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滬記者 朱強/文

　　39歲的臨語鎮苑家莊村村干部苑瑞汝在極度焦慮中迎來了大蔥的收獲季節。

　　7月炎夏，農田里成片的大蔥長得郁郁蔥蔥，苑瑞汝卻蹲在地壟上唉聲嘆氣，一籌莫展。

　　作為聯系人，他牽頭組織全鎮六十多戶農民與安丘市大蔥出口量最大的中日合資企業濰坊東和食品有限公司簽訂了150畝的大蔥種植合同，目前已到上市季節，但由于日本的限制進口措施，大部分都不能按合同要求出售給簽約公司，豐收的喜悅在嚴酷的現實沖擊下已經蕩然無存。

　　目前國內對日出口的大蔥由于普遍使用日本種子，又被稱為日本大蔥，成品蔥白較長，味甜，深為日本消費者喜愛。日方對進口成品蔥的規格要求比較嚴格，直徑在1·１厘米至3·５厘米之間不等，純白部分的高度一般為35厘米左右，總長不能超過47厘米。

　　苑瑞汝說今年的大蔥長勢很好，年均畝產在6000斤左右，符合出口標準的成品蔥每畝能收到2400斤。

　　據統計，2000年中國對日出口的大蔥總量約3·７萬噸，但今年日本政府采取限制進口措施后，只給中國5383噸的出口配額(按現行的3%至6%正常征稅)，僅占去年的1／7左右，對已經大范圍擴大種植面積的企業而言，這個出口量簡直是杯水車薪。

　　受此影響，大量原計劃出口的日本大蔥紛紛涌入國內市場，大蔥價格受到極大沖擊，在五六月份每斤0·５—0·８元的價格短暫徘徊后，七月份驟然降到每斤0·１元左右，被農民稱之為“庫品大蔥”(即被蔥農粗加工交給加工廠之后剩余的不符合出口標準的大蔥)的價格在市場上出現了每斤0·０7元左右的“跳水價”，但問津者仍然寥寥。

　　苑瑞汝們的焦慮是可以預見的，即使像他這樣與公司簽有合同的那六十多戶農民能把辛辛苦苦種出來的大蔥賣出去，也只能按每斤0·４元的最低保護價出售，像苑瑞汝本人共種了兩畝長蔥，也僅收入1800元左右，而大量沒有與大蔥加工廠簽合同的農民，目前連這個價格也賣不到。

　　與苑家莊村相鄰的高家莊村的一對高姓夫婦由于沒有相應的“合同保護”，只好以每斤0·１2元的價格，將大蔥賣給從日照市趕來收購的菜販子。

　　7月15日，記者采訪途中正碰上這對夫婦往菜販子的運輸車上搬運大蔥。

　　“這日本長蔥太嬌貴了，”妻子拍著沾滿泥土的一捆大蔥說，“從去年11月份開始撒種育苗，不僅要用塑料薄膜覆蓋，還要每天早晚兩次用厚布簾為它遮擋風寒，今年三四月份開始栽種，一直弄到現在。”

　　“過年誰也不拜，也得先給它拜年。”苑瑞汝苦笑著說。四個月的生長期，要至少澆15遍水，還得除草除蟲，每畝日本長蔥在其生長期內農民付出的勞動不少于21個工作日。

　　而且，這種大蔥的種子價格昂貴，一般每畝需要2兩種子，今年的市場價格為每畝180元，去年則高達每畝250元，而國產大蔥種子每畝地僅需10元錢左右。

　　高昂的種植成本再加上高強度的農田作業，蔥農們最后碰到的卻是極其低廉的回報。

　　東和食品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韓幫吉說，目前農民種植日本長蔥每畝成本價大約1200元，像苑瑞汝今年種的兩畝大蔥，至少每畝虧損在六七百元左右。

　　六七百元的虧損對一個普通農民而言幾乎是一個巨額黑洞，苑瑞汝一家3口人，平均每人能分配農田1·３5畝，再加上個人承包的2畝，共6畝多地。除按合同種植的兩畝大蔥外，還有2畝玉米、一畝生姜和一畝芋頭，他說去除種植成本，一年能賺1400元，而他的孩子正在讀初三。

　　對于這里的大多數農民而言，他們在去年冬季撒下大蔥的種子，等于把期盼幸福生活的希望全部埋入了養育他們的土地里，但等待他們的卻是希望的破滅。

　　“種地也是賭博，”苑瑞汝說，“年景好，市場順，可能發點小財。像今年，那些虧損嚴重的農民我估計明年不會再種日本長蔥了；那些種植面積小，受損少的農民可能還會種上一點，盼著11月份日本能夠再次恢復進口。”

