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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芳草碧連天
曾經固執地以為擁有愛情便擁有了一切，當沒了旱澇保豐收的單位時，“愛情”是那么的不堪一擊。
1989年，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到川北一所鎮中學教書。那兒有我的單位、初戀情人、
如畫的山水。在那里，我渡過了一段美麗時光。
學校是一座四角高挑的四合院子，座落在萬頃稻田之中，雖是古廟改建過來的，但經幾番修補，在30多位教師和近千名學生的簇擁下，倒也書聲朗朗，朝氣蓬勃。學校后面有一個小鎮，小鎮的右側是一條通往遠方的泥巴公路，也是連接外面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小鎮后面是一大片松林，聽松濤陣陣時男友汪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你是我今生的唯一，愛你，勝過我的眼睛”。調皮的野兔便從我們腳旁悄悄溜過。
我的任務是上初一、一班語文和該班主任工作。
第一次走上講臺，我特地穿了件親和力較強的學生裝，看著那一張張純樸稚嫩的臉上閃動著機靈的大眼睛，我感到教師職業的神圣和肩上擔子的重大。
開學那幾天，盡管教室里已增添了好幾張課桌，但想進我班的人還是排起了長隊——有直接找我的，有托人說情的。家長們說，我與汪是強強組合，他們的娃娃在我們的教育下將來一定會很有出息。為此，我們不得不向家長做解釋。
理順了班上頭緒，工作起來相對輕松多了。
課余時間，除了備教案，我們便自己學習。那時學校的年輕人很多，學習空氣也很濃厚，有參加自考的、有函授的、有愛好寫作迷戀書法的。我在教室里督促學生早自習時，朗讀的聲音有時比學生還大，學生學習起來也特別來勁。那情景現在想起來還讓人激動。
我最大的樂趣是每天晚飯后，與一大幫子人走出學校那座四角院子，到那條通往外界的公路上去走一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大家把這種方式叫做“壓馬路”。如遇下雨，我們幾個年輕女教師便撐著花雨傘壓馬路。流行歌曲在我們那兒流行得特別快，只要一聽順耳，便找來曲子，圍著一臺嘶啞的風琴，幾個回合就熟悉了。壓馬路時常常是一支曲子接著一支曲子，沒有人起頭，只要一人哼唱，大家就合著節拍，有板有眼地跟著唱起來。
學校內也有競爭，但大家都相處得和諧，尤如一個大家庭。
也有心煩的時候，比如學生調皮。這時，汪總會很開心地找我說話，給我講故事，與我玩撲克，或找幾個人來大家一起玩。待我眉開眼笑時，他便教我如何處理類似學生事件。
在原單位的那幾年里，是他一直扶著我朝前走，那所有的獎狀和榮譽都浸透著他的心血。不完全是為了感激，那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為他的新娘。
盡管我們一直努力地工作，獎狀碼了厚厚的一撂，但我們的工資一直只有那么一點點。再后來，每月還不能兌現，老師們嘮叨滿腹，校長也無能為力。我與汪孝敬他父母后，真有些捉襟見肘了，但一根冰糕一塊吃，還是挺愉快的。
1993年，“打工”一詞在我們那偏遠的小鎮已經流行起來。這時，汪對我說，“你先在學校里呆著，我到外面去看看，若條件好了，我再回來接你�！�
那個稻子飄香的早晨，我送汪去車站的路上鼻子老是酸酸的，但祖母說過，送親人遠行哭了會不吉利的。他還是像往常一樣說著笑話，但一上車就不再理我。當客車啟動的那一剎那，我突然發現：他哭了。我呆在那兒，盡量不讓淚流出來，一直到他所乘的客車消失在那條泥巴公路的盡頭。
他走后，日子過得慢長起來。除了上課，處理班務，就是收他的信、讀他的信、給他寫信。
為了改變我們自己，我只有繼續讀書。
兩年后，我來到汪所在的城市讀專升本。汪在一集團公司里干著一份體面的職業，聽說還是個小頭目呢。他常抽空來我們學�？次遥c我一起吃飯、有時還陪我看電影，但言語少了許多，我曾埋怨他不會講故事了，他只是笑笑。
他說他現在的這家單位，像他這種打工仔不多，大多是原單位的人。這些人對工作無所謂，房子早有了，福利誰敢少，更不說以后的退休金。一個家庭，女人必須有個旱澇保豐收的單位。他嚴肅的表情，我沒在意，心想只要能與他在一起，就行。
省教育學院一般都是教師再次深造的地方。學員脫產學習，原則上是哪來哪去的，也就是說學員畢業后必須回到原來教書的那個單位。但大多數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比如上調、提干、轉職、還有的干脆蹲下來一門心思準備考研。那時我們所在的這個城市已出現通過競講引進人才，也就是說，如果哪所學校看中了你，對方就會為你解決工作關系、城市戶口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一入進修校門，同學們各自都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我不想再教書，卻向往著另一種較為自由的職業，比如記者或有了足夠的錢自己開個小店手腳給肚皮打工。但我不敢對汪說。
