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春芳

　　“38(婦女)61(兒童)99(老人)部隊干農活在一些地方非常普遍。以后這個地由誰來種？”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全國人大農委委員張曉山向本報記者表示。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或許能回答張曉山的問題。

　　本報記者從接近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農辦)的人士處獲悉，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將一如既往地繼續聚焦三農問題，而此次的焦點問題則在于農業經營體制。

　　34年前，安徽鳳陽小崗村的一伙農民按下血手印，拼了性命搞“包產到戶”，由此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隨著時間的推移，包產到戶在極大調動農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也暴露出一系列的問題——小生產者無法與大市場對接，導致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太過分散的耕作和經營方式使農業的機械化、集約化運作無法順利進行，農業科技創新和基礎設施投資也因為與億萬農戶之間的交易成本過大而推行不力。

　　隨著農村經營體制調整為“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經營結合的雙層經營”，上述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反而使得商業資本大量進入農村，以所謂“公司加農戶”的模式，以流轉或直接圈地的形式，名義上是進行農業經營，實際上則進行了“非糧化”甚至“非農化”的“變形”。

　　中農辦主任陳錫文此前對本報記者表示，“從全世界范圍來看，農業生產都是以農戶經營為主，少數公司化的農場也主要集中在可以進行工業化生產的部門，如某些養殖業。種植業基本以農戶經營為主，這是由農業生產本身的性質決定的。”

　　中國目前的名義城市化率才51%，亦即有6億多人仍在從事農業。張曉山表示，“中國即使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0%，也有4億人在農村，所以這就決定中國不可能大量出現像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那樣占地幾千公頃的公司農場，或者南美的種植園，然后農民都成了農業工人。中國未來的農業還是以農戶經營為主。”

　　因此，2013年一號文件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遏制公司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的進入農業、農村的同時，解決好小農戶和大市場的對接以及如何更好地為廣大農戶做好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

　　張曉山表示，這需要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聯合合作，在此基礎上與外界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層次的社會服務多種主體有效對接，讓農民能夠有效地進入市場。

　　事實上，雖然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業也以小農經營為主，但這些國家地區的農業合作組織非常發達，在為農業、農民提供金融、市場、咨詢、科技等公共服務上發揮了主體作用。

　　陳錫文表示，選擇一種資本主導的雇工農場還是選擇類似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那樣的農民合作，這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