　　企業在疼痛中等待

　　“與其到處去打工，不如回家種大蔥。”這句順口溜一度在安丘市的蔥農口中流傳。

　　1997年、1998年，是安丘市種植大蔥最火爆的兩年，對日出口量急劇增加，市場價格每市斤高達1·５0元左右，大批大蔥加工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目前已達70多家。

　　近兩年顯然價格市場有所低落，但每市斤仍能夠賣到0·７元左右，而且由于對日出口渠道通暢，市場波動較小，因此，有實力的加工廠紛紛擴大種植面積，力圖贏得規模效益。

　　如東和食品有限公司在1998年的銷售收入達6000萬元，實現利稅550萬元，出口創匯726萬美元。在公司的輻射帶動下，先后帶起各類農副產品基地1萬畝，其中公司直接發展起基地5000畝，去年僅大蔥一項就出口3500噸，其中通過濰坊市商檢的出口量占全市的50%。

　　但今年截至目前，僅出口400噸，而去年同期已達到700噸。由于出口量銳減，該公司工人數量也縮減了一半，由600人下降到300人。

　　而且，由于與農民簽訂合同種植長蔥面積達到3000畝，東和又不能全部按合同收購，還面臨被農民索賠的尷尬處境。

　　“按合同規定，如果不能按時收購，每畝地公司要賠給農民1000元錢，”韓幫吉說，“但最終的結果是公司和農戶都嚴重受損，因為每畝種植成本為1200元，農民即使完全獲賠，每畝也要損失200元，對公司來說則是300萬元。”

　　但在這次中日貿易摩擦事件中，東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益者”，由于該公司是山東省最早對日本出口長蔥的企業之一，而且每年出口業務量較大，與其合資的日本商社爭取到1400噸的普通現行關稅份額，這已經占了日本給中國全部5383噸限制進口量的1／4，因此，與大批紛紛停產的小型加工廠不同，這家公司一直沒有停產，也不存在倒閉的危險。

　　相比而言，位于安丘鎮的安丘通寶綠色食品公司爭取到的配額要小很多，只有區區40噸。

　　記者撥通該公司經理王壽民的手機時，他正在該區的一個蔬菜基地洽談收購卷心菜的生意。

　　日本的貿易限制措施對這家以長蔥為主要產品的企業造成沉重打擊，王壽民不得不開始調整加工產品的品種、結構。

　　“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明顯動機不純，”王壽民說，“他們明明知道去年年底和今年初是中國農民撒種準備季節，從4月到11月將迎來收獲，偏偏宣布這段時間內限制進口。”

　　通寶原計劃與農民簽訂種植12000畝日本長蔥合同，年初聽到日本將采取限制進口措施的消息后，立即縮減了4000畝，但還是未逃過此劫。

　　“如果農民按如今每斤0·１2元的市場價格在國內市場出售，加上我們免費提供的種子費用，能夠達到0·１8元／斤，按照合同最低位折價，公司還要補給他們0·０7元／斤，”王壽民說，“僅此一項我們就損失慘重。”

　　據王壽民透露，在4月初日本政府宣布對中國大蔥出口企業進行限制進口并進行調查后的4月18日，中國土畜產品進出口商會專門召集國內的長蔥出口企業在山東青島召開了會議研究對策。

　　與會的王壽民說，當時參加會議的全體企業代表一致同意不接受日本單方面提出的限額措施，今年不向日本出口一根大蔥。

　　“我們不愿意接受這一點小小的恩惠，”王壽民說，“為什么日本普通消費者享受到物美價廉的中國大蔥的好處，而中國企業卻要為此承擔巨額損失？”

　　但最終的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國內企業還是按業績瓜分了這“小小的恩惠”，王壽民也不得不整天忙著尋找新的出口品種。

　　由于長期以出口日本長蔥為主要產業，國內特別是安丘市的很多蔬菜加工廠產品結構比較單一，日方采取限制進口的措施后，短時間內難以發掘新的產品和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因此受損情況普遍比較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企業對11月8日限制進口的200天結束以后日本能夠實施“解禁”措施仍抱有希望，如東和公司7月份又種植了70畝長蔥，11月份正值收割期。

