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之始

　　兩位老人關于這片海的記憶本報記者陶相銀林丹丹

　　畢永泉，高區怡園街道辦事處人，60歲，土生土長的威海人。在他年輕時，魚蝦多得甚至打撈上來不得不被浪費掉，而現在卻讓他頗多感慨，“當年不愿吃的東西，現在都成好東西了。”

　　胡柏森(化名)，環翠區孫家疃鎮人，58歲，自16歲起做了半輩子的船員。他說：“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一網能捕一萬斤經濟魚(供人吃的魚)，現在頂多只能捕50斤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20馬力漁船每日可拖萬斤魚

　　在上世紀60年代，漁船還都屬于生產大隊統一管理，畢永泉說：“沒幾艘機器船，最大馬力是70馬力的，大多是帆船。這樣的船出海都走不遠，也沒必要走遠，我們站岸邊上就能看到他們在海里干活兒。”即便如此，“那時候從來沒有空著船回來的。早上出海，下午三四點就回來，一上岸就能裝兩大抬筐鲅魚，至少三四百斤，而且都是一斤以上的大鲅魚，小于一斤的直接就扔回海里了。”

　　畢永泉的一位朋友，駕駛帆船出海，一上午就捕回一艙渤海對蝦。而他的這位朋友轉了好幾家水產公司也沒有把蝦賣出去，“4只蝦就有一斤，但是從不缺貨。”

　　上世紀70年代后，威海的漁船明顯比以前增多。“我是從1971年上的船，那時候我才16歲。”胡柏森說，他是在一艘20馬力的漁船上做小伙計，“70年代時，20馬力的漁船已經算是大船了。”

　　胡柏森說：“那時候，捕魚都可以閉著眼摸。”他在船上的工作便是白天將網放在海中，當天晚上再去收網，“雖然工具落后，但每天都能撈個5000多斤，過萬斤也是常有的事情。”對他來說，在海上最累的時候就是在收網時，“幾個好勞力才能拉上來，一網最少也有五六千斤重。”

　　每到“谷雨”時節，正是本地青魚(太平洋鯡魚)產籽的季節。胡柏森說，在70年代時，青魚籽太多，漁網的網眼常常被密封住，“連水都透不過去。”當時，青魚一般每斤賣1毛6分錢，“就算是這么便宜，威海本地人也很少有吃的，只能曬成魚干。”

　　畢永泉說，因為冷藏庫少，大量的魚不得不浪費掉。“青魚把網都被墜得拉不起來。我們用小推車一車又一車地從碼頭往水產公司那邊推，光我們村大隊就有一百多輛小推車來回跑。水產公司裝不下了，我們就把魚倒在了路邊，用海鹽腌起來，那魚堆得跟柴火垛似的，一堆又一堆。”

　　畢永泉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抓海參的經歷。1970年左右的一個春天，畢永泉到海邊給漁民打石頭，“那時候正是海參到淺水灘上產卵的時候，一退潮，海灘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黑色的海參，看起來都瘆得慌。”

　　目前，市場上的爬蝦仍賣到了每斤20元左右。胡柏森說，“在70年代沒人專門去捕爬蝦。我們的漁網清理完后會剩下老多蝦爬子，也賣不出去，干脆刨坑埋了用來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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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后，各縣(市)政府的漁業組織為漁業生產隊，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營方式。1965年，各種漁船達5058艘(只)，其中機動船138艘、5657.2馬力。

　　“文革”期間，漁業仍有較大發展。1978年，威海有各種漁船9436艘(只)，其中機動漁船3236艘、67081.7千瓦(91231.1馬力)；各種養殖面積11693.3公頃；水產品總產量24.87萬噸。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捏不起來的魚也盡收網中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包干到戶的政策促使了漁業飛速發展。“漁船越來越多了，大馬力漁船也有了，小石島那邊有個船廠，工人整天累半死也忙不過來。”畢永泉說，近海也逐步成了養殖區，“只有沙灘是公共的，其它海邊都被人承包了。以前能去隨便抓蟹子撈蝦，但到1984年的時候就不行了。”

　　而后來，捕魚的方式讓畢永泉觸目驚心。“網眼越來越小，大魚小魚都一網打盡，還有地網，連海底都能掏干凈。”畢永泉說，“這是要讓魚蝦斷子絕孫的捕撈，鑰匙大的小魚片也都拉去做飼料，養活了很多船、很多人、很多企業，但大魚明顯少了。”

