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把中國建成勤勞人的樂園(上)鐘朋榮(北京)
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經濟學論文算起，我研究經濟學已經20多年了。雖然其間經歷了教學工作、政府工作和下海經商等工作變換，但對經濟學從來沒有放棄，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思考從來沒有放棄。20多年的經濟學觀點，可以歸結為兩句話，即國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如果說我想建立什么經濟學體系，那就是勤勞人的經濟學。
世上兩類人：勤勞與懶漢
世上的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勤勞人，另一類是懶漢。當然，更多的是處于二者之間，相對于懶漢來說，他們或多或少地也在做一些事情；但相對于勤勞人來說，他們做的事太少了。一個典型的勤勞人，他從來不閑著，一生也沒有閑過。他或者手腳不停，或者腦子不停，總在做事，總在想事，總在想著怎樣將事情一步一步做得更好。典型的勤勞人很少休息，他們起早貪黑，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他們走路的步子比一般人也快，吃飯、睡覺的時間比一般人也短。他們惜時如命，從來不在無謂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勤勞人總是與自己過不去，總是不斷地給自己設定一個又一個的目標，并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奮斗。這些目標既是他前進的方向，也是他勤勞的動力。一開始，他可能是為了實現某個目標而不得不勤勞；久而久之，勤勞成了他的生活習慣，成了他的重要品格。
勞動是財富之父
社會的財富是勤勞人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精神產品概莫能外。早在17世紀，英國的經濟學家威廉·配弟就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在一個國家、一個階層或某一個具體的人那里，財富有兩種辦法取得：一種辦法是創造，另一種辦法是掠奪或正常的再分配。掠奪是非法的、是無理的；正常的再分配是合法的、合理的。但從整個人類社會來看，財富只能來自創造。勤勞人是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一個社會勤勞人越多，財富的創造者就越多，財富也就越豐富；懶漢越多，財富的創造者相對就越少，這個社會的財富就比較貧乏。如前所述，勤勞是相對的。一個人一天工作12小時是勤勞；一個人一天工作4小時，相對于沒有工作的人來說，也是勤勞。但前一個勤勞人所創造的財富是后一個勤勞人的三倍。在中國，為什么廣東、浙江等沿海省份那么富，為什么許多內地省份那么窮？有地理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勤勞程度的差別。《北京青年報》曾發過一則報道，說廣州人每天看電視的時間比內地某城市平均要少三個小時。所以，在沿海與內地富裕程度差別的背后，是兩地人勤勞程度的差別。在同一個地區，也存在著不同人群之間富裕程度的差別。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很復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仍然是勤勞程度的差別。我們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鉆政策的空子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偶然的機遇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邪門歪道致富，但從總體上看，在富裕的人群中，勤勞人的比重更高些，勤勞的程度更高些；在貧窮的人群人，勤勞人的比重更低些，勤勞的程度更低些。所以，鄧小平當年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其客觀效應是讓一部分人先勤勞起來。正是這一部分人在當時給予的政策空間內先勤勞起來了，所以先富起來了。
民間的三種不正之風
中華民族本來是個勤勞的民族，但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一個勤勞的民族變成了一個懶惰的民族。有一句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這話過于夸張，但也揭示出一個嚴峻的現實，即賭博的人太多了，跳舞的人太多了，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人太多，總而言之，不創造財富的人太多了。人們都說中國社會不正之風比較嚴重，其實，中國的不正之風不光在官場，也大量存在于民間。所謂民間的不正之風，至少有三風，即賭風、炒風、偷風。所謂賭風，即打牌、賭博成風。在西南某城市，打牌已成一大景觀。特別是在周六、周日，到處都能看到打牌的盛況。在河邊、街邊，一擺就是幾十桌或上百桌，場面非常壯觀，麻將聲此起彼伏。北京記者圈中的一些“麻友”為了“只爭朝夕”，外出開會寧可不坐飛機，改坐火車，為的是湊在一起不間斷地搓。一個小有名氣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因為打麻將欠了朋友們幾百萬元，在強大的精神壓力下竟然跳樓身亡。當然，這些民間現象比起那些腐敗貪官在澳門賭場的揮霍來說，簡直不值一提。據說，某省駐香港的“窗口公司”的一個負責人就在澳門葡京賭場輸掉了1.2億元人民幣。但是，由于民間賭客數量巨大，時間持久，其危害也不可低估。“六合彩”偷偷的泛濫以及其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給我們敲了一次警鐘。