　　“我們這樣做也是生意場的賭博”，韓幫吉說，但輸贏與否，他心里絕對沒有底。

　　養雞廠被迫殺雞

　　7月初，中日兩國政府就日本對中國出口的三種農產品采取限制進口措施進行的首輪貿易談判無果而終，而且尚未涉及受禁的禽肉產品出口問題。

　　據統計，被限制進口的國內三種農產品2000年對日出口額為2億多元，而禽肉產品出口額為10億美元，相對而言，禽肉加工廠的日子更不好過。

　　位于安丘市凌河鎮的大江企業集團是濰坊市出口商品基地建設公司，1995年曾列“全國500家最大私營企業”第16位，對日出口的主要產品是肉食雞，屬此次日本政府停止進口產品。

　　集團下屬的大江肉雞儀器有限公司年產各種凍雞產品2萬噸，是濰坊市前十名出口基地之一，主要出口日本，2000年肉雞出口為8700噸，今年1—6月為6200噸。

　　據該公司人力資源部主任宋學明介紹，日本宣布閉關后造成公司暫時性停產，庫存積壓達到900—1000噸，合同雞(與農民簽訂飼養合同而生產的雞)損失15噸，雞苗損失50萬只，飼料達到60萬斤左右，近期被迫縮小放養的范圍，年初制定的生產計劃也被打亂。

　　而此前每月的肉雞基本量就達100萬只。

　　日本的閉關措施使以肉雞出口為主的國內外資企業紛紛尋找國內市場，國內市場肉雞的價格因此大受影響，安丘市外貿食品公司邱家莊養雞廠廠長郭華說，肉食雞價格從每斤2·７元跌到2·３元，雞苗的價格迅速“跳水”，從每只1·５元跌到0·１0元左右，“一只雛雞的價格已經比不上一只雞蛋的價格了。”

　　而且，與之相關的飼料，價格也出現大幅波動。

　　郭華擔心的是，他與市外貿公司早就簽訂了出售合同，每斤成雞的價格為3·４5元，但他估計，以公司的庫存量計算，最多還能撐兩個月，如果到9月份日本還不開禁，他的養雞廠出產的雞也賣不動了。

　　雞苗價格“跳水”以及成品雞市場下滑造成社會散養雞農戶及個體戶飼養雞的積極性降低，有些種雞廠不得不屠宰種雞以縮減規模。

　　凌河鎮的光大養殖有限公司經理朱峰光說，公司從6月初已殺掉4·５萬套(注：每100只母雞配15只公雞為一百套)種雞，而這個小型種雞廠僅有20多萬套種雞。

　　據濰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外貿公司負責人透露，日本政府近日已派出四名工作人員(包括兩名獸醫)到山東檢查禽類疫情。調查結果“比較滿意”，而國內有關的行業分會也在征求相關企業的意見，積極準備應對措施。

　　據統計，日本去年雞肉消費量達到175萬噸，其中從中國進口的雞肉占14%，達到25萬噸。日本消費者擔心，如果長期停止進口，將導致日本國內雞肉零售價格上漲。而山東的出口量占全國的1／3，據山東省畜牧局官員稱，全省30多家加工企業和全省養殖戶的銷售已受到影響，損失在數千萬元左右。

　　日本農業政策專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葉東亞認為，中日貿易戰最大的受害方包括三部分，一個是中國的農民，就是生產者，第二個是從事流通的業主，主要是日本商社及日本的食品進出口公司，第三個受害方將是日本普通消費者，他們的利益將因相關食品的價格上漲而受到損害。

　　 【背景】

　　4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對主要從中國進口的大蔥、鮮香菇、燈芯草等三種農產品實施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即從當日零時起至11月8日的200天內，這三種產品的進口量分別不能超過近三年期間的年平均進口量，即大蔥5383噸，鮮香菇8003噸，燈芯草7949噸，超過部分則征收106%至266%的高額關稅。

　　6月4日，韓國農林部在沒有提供任何檢驗證據的情況下，宣布從中國上海大盈肉禽聯合公司出口到韓國的鴨肉中檢測出H5N1禽流感病毒，即日禁止從中國進口家禽及禽類產品，日本農林水產省僅僅依據韓國提供的情況，于6月8日宣布暫停從中國進口上述同類產品。

　　就農業而言，此次受中日貿易摩擦影響最大的是農業大省山東，該省蔬菜出口日本占全國總量的70%，此次受限制的大蔥產地主要集中在素有中國蔥蒜之鄉之稱的安丘市，此外該市禽肉對外出口也有相當規模。

　　為了調查當地企業和農民遭受影響的真實情況，記者趕到安丘進行了現場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