　　80年代初，胡柏森在一條185馬力的漁船上做報務員，“那時候，185馬力的漁船算是最大的，比70年代的漁船先進了些，至少不用再用勞力拉網了。”胡柏森覺得，80年代的魚并沒有明顯的減少趨勢，“只是船越來越多了。”

　　1984年后，漁船被包干到戶，胡柏森也就成了船東的雇工，“一年工錢3萬多塊錢，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一般工人一年也就掙一兩千塊錢。”而掙錢多的原因，胡柏森認為是“捕的魚越來越多了。”

　　1988年，胡柏森成為了船長，兩年后他又成為頭船的船長。對于捕魚，“幾乎沒有漏網之魚了。小牙鲆沾在網上，小的用手指頭都捏不起來。”而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1995年后，船大了，工具先進了，什么魚都別想跑。”也正是因為如此濫捕，“經濟魚明顯少了。”

　　1987年的一次記憶讓他記憶猶新，“閑得沒事，從山上的小路繞到了一片海邊，倆鐘頭，摸了一臉盆螃蟹，還順手撈了一兜子海參。”畢永泉說，這幾乎是他最后一次與魚蝦親密接觸，“日子好過了，市場上的魚蝦也多，不用自己去抓。”

　　胡柏森說，90年代后，雖然魚少了，但還是有不少“好魚”，“白米魚、響魚、鯧魚還有很多，個頭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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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漁業生產發展速度快、效益好。期間，漁業體制由漁業隊改為工商結合的集體性質的漁業公司，同時還適當發展了個體漁業和中外合資漁業企業。至1988年，全市各種漁船達15007艘(只)，其中機動漁船8643艘、338908馬力；各種養殖面積2.25萬公頃；水產品產量達51.85萬噸。

　　1988年后，威海通過小改大、舊改新、少改多，使漁船的捕撈能力有了明顯提高，發展了一批大功率漁船和具有冷凍能力的漁船。

　　1997年，全市改造漁船1500艘，其中270馬力及以上漁船達到900艘。同時，針對捕撈資源日益貧乏的實際，先后開發了魁蚶、鳥貝、周氏新對蝦等新資源，并投資開發淺海灘涂。通過成立外資企業、發展海上銷鮮船、開展對外貿易等方式，加大漁業對外開放力度。

　　現在：出海15天打回三條經濟魚

　　"如果說在80年代一網能撈10000斤經濟魚的話，1995年左右只能撈1000斤，2000年左右是100斤，現在就只有50斤了。”胡柏森很感慨地說。“工具越來越先進，但是拉上來的魚卻變少了，主要是資源少了。”他告訴記者，他300馬力的漁船本來應該拉經濟魚，由于經濟魚數量較少，沒辦法只靠拉飼料魚維持收支平衡。

　　“每年谷雨前后都會出海，但今年還沒出去，這是第一次到了5月還不出海。”胡柏森說，“出去不賠錢能持平的都少，不如不出海。”

　　他說，前兩天有個同行想碰運氣，出去了15天，結果除了撈了些飼料魚外，“人能吃的魚只有三條，有一條兩斤的白米魚，很多年沒見過這么大的白米魚了；其它兩條魚都不到半斤。”胡柏森的一位朋友，因為不想閑著，出了一趟海，“出去5天，賠了兩萬。”

　　“前年，一個朋友要在家擺4桌酒席，想買幾條能上桌面的好魚，不要那種養殖的。結果，找了好幾天，好幾條船，愣是沒湊齊。”漁業資源減少帶來的影響，胡柏森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2005年左右，一個客戶要買100斤青魚，當時一斤是500元，我找了好幾條船，才給他湊齊。現在呢，一斤青魚是2000多元了，吃不起更吃不到。擱30年前，青魚多得不想要，1毛6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

　　胡柏森說，因為魚少，難再掙到錢，許多在海上漂的同行都轉行了，有的做了保安，有的給別人幫忙養殖。

　　“如果漁船少一點，都歇幾年，把魚養一養，海里的魚還是會多起來的。”畢永泉對海有很深的感情，“海養活了我們一輩又一輩的海邊人，我們應該感激海的給予。最近這二三十年我們卻對海傷害得太深了，現在到了還債的時候，得趕緊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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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威海市被批準為國家級漁業現代化示范區。全市水產養殖面積、養殖產量、水產品總產量、水產品產值、水產業總產值等指標，自1992年以來一直居全國地級市之首。

　　截至2011年底，全年實現水產品產量218萬噸，漁業產值718億元，漁民人均純收入16222元。全市漁船數量達到了約1.5萬艘，其中遠洋作業漁船521艘，遠洋捕撈實現產量10萬噸、產值13.9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