所謂炒風，即炒房地產、炒股票、炒郵票。小小的北海市，1992年的房地產公司只有幾家，到1993年猛增到上千家。全市一年之內賣地幾十平方公里，似乎有很多人準備在北海投資辦實業，使房價、地價猛漲。有的人上午花300萬買了一張紙(所謂的紅線圖或藍線圖)，到下午，這張紙可能賣到400萬或500萬。據說北海在一年之內產生了幾個億萬富翁、幾十個千萬富翁和不計其數的百萬富翁。然而到1993年下半年中央銀行一抽緊銀根，整個北海立即人去樓空。人們突然發現，其實沒有幾個人準備在北海辦實業，沒有幾個人打算在北海安家，炒家們手里的錢大多是銀行貸款或者企業的公款。炒股票是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文獻中新出現的概念。所謂炒股票，就是今天買明天賣。至于這個企業效益如何、發展前景如何，他們都不關心，甚至有沒有這個企業他們也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消息。他們從來也沒有想到從上市公司那里得到什么分紅或回報。他們不叫股東(如果其中有人炒成了股東，那反而是傻瓜)，他們叫股民，其實就是炒民。他們的目標就是從別人口袋里掏錢，股票只不過是從別人口袋里掏錢的工具。一個國家幾千萬人不好好地去創造財富，不想通過創造財富賺錢，而是整天瞪股市，希望從別人口袋里掏錢，這種風氣也是一種不正之風。所謂偷風，即有的地方偷盜、偷搶成風。說偷風，可能夸張了一些，只是順著前面講賭風、炒風，一起講下來的。這幾年來，通過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嚴打，偷的問題沒有賭的問題那么嚴重。但需要正視的是，賭不一定導致犯罪，偷必然導致犯罪。在廣州，80%左右的刑事犯罪都和偷盜、搶劫有關。不難發現，中國經濟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板塊，即防盜經濟。前幾年，中央電視臺較多的廣告是山東的酒；這兩年，中央電視臺較多的廣告是東三省的防盜門，特別是早間廣告。東三省每省都有一個名牌防盜門。防盜門多，當然是因為強盜多。無論是賭、炒還是偷，本質上都是不想創造財富，只想分割財富。這些人所賺的錢，都不是通過創造得來的，而是從別人的口袋里掏來的。只不過，賭、炒、偷三者掏錢的方式不一樣，因而合法、合理的程度不一樣。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這樣一個大國要走向富強，既不能像18世紀、19世紀的帝國主義列強那樣，通過掠奪殖民地的辦法致富；也不能像科威特這樣的國家，靠石油資源致富；更不能像某些非洲小國，靠援助生存。中國要走向富強，只能靠全體中國人的創造。
建立激勵勤勞的機制
一個社會，要讓更多的人成為勤勞人，成為財富的創造者，首要的一條，是要有對勤勞人的激勵機制，最直接的激勵機制，就是收入與勞動貢獻掛鉤。計劃經濟體制也稱大鍋飯體制。所謂大鍋飯，就是兩個“一個樣”，即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在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里，其分配制度仍然是按勞分配。在馬克思的設計中，按勞分配是激勵人民勤勞、激勵人民創造的最主要的激勵機制。由于計劃經濟的影響，建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按勞分配沒有很好地實施過。當時，城市經濟80%以上都是國有經濟。國有經濟以國家為核算單位，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工資標準。無論你在哪里工作，無論你干的是什么工作，無論你干了多少工作，工資都是一樣的。這當然不能激勵勤勞。中國另一大塊經濟是農村經濟。農村經濟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對農民個人實行工分制。一般情況是，一個成年男性勞動力每天為10個工分，成年女性勞動力每天為5個工分，大家上工一天，就按上述標準計一天的工分。到年終根據生產隊的總收入計算每個工分的分值。比如，有的生產隊一個工分的分值為3分錢，有的生產隊一個工分的分值為5分錢。由于全國所有的生產隊都很少有經濟收入，因而工分的主要作用不是分錢，而是分糧。但由于糧食的分配辦法有兩種：一部分是按人頭分配的基本口糧；另一部分是按工分分配的浮動口糧。在全部口糧(當時南方每人每月平均約20公斤稻谷)中，按人頭分配的部分約占70~80%；按工分分配的部分約占20~30%，即三七開或二八開。由于每一單位的工分所能分得的錢和糧都很少，因而許多人對工分的多少也不在乎，工分對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用很小。7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推行所謂的“大寨計分法”，即不是按農民的實際出勤計工分，而是各人憑覺悟自報工分。結果，工分對于農民的那一點點激勵作用也沒有了。由于沒有激勵機制，在廣大中國農村造就了一大批懶漢。所謂“出工像鴨子，干活像公子，收工像兔子”，就是對當時部分中國農民的寫照。8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又是從分配制度開始。當時在農村實行所謂大包干的體制，在分配上即“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其余是自己的”。這就不存在工分和按工分分糧的問題，而是自己給自己分配。這樣，農民的勞動和所得就緊緊連在一起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句喊了幾十年的口號，在1980年以后的中國農村才真正成為現實。有了激勵勤勞的機制，勤勞人自然就會多起來；勤勞人多了，糧食自然也就多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頭幾年糧食連續大增產，就是廣大中國農民勤勞起來的結果。在糧食增長率背后，就是中國農民勤勞的增長率。
國有企業需要“共生理論”
