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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曹錦清先生《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人，一定會對他筆下的中國農村現狀和出路感到深深的憂慮。曹錦清先生說：實行分田單干所產生的社會后果便是村落共同體的解體，使農民重新回到“馬鈴薯”狀態。又說：我希望看到分田單干后的村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建立某種合作組織，以解決各分散農戶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各類事務。但至今沒有發現這樣的案例。曹錦清先生所談到的農民“自組織”問題在中國即將加入WTO的背景下顯得尤為迫切。有學者指出，農民通過經濟聯合形成自己的組織，有利于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更好地捍衛自身的權益。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農業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那么，中國農民有沒有這種“自組織”能力，能不能自我組織起來，通過專業合作組織去國內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和博奕？
來自夏威夷的訂單
江蘇金壇市牛蛙協會會長謝粉祥近幾個月來心情頗不平靜，在興奮與焦慮中起伏不斷。事情要從五個月前說起。今年4月份，一份來自美國夏威夷的訂單從網上來到他面前，數額不大，才2000多公斤(牛蛙)，卻令他興奮不已。謝粉祥早在1989年就開始了“稻花香里聽取蛙聲一片”的生活。由于先行一步，這些年來，他賺了一些錢，眼界也隨之開闊，他漸漸發現自己的小打小鬧難成氣候。他回憶說：“個人養牛蛙買飼料、用藥由于量小，價格總是很高；另外，個人養的牛蛙產量有限，和那些老板(批收購牛蛙)談價格時總是會吃虧。”謝粉祥想把生意做大。恰好1998年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下，金壇市成立了牛蛙協會，當時的會長是政府農業部門人員兼任的，但協會運轉狀況很糟糕，既不開會，又不發技術資料，基本上處于癱瘓狀態。半年后，謝粉祥當了會長，情況開始朝好的方向轉變，協會定期開會，發放技術資料，統一購買飼料和藥品，統一聯系銷售市場。這些做法深受歡迎，會員也由剛開始的8名攀升到現在的70多名，會員朱龍保高興地講：“加入協會后，用藥、買飼料都比以前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還不用擔心賣不出去，價格上也不會吃虧，真是養得放心、順心！”牛蛙協會目前養殖面積共30公頃，2000年協會養殖量達到10萬公斤，今年到目前為止已出售達15萬公斤。謝粉祥的雄心雖然不小，但他萬萬沒有料到在國內市場還未全面鋪開的情況下，國際市場就找上門來了。他毫無準備，不知所措。出口國外和外國人做交易可不像在國內買賣那么簡單，它需要辦理一系列的手續，從未做過涉外生意的農民謝粉祥只有尋求政府的幫助。但政府有關部門的辦事效率顯然讓他有些失望。夏威夷方面的要貨日期是7月份，而現在過去了一個多月，相關手續還未完全辦理下來。謝粉祥有些焦急，同時又對未來充滿信心：“預計到9月中旬，貨就可以發過去，到時我要和美國方面商談好，發5000公斤過去。”現在他正在建一個配有冷藏庫的牛蛙加工廠，以備日后協會開拓更大的國內國際市場用。
身份問題最敏感
據金壇市農工部副部長朱臘生介紹，像牛蛙協會這樣的農村專業協會、合作組織，全市共有74個，會員人數約6000余人，覆蓋了全市農業的各個方面。從目前專業協會協作內容看，主要分三類：一是技術信息聯合型，這一類型專業協會目前在金壇市占主導地位，約占全市協會總量的70%以上。二是產供銷全面聯合型，這一類型的協會不但提供生產技術與信息服務，而且展開專用生產資料的統一服務，對部分無銷路的會員實行產品銷售服務，并根據客戶需要安排會員的生產及銷售計劃。三是依托龍頭企業組織生產型。這些協會基本上都是農民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成立起來的，少數由政府牽頭搞起的協會后來也都交給農民自己去運作了。據了解，80%以上的協會不收會費，僅靠政府、其他組織資助及會長、理事成員的熱情來開展工作。但是，目前協會的運轉情況并不太好，據朱部長介紹，運作良好與正常的約占20%，不活動的約占1/3，50%左右處于中間狀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不容忽視：農民專業協會身份未明。據了解，農民專業協會目前由民政部門管理，被視為群眾團體，而對群眾團體登記有最低會員人數50人，資產5萬元及活動范圍等的要求，使不少農民自發組織的專業協會達不到登記的門檻，協會的活動、會員的范圍也受到限制。朱部長一提這事就激動起來，他說：“農民專業協會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的經濟合作組織，現在卻被當作群眾團體來看待，要到民政部門登記，登記時還要繳錢，以后每年還要年檢年審，而民政部門又不能給協會提供一點幫助，這樣農民哪還有積極性？”據他介紹，目前全市74家協會到民政部門登記的只有20多家。前面提到的牛蛙協會今年不得已去登記還差點通不過。因為牛蛙協會的會員不光在金壇市內，而且延伸到鄰近的丹陽、丹徒及武進等縣，民政部門起初不敢批，說是突破了群眾團體所規定的活動地域。后來，在有關部門的授意下牛蛙協會將外地會員的地址全部改為金壇市，才勉強過關。金壇市政府有關人員事后這樣說，農民專業協會是一個新事物，政府要多加引導和扶持，不要一聽到是群眾性組織就敏感，就去限制。
政府該做些什么？
