度及自由民主理念的渠道不僅是書本知識，還有實踐經驗。同樣的道理，諸如組織能力、表達能力、自制能力及參與意識等民主素養也需要在反復的實踐中，才能得到逐漸的提升，并轉化為應用自如的才能和根深蒂固的意識。在這方面，發生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以反對拆除愛倫·坡故居為旗號的和平抗議活動，已經給我們上了生動一課。
進入新千年以來，歷盡百年滄桑的中國，取得了不少歷史性突破，也贏來了不少歷史性契機，如申奧成功，入世已成定局，諸如此類。如何把握好新千年賦予中國的重大轉機，進而實現民族復興的百年夢想，成了每一個中國人理應面對的問題。筆者以為，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從自我做起，從每一件小事做起，完成走向現代公民的成人儀式，進而從總體上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那么，中國社會便一定會迎著新千年的曙光，以平穩漸進的步伐，走向美好的未來。
訂短信頭條新聞 天下大事盡在掌握！
新浪企業廣場誠征全國代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