中國的城市改革可沒有農村改革那么徹底。如果說中國的農村改革是重新洗牌，則中國的城市改革是增量推進。原有的國有經濟那一塊改革步子很慢，但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原有國有經濟之外，又長出了一個新的經濟板塊，即私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外資經濟。這新長出的一塊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分配上都打破了“大鍋飯”的體制。有的實行計件工資制，有的實行提成制，有的實行年薪制，有的實行分紅制。收入分配差距有幾倍、十幾倍乃至幾十倍。這種新的收入分配體制，成了勤勞的直接激勵機制。非國有經濟的效率和產出率總體上大于國有經濟，就是因為在這個經濟板塊就業的人的勤勞程度大大高于國有經濟的職工。兩個經濟板塊勤勞的差異，主要又來自激勵機制的差異。國有經濟板塊至今仍缺乏對經營者和職工足夠的激勵。一個企業的經營者和職工讓國有資產損失數十億，他們照樣拿工資，照樣當廠長、經理；而另一個企業的經營者和職工使國有資產增值幾億或幾十億，他們的工資、獎金也多不了多少。總之，干好干壞一個樣，仍然是國有經濟的基本分配機制。而這種分配機制，恰恰是打擊勤勞、縱容懶惰的機制。如前所述，國有經濟的總體產出率不如非國有經濟，就在于國有企業職工中勤勞人的比重低于非國有經濟，勤勞的程度低于非國有經濟。在國有經濟的分配問題上，存在著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現象。在理論上，我們強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價值是勞動創造的；新增價值是活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和企業的利潤都是工人的剩余勞動創造的。這一理論，我把它形象地表述為小孩為男人(活勞動)所生，與女人(物化勞動或資本)無關。按照這一理論，企業的所有剩余除了交稅外，都應歸本企業的經營者和職工所得，不應當交給國家。但在實踐中，我們又強調國有企業所有利潤和新增價值都是國有資產的功勞。一個企業，哪怕國家投資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國家投資，企業的資產增長數倍或數十倍主要是經營者和職工努力奮斗的結果，但只要這個企業掛的是國有企業的招牌，企業的所有資產都只能歸國家所有。用上述形象的說法，在這里我們又強調小孩是女人所生，與男人無關。因此，在國有經濟這一塊，要樹立一個重要觀念，即小孩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所生，企業的新增收入要在“男人”和“女人”之間二八開、三七開，甚至是對半開，不能每月拿幾百元或千余元的工資將經營者和職工打發掉，其余統統收歸國有。長此以往，在國有經濟中就很難建立起激勵勤勞的機制。
把中國建成低稅國家
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勵勤勞的作用，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實行低稅賦政策。就每個人來說,他們創造財富的動力不是來自于總收入,而是來自于稅后凈收入。同樣多的總收入，稅收越高，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少，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小；稅收越低，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多，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大。國家為什么要收稅？收稅的目的是為了集中一部分資金去干一些必須由國家干的事情。哪些事情應該由國家干，哪些事情可以不由國家干？比如，一條公路應該由國家修還是應該由民間修；一個電站應該由國家建還是應該由民間建；一所大學應該由國家辦還是應該由民間辦，這其中顯然有很大的彈性。我們可以選擇一種高稅賦政策，比如這幾年每年增加兩千億稅收，而做出這種選擇，意味著更多的事情由國家來辦；我們也可以選擇一種低稅賦政策，不但不增稅，還要減稅，比如將增值稅的稅率由17%降到10%以下，將所得稅的稅率由33%降到15%以下。做出這種選擇，意味著更多的事情不是由國家辦，而是由民間辦。
以上兩種選擇，說到底是整個社會的資金誰來分、誰來用的問題。即更多的錢是由財政分、政府用，還是更多的錢是由市場分、企業用？
做出這種選擇，應當考慮三種因素：一是融資成本，二是資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怎樣更有利于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征稅的成本高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成本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國家為征稅而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是直接成本。我國有100多萬稅務大軍。這個群體的全部顯性收入和隱性收入以及他們的各項開支之和，是稅收的直接成本。其二，稅收的間接成本。我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了中央稅和地方稅兩套征收體系。這兩套體系到企業征稅，就是一般的征管員到企業，企業的負責人常常也得出面接待。他們光接待兩套稅務體系的征管人員，也要花費大量時間。花去大量時間，用于經營管理的時間自然就會受到影響。由此造成的損失則是稅收和間接成本。