“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金壇市建昌鎮分管農業的副鎮長陳洪富這樣定位政府在專業協會上的角色。他說這句話是深有感觸的。1998年建昌鎮的兩個農民專業協會——牛蛙協會和紅香芋協會是由鎮政府牽頭組織成立起來的，成立初期，兩個協會的會長和理事由鎮農技站人員來擔任。由于這些人對農業專業知識不太懂，更主要的是他們沒有利益沖動，所以兩個協會從建立之初便陷入半癱瘓狀態。后來換了兩名農民種養大戶做會長，情況馬上改觀。緣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些會長們憑借自己多年來在專業和市場上所積累起來的經驗，將協會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沒有農民出自自身實際利益的需要，僅靠政府一腔熱情來組織成立的協會斷然不能長久。金壇市政府不少人認清了這一點。但光靠農民的熱情也不夠，專業協會的發展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引導和支持。據了解，目前各級政府在對專業協會、合作組織的支持中尚缺乏明確可行的優惠政策，例如，協會產品銷售的稅收問題、協會的用電價格等等。據紅香芋協會會長王龍孝講，紅香芋協會幫助農戶銷售產品，但各類管理費、稅收等增加了協會的運作成本，不利于市場開拓和產品的競爭。他建議在協會的起步階段，政府應該多提供一些優惠政策。當然，金壇市政府在推動專業協會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金壇市農民經紀人協會就是由市農業部門幫助成立起來的，協會成立以來，立足于信息服務，開通了金壇市農民經紀人協會網站，通過上網，將會員的生產供求向外發出去，又把網上的世界引進來。到目前為止，協會共幫助會員聯系業務幾十筆，涉及蝸牛、紅香芋、牛蛙、鴿子、花木等。其中牛蛙、紅香芋、鴿子還被外商看中，牛蛙的出口業務正在進行之中。另外，農民經紀人協會還組織農民經紀人到山東、遼寧等地實地考慮，據目前統計，金壇市全市約有農民經紀人7000人，這些人多是農村中頭腦靈活的能人，他們將本市的產品銷到外地，帶回外面的需求信息，在市場開拓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績。
出路
1999年4月，朱钅容基總理出訪美國，在參觀芝加哥附近的一個農場后說，中國有工會，但沒有農會。他會見了美國農場局主席，并邀請他訪華，向中國介紹經驗，以便中國研究一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農會，來代表農民的利益。1999年末，中國與美國達成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盧鋒博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農民雖然有一些先天的不足，但如果政府做了它該做的，所謂“產業化”問題農民自己會做。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農民的反應能力。盧鋒博士在談話中提到了山東壽光縣，這個縣的農民依靠發展外向型產業化組織，蔬菜出口數以億元計。還有專家指出，雖然目前農民文化素質普遍較低，但這并不妨礙農民自我組織化。有資料顯示，臺灣農會早在1899年就建立了，但到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農會職員的學歷只有小學文化程度(68.3%)，具有專科和大學文憑的只有1.4%，而那時，臺灣農會已經是有世界知名度的農民組織。所以，組織化有時候是一種“羊群行為”，只要其中有幾只領頭的，整個羊群就不會渙散，就會向前進。西方學者舒爾茨通過多年調查得出結論：農民也能在權衡長、短利益之后，為追求最大利益做出合乎理性的反應。這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概念可以為農民組織起來的“羊群行為”提供解釋。像在《白毛女》中楊白勞那樣的單個農民是絕對無法向地主黃世仁要求抗租減租的，而當農民組織起來之后，即使黃世仁那樣的地主聯合起來，他們在農民面前也還是處于弱勢。潛在的收益大于潛在的代價，農民就可能選擇聯合，這種計算收益與代價的能力，既不需要太多的教育，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幾乎是一種本能。所以，目前農村專業協會的發展主要的障礙不在農民自身，而在于其它方面。農村問題學者黨國英指出，在對待農民專業組織上，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為農民自己的組織獲得發展后會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據他研究觀察，事實恰好相反，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并很容易成為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這種規律也在各種農民事變中得到證實。目前中國農村興起的各種農民專業協會合作組織，不管是江蘇金壇的，還是山東壽光的，都的確在實際中起到了增加農民收入，穩定民心的作用。考慮到中國加入WTO對中國農業形成的巨大沖擊，以及這沖擊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有識之士不難認識到，在目前階段，政府承認各種農民專業經濟組織的合法性，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引導和扶持它們快速成長，將是一件不容見緩的急事，更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事。
本刊記者章文 特約記者高羅勝 發自江蘇金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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