1997年，我終于畢業了。為了我們大家，為了這十多年的感情，我還是十二分不情愿地給老家縣教委繳了5000元所謂的的人才培養費，才把所有的手續拿到手。離開原單位那天，老校長將一串嶄新的鑰匙放到我眼前，“女子，如果你不走，那剛剛建起的兩室一廳房子有一套就是你的”。我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陽光下那新蓋起的教師宿舍樓特別引人注目，我微笑著離開了他老人家。
我把人事檔案，工作關系放到了市人才交流中心后，放棄了在報社的實習，忙于參加全市在高新區舉行的教師競講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天，我剛走下競講臺，一小學校長竟找我談話，他說如果我愿意進他們學校，他方愿為我解決城市戶口、工作關系。
我與汪沉浸在未來的喜悅之中。
這時，汪的父母從老家來到我們租來的房子里。為一件小事，我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其父母眼里，是我搶走了他們的獨生兒子，曾以能挑起我與他們兒間的戰爭，是他們最大的樂趣，當然結果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他們兒子那邊，這次也不例外。只是汪沒有再像以前那樣背著他父母來哄我，反而當面指責我的不是，說什么我不配為他的媳婦。
原以為，我是他身上的一根肋骨，我是他派生出來的，同樣沒了我，他也不能直立，我們倆是一個完整得不可分割的整體。我成他媳婦，他為我先生那只是法律手續遲早的事。平時即使我有異議，也從不與他計較，汪比我懂事，相信他所說的都是正確的。
但這次，經他一激，我似乎醒了：原來我是一個有思想、能獨立的人，自從有了他，我懶得思想，什么事情都有他心甘情愿地頂著�？伤麉s當著他的父母面憤怒地罵我“不配”，而引起爭執的責任不是我呀。經過兩天的激烈思想斗爭，我終于鼓起勇氣對汪說，“我不想再教書�！�
那一刻，我絞著雙手低著頭，不敢正視汪的眼睛。他一言不發，最后只是搖搖頭，嘆氣道“隨你吧”。
那時，沒有特殊關系，作為我只有通過教書才能解決單位、城市戶口、工作關系，別的只有打工。1997年的中國西部，有我這種想法，一般人是不會接受的。這樣，我與汪馬拉松似的愛情也就劃上了句號。
無意中我趕了趟“時髦”，成為都市里“飄”一族。
離開汪的頭幾天，我還能堵氣地撐著。一個星期后，仍沒見他找我，哪怕是打傳呼。偌大一個城市突然沒了他的關心，我恐懼得像一頭迷路的糕羊。
現實是殘酷的。為了生存，我不得不打起精神來找工作。我做過家教、社教、營業員、促銷員、禮儀小姐、市場調查員、廣告策劃，在臨時租來的房子里，想著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汪已成了心中不能直視的傷口，談情說愛是一種高檔的奢侈品，我消費不起。
1998年初，本市一家大型且有影響的報社招人，我帶上所有能說明我成績的東西前去。一個星期后通知面視。老總一邊翻閱我的材料，一邊問我幾個簡單問題，這樣，我便順利成了這家報社的一名記者，主持“街坊”欄目。
我知道，在新聞這個行道，我是半路出家，同齡人一般都是科班出身，前輩就更不用說了。不論是烈日當空，還是風雨交加，我騎上一輛除鈴鐺不響全身都響的自行車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午一般是一邊吃東西一邊寫稿子，晚上躺在床上還在想第二天應該采訪的內容。漸漸地，一些好的獨家報道頻頻見于報端，與讀者建立了固定的關系網，他們一有什么事就與我聯系，新聞源大大地拓寬了，采訪也相對容易起來。當然，有了第一手材料，寫作也就不在話下。我的努力得到回報，不但領導肯定同事好評，銀行里的積蓄也漸漸多起來。
曾經有同學戲言我黑成了非洲人，是的，要在這屬于別人的城市里扎下根來，每天我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豈不又黑又瘦才怪呢。
這幾年來，我忘了自己的傷痛，忘了單位組織的歸依、忘了城市戶口的重要，甚至忘了自己是個女人。有的只是如何抓到好新聞，如何提高業務，如何煉就一身過硬的功夫。
當新世紀的曙光從窗外照進來時，褶皺已不折不扣地爬上了30歲女人的眼角，盡管業務已相當熟練了。
沒有歡樂也沒有憂傷，日子就這樣從自行車的滾滾下一圈圈地滾過。
汪早已結婚了，其妻是金融部門的。偶爾在街頭路尾見他們手挽著手迎面走來，汪就將眼光移向別處，我也只好視他為路人。曾經有朋友問我恨汪嗎？我說“不”。我說的是真心話，畢竟過去他給了我許多，只是曾經以為，擁有愛情就擁有了一切，但沒了旱澇保豐收的工作單位、沒有大城市的戶口，你什么都不是。愛情值幾何？
在空閑時，也在網上看看別人的情感故事。與同事配合得還算協調，但那種撐著雨傘“壓馬路”的感覺也許永遠只屬于我的過去。
生命還沒到達盡頭，“飄”將永遠伴隨我左右------。(編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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