而國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所收上來的錢──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再通過各級財政部門層層分下去，分配的過程就是一個來回的公關過程。為了要這筆錢，大家跑北京、上省城，坐飛機、住賓館所花費的資金加起來甚至超過所分配的資金。大家為著爭那一個億，所花的交通費、住宿費、公關費加起來可能超過一個億。為什么那么多人跑北京，為什么全國每個省、每個城市，甚至許多縣市和企業都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為什么北京的高檔飯店和高檔歌舞廳那么火爆，就是因為北京的資源豐富。北京一不產煤，二不產金，北京的主要產品是指針和資金。而這些資金不是北京創造的，是從全國各地收上來的。收上來花了很大的成本，分下去又花了很大的成本。收和分的成本總和，則是國家集中財力的總成本。集中財政的結果，不僅造成北京人滿為患，車滿為患，塞車、污染等問題難以解決，而且也為治理腐敗增加了難度。
國家花那么大的代價集中資金干什么？是為了修某條高速公路，為了建某所大學，諸如此類。如果不用這種收和分的辦法來修，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過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學人民建的辦法，讓老百姓直接向這些項目投資，這樣顯然會減少很多中間環節，從而會節省一大筆收錢和分錢的成本。選擇高稅政策還是選擇低稅政策，除了比較融資成本外，還要比較資金的使用效益。高稅政策的結果是，把企業家賺的錢收到政府，交給政府官員去花，比如交給縣委書記、交給市長們、交給廳長、局長們去上項目，去辦企業。低稅賦政策的結果是，將更多的錢留給那些會賺錢的企業家自己花。那些賺錢多的企業家，說明他本事大，說明他無論投資決策還是經營管理的水平都比較高。既然如此，那就少收一點，將更多的資金留給這些人花。由這些人選項目，肯定比廳長、局長、市長們選項目的水平高，選得準。因為他們的職業就是選項目，經他們選的項目，一般不會出大錯；而市長的主要工作是一個地方的社會管理，光這些社會管理就夠他日理萬機，選項目只能用業余時間來做，業余的當然不如專業的。除了選項水平外，還有花錢的感覺不一樣。企業家所花的錢是自己賺來的，賺錢不容易，是血汗錢，花錢自會精打細算，亂花一分錢都會心疼。而政府官員所花的錢是上面分來的，或者從上面要來的，或者從企業收來的，就是一個責任感再強的政府官員，他在花錢時也很難有企業家那種感覺。只要我們稍作統計就會發現，在全部“豆腐渣工程”中，由政府官員所生產的“作品”必定會比企業家生產的“作品”多。
將資金集中在政府，還是將資金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學人民建，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創造財富的激勵機制的差別。張先生夫婦辦了一個小小的企業，一年賺10萬，如果其中8萬都作為稅費交給了政府，張先生夫婦就沒有多大的動力把企業辦得更大。今年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明年他們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準備每天工作8小時，反正賺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張先生一年所賺的10萬元，其中只有2萬元交給政府，8萬元自己留著，兩口子就會商量，把企業再辦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時，明年每天干12小時。
應當看到，政府少收了6萬元，張先生夫婦多留了6萬元，他們一般都不會增加消費，一般都不會把這6萬元都吃掉、花掉，他們會增加投資。比如，政府要修一條路，組建一個股份公司，向他們發股票，而這條路的前景很好，張先生夫婦就會將這6萬元用于買公路股票。結果，這6萬元還是用到了政府想做的那個事上。唯一的差別是，張先生家里多了一張紙，即公路的股權證書。這張紙可是一張魔紙。張先生夫婦感到自家的財產又多了6萬元，即多了一張面值6萬元的股權證。正是這張紙，激勵著張先生夫婦更加努力地工作，也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結果促使更多的人勤勞起來。我們可以把這張紙稱為造就勤勞人的魔紙。要在中國造就更多的勤勞人，很需要增加這種魔紙；而要增加這種魔紙，就應當實行低稅賦政策。
在這里，我們要轉變一個觀念，即認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錢，只有收上來，收到國家財政那里，才是社會的。其實，國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了消費，而是買了那些公路、電站之類項目的股票或債券。結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個虛擬的東西，只是一張紙，真正的財產是公路，是大型項目。這樣，國家該上的項目并沒有因減稅而受影響，但是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張紙——股票或債券，這張紙成了他們進一步創造財富的巨大動力源泉，因為他們會感到自家的財產因全家人的勤勞和節儉而增加。老百姓作為這些項目的股東或債權人，他們會從這些項目的盈利中分紅或派息，但這些紅利一般又會投入到新的項目中，他們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張新紙。結果，整個社會的項目越來越多；每個家庭所持有的紙——債券或股票越來越多；在這些紙的推動下，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有增無減，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注：本文下半部分將在本刊10月號(下)刊出，敬請留意。
訂短信頭條新聞 天下大事盡在掌握！
新浪企業廣場誠征全國代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