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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全
一個曾經親歷了“文化大革命”慘酷歲月的中年知識分子，卻在尊重知識的年代里屢被整人暗箭所傷，這并非文學創作中的想象，而是發生于筆者身上不堪回首、并仍在繼續上演著的連續劇。
與單位的沖突源于1988年從內地高校調來深圳某著名國有大銀行后。從執教于正規工科大學，突然轉到員工素質很差的“財貿單位”做培訓老師，強烈文化反差使我內心有點空落；加上觸目皆是的外行領導自以為是，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天然敵意環伺于周邊，沒有很久，心里便時常感到沉甸甸的。
最要命的還在于總難抗拒好打抱不平、容不得邪惡的稟性冒升，當大家發現頂頭上司利用職權占公家便宜的事后，年輕人湊在一起，由議論到咒罵，最終走上集體向上級舉報的道路。
出乎我們意外的是，腐敗早已在當時形成組織系統的盤根錯節。經過組織調查后對當事人的“批評”，不僅可以官照當不誤，回過頭來更高一級領導反心生怨恨，認定我們是“搞事”的一群，并無端指我為帶頭者。
我向來奉行埋頭工作，以成績服眾的哲學。出于對“特區”向往殷切，答應過調進深圳以后，不要求組織出面解決愛人工作調動的要求。但事后才明白我所從事的是一個別人求不到我的工種，手中沒有一丁半點權力可供交換；表面看上去當時深圳到處有工作機會，但缺了熟人關系你又很難為愛人安排一個合適崗位。不得已我只能厚著臉皮求單位照顧。
沒想到這卻給人事部門恃權整人以大好機會。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偌大一個已有一、二千人的大型專業銀行，整個人事處從上到下只有一個具正規學歷的一般辦事人員從事著技術化的電腦管理，由于其人非本地幫派，始終未得提拔。
人事部門中那些握有權力的大小官員，眼看深圳不斷壯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心中很不是味道，反映在態度上就是對知識分子乃至非我族群的外省人給之以歧視甚至打擊。由于我們不明白這一點，舉報與提意見的結果得罪了一批有著共同利益的關系網絡中當權者。當我懷著向組織求助的心情提出要求解決愛人工作調動問題時，不斷給我的感覺是不僅絲毫沒有來自組織的同情與關懷，甚至充滿了幸災樂禍的快意。你去找他，要么他就搬出你當時答應不要組織解決問題的“承諾”，顯然你食言了，要么就用怪怪的語氣說一些諸如“你是知識分子啊”、“要體諒”、“要為人師表啊”等等怪話；有些小小科長還喜歡搬出我們當年建設深圳住“竹園賓館”(注：一種用毛竹搭建的臨時工棚)的話，言外之意你們是來享受的。有時你氣頭上提出要調回內地，那些做處長的還當真接話，一本正經地說“可以呀！”毫無同事間共處的友情可言。
由于人事部門長期拒不協助解決愛人工作，不得已我找了主管人事的單位一把手。誰料身為一行之長不僅聽不進我的陳述，反倒責怪我告人事部門的狀，并再次批評我不應該“帶頭”反對部門領導。使我萬分吃驚的是，行長埋怨我為什么不給人家送禮，并明確說現在一點煙啦、酒啦簡直不算什么東西，要有更高的才行，說我“不識做”，“不懂人情世故”云云……。老實說我的思想覺悟還沒有高到要堅決反對不正之風的地步，但作為雙雙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我們，竟然如此少見識到不拎行情，朋友提點時，還只怕如此做讓領導小瞧了我們呢！
自打領教了行長大人的教誨，我已經對這家銀行徹底失去信心，我開始考慮調到別的單位。恰逢證券業在小平南巡講話后大發展，有一家金融信托公司的證券部要我去負責一級市場開發，我向單位提出了請調；經過一把手批準，我很快在辦理著調動手續，其間有人事部門干部用酸溜溜的語氣說，“這下你要去發大財了！”我心想“你又能夠如何？我終于得以擺脫這個長期給我帶來不愉快的環境！”
哪知缺乏社會經驗的我正在一步步蹈入精心做局的陷阱。在人事局正式批復并下達調令后，所在部門例行飲了歡送早茶，全部工作亦做了移交；就在應該由人事部門開出行政介紹信與工資關系時，人事處領導卻突然借口行長批示要交房為由，讓我自行與調入單位商量，找到房子后才能開關系走人；但對方是一個新單位，一時無房，遂陷于僵局。其實按照當時市政府關于鼓勵人才流動的文件規定，同城內調動的職工住房應由調出調進雙方組織間協商處理，并明確規定不準以房子卡人。我夾在中間，經兩方穿梭交涉無果，遂向原單位提出回去工作，卻被人事部門領導以本人已不再是本行職工為由無理拒絕。
悲憤中，我已失去同這些當權者繼續周旋的耐心，我選擇不再理睬，我要用房子拖住他們，讓他們因此感到為難并付出代價……。盡管現在看來，這一思路實在幼稚，因為我住的房子說到底是國家財產，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感覺，但當時我確實是這樣想的。
離開原單位后我開始憑本事闖蕩江湖，做過農村企業的高參，搞過中外合資企業，也在大型股份公司中任職過部門老總。1996年底，深圳市第一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考處級企業領導干部，我以筆試排名第四，綜合成績第一獲組織部考察。令人難以想到的是，當組織部找到我原單位，對檔案進行審查時，竟然發現有我所不知道的所謂“自動離職”決定，而這一典型的“文革”式塞黑材料手法，完全是背著我的私自行徑。由于這一莫須有的“污點”，我理所當然被逐出局。因為這我將原單位告到了勞動局、人事局直至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處。領導有批示，勞動局專門為我下文；畢竟是人微言輕，除了浪費我一些時間外，至今沒有任何單位真正關心過我，也從來沒有一級組織的大小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或哪怕是打一個電話；只有原單位房管部門每年一次的例行公事來信，或催交租金、或敦促買房。
我現在是一家中央媒體的編外記者，同時我也在為不少報刊撰寫稿件。沒有單位固定給我發工資，沒有失業和醫療保險可資享受，不斷見漲的特區高薪與我無緣；在很多同學已經是廳局級干部的同時，我只是一個無業游民，一個靠老婆養著的40歲研究生學歷者。但與此同時，我已成為一個享有社會知名度的理論研究者、專著作者、社會活動人士和喜歡用筆為弱者打抱不平、揭露黑幕，自問尚存一線良知并恪守職業操守和黨性原則的新聞工作者。
我懂得個人際遇是一個時代的折射，同時也深知它是精神同體制間的沖突；是正與邪較量、追求進步同人事腐敗間的激烈斗爭。我這一輩子的前程可能毀滅于“文革”陰霾籠罩，但設若它能喚起世人的警醒，我愿意背負起這沉重的十字架，與邪惡作最后的決戰。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編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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