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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指出，國企改革，不從企業制度著手作出根本解決是不行的。當前經濟工作重中之重，必須認真落實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決議，全力以赴，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

　　吳敬璉指出，我國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就把增強企業的活力作為整個改革的中心環節。在最初的15年中，雖然在非國有部門涌現出大批很有活力的企業，但在國有部門中，由于改革的思路不夠明確，過多地強調了對企業放權讓利而沒有著重對企業制度改造，成效并不顯著。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非但沒有改善，而且逐漸陷入了財務困境。針對這種情況，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1997年的中共十五次代表大會和去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布局調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政策決定。

　　吳敬璉說，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突破，是指明了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不在于放權讓利，而在于制度創新。由此，開始了在國有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現代公司制度的試點。十五大否定了把國有經濟比重的大小同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強弱直接聯系起來、認為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愈大愈好的蘇聯式觀點，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個體和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只需要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占支配地位，至于其他領域，則可以通過資產重組來實現布局的調整。“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吳敬璉進一步指出，十五屆四中全會至少在以下的四個方面把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五大提出的方針具體化：第一，在重申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決定的同時，進一步將國家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確定為四個方面，即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這就為進行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整指明了“進退”的方向，從原則上劃定了“為”和“不為”范圍。第二，明確指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外，要發展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實現股權多元化。非國有多元股東的進入，將大大有助于強化產權約束和所有者對企業的督導。第三，不但重申了黨的十五大放活小型國有企業的方針，而且將放開的范圍擴大到中型國有企業。將占國有企業總量90%以上、目前大部分處于困境的中小企業放開搞活了，不但能夠卸下國家財政的巨大包袱，還將為我國工商產業增加大批生力軍。第四，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公司必須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能夠在所有者和高級經理人員之間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在過去幾年的現代制度試點中建立起來的部分公司有其名而無其實，甚至成了所謂“翻牌公司”，癥結就在于沒有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和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制衡關系。所以，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這一要求，對于我國國有企業乃至所有企業實現公司化改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吳敬璉認為，目前經濟工作重中之重，就在于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全的要求，全力以赴，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改革。一是在不同程度地減持國家股權和實現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將絕大部分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造成為符合我國《公司法》和國際規范要求的公司。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在實現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進行資本重組和管理重組，建立起符合規范的“三會”(股東會-董事會-執行機構)制度，確保股東能夠行使其最終控制權。其次，要由股東選好包括一定數量非執行董事(含獨立董事)的董事會。董事會對股東承擔誠信的受托責任并通過自己的高級經理人員任命、高級人員報酬和審計等委員會對經理人員進行監督和激勵。最后，要確保高級經理人員有權獨立決策，處理日常經營事務，同時建立以績效為標準，包括薪金、獎金、股票期權等在內的經理人員報酬制度以后，加上對公司的組織和運營進行嚴格監管，保護全體股東特別是非國有股東的利益，完全有可能把其中的多數改造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現在我國正在進行石油、電訊、電力等國有資本集中的產業的改組工作，我們一定要解決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和在過去放權讓利的改革中積累下來的體制問題，確保經過重組以后建立起來的公司符合國際公認的規范。在這種改組中，還需要解決債務包袱沉重、冗員過多、主業不突出和機構雍腫等問題。以上這些問題大多是在過去的長時期中歷史地形成的，解決起來有很大的難度，并且難免給有關各方帶來困難和痛苦。但是，這些問題已經由于改革的遲滯而拖得太久，不從企業制度著手作出根本解決是不行的。我們只能努力作好工作以減輕損失與痛苦，而不能拖著不辦。如果想用再次“給政策”和“輸血”等辦法求得短期維持，只會越拖越被動。特別是由于我國有望在近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留給我國企業進行認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夠在未來的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必須抓緊時間，按照黨中央已經確定的方針進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誤時機而犯歷史性的錯誤。二是大力促進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首先要在國有中小企業還沒有完全放開的地方有計劃有步驟地把中小企業全部放開。在此基礎上，各級政府必須對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企業和由群眾自行創辦的企業一視同仁，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掃清發展的障礙。目前這些非國有企業由于社會上存在的歧視性待遇和經營環境不順，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因此，政府必須花大力氣改善它們的融資環境，切實減輕它們的負擔，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進對它們咨詢等服務，使他們通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而從總體上發展壯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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