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支出驟增 49萬元也難以把小孩養大成人

　　這并不是從1973年到2003年的30年間的縱向統計，而是橫向的“切片式”的調研。如果你的孩子剛剛出生，你又是生活在上海市徐匯區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市民，那么在孩子經濟獨立和結婚以前，用于他(她)的支出可能會比49萬元更高。

　　撰稿／陳 冰(記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說：“生養孩子，等于購買一件耐用品。”

　　買這件耐用品到底需要多少錢？

　　美贊臣嬰兒奶粉一聽150元，幼兒園幼托班5600元，外語培訓3000元，高中學雜費3500元，耐克跑鞋900元，捷安特賽車1200元……歷時6個多月、調查了上海市徐匯區746戶人家，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安琪最終得出結論：把一個孩子從0歲培養到30歲要花49萬元。按照目前的金價，大致相當于4.2公斤黃金。

　　“49萬？怎么可能，不吃不喝還差不多！”

　　“49萬？嗯，差不多，細細算來，是要這么多錢。”

　　“49萬？哪里夠哦！光是讓他出去留個學也要30多萬呢。不夠，絕對不夠！”

　　讓我們聽聽徐安琪本人解釋“49萬”的出處——

　　徐匯區的“切片”

　　2004年3月，徐安琪受上海市徐匯區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委托做調查研究，調查對象全部在徐匯區隨機抽取，按孩子年齡不同分為哺乳期、幼托期、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未婚不在讀共7組，其中，被選家庭中必須有2004年前出生的30歲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在調查成功的746戶家庭中，每個階段的樣本在100個以上。

　　徐安琪將7種類型各年齡段的孩子在2003年開銷取平均數，再將各年齡段的平均開銷加總。也就是說，這項研究將2003年的物價水平、消費結構等條件相對凝固下來，無論是30歲還是1歲，花銷水平都以2003年的物價水平為參照。因此，這并不是一個跟蹤式的調查，不是從1974年到2004年的30年間的縱向統計，而是橫向的“切片式”的調研。

　　這份報告中孩子的花銷除了飲食、服裝、玩具、交通、學雜費和家教等常規項目之外，還將租房、買房、結婚儲備以及近年來不斷提高的信息、通訊、保險乃至嬰兒滿月酒和子女過生日等費用，統統納入家庭養育孩子的直接經濟成本。

　　徐安琪的考慮是，隨著市場經濟轉型中職業流動和不穩定性的增加，一些子女從學校畢業后未必能夠及時找到工作；有的在職業流動過程中會出現待業、失業、創業失敗甚至破產的經歷。中國的大多數父母不僅全額承擔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醫療等費用，滿足孩子的娛樂乃至時尚消費等需求，而且似乎約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結婚以及未就業子女的繼續教育、醫療和零花錢等費用。有的還要給子女提供開業基金、婚房首付等。所以，她將研究對象從傳統研究普遍應用的16歲延伸至30歲未婚子女。

　　近年來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大幅增長已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徐安琪的研究報告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同時，報告中的數字顯示出這項家庭支出的十分顯著的個體差異。

　　在徐安琪的調查樣本中，生育一個孩子的總經濟成本平均為2萬元，其中最低的僅為3800元，最高的近16萬元。在孩子生長發育的各個階段，調查對象之間飲食／營養費、教育／培訓費、信息／通訊費、醫療／保健費的個體差異均在萬元以上。

　　隨著住房的商品化、貨幣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兒子的結婚住房成本也成為不少父母新的壓力和負擔。調查結果顯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慮此事的父母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兒子的家長認為應全力幫助解決住房費用，無兒子的父母也有15%認為應盡力承擔女兒的住房費用。其中部分家庭已為待婚子女的結婚用房付出了3萬-50萬元的成本。

　　調查結果還顯示，即使不在讀的未婚子女(大多已接近30歲)，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費。其中除了租房／購房費外，最高的費用是在家吃飯(年均4000元)，加上服裝、手機／上網以及零用錢等，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萬多元，真要嘆一聲：可憐天下父母心！

　　根據2005年最新發布的《上海城鎮居民生活蒸蒸日上——來自3000多戶城鎮居民基本情況調查的報告》顯示，在上海各區縣中，人均收入水平居前的是長寧、盧灣和徐匯區，這3個區的居民年人均收入水平均在1.6萬元以上，虹口、閔行和浦東新區的居民年人均收入水平在1.5萬元以上。由此可見，徐安琪這份來自徐匯區的調查報告，49萬元的花銷在上海也應該接近高線。徐安琪認為，這份報告在上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徐安琪的這份名為“孩子的經濟成本：轉型期的結構變化和優化”的調研報告，最后得出的結論是——

　　從直接經濟成本看，將0歲至16歲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他們的撫養總成本為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上升至48萬元。如果將30歲前未婚不在讀子女的撫養成本也計算在內，那么整個養育成本將高達49萬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30歲子女的父母實際上并未付出如此高昂的直接經濟成本，但如果你的孩子剛剛出生，你又是生活在上海市徐匯區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市民，那么在孩子經濟獨立和結婚以前，用于他(她)的支出將比49萬元更高。

　　教育支出驟增

　　在分析研究700多個調查樣本之后，徐安琪發現：教育成本在孩子總經濟成本中的比重急劇上升。

　　數字表明，教育費用(學校教育、補課／培訓／家教／書報／文具等)占子女總支出中的比重，總體上僅低于“吃”的費用(飲食／點心／營養費)。而從高中階段起，教育費用比重就超過了飲食的費用，占據了開支榜的第一位。高中、大學階段，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費中的比重分別為34%、41%。

　　調查顯示，高等院校就讀的學雜費在5萬到20萬元，調查樣本中支出最高的7個家庭去年都有孩子自費出國留學。一位將女兒送到新加坡讀大學的普通工薪階層家長說，因為女兒沒有考上重點大學，為了以后就業不發愁，他前后已花費了30多萬，將一生積蓄全扔在女兒出國留學上了，“也不求她回報，只要她今后過得好就可以了”。

　　記者從上海某出國留學網站上看到部分出國留學費用：美國留學費用10萬—50萬人民幣，生活費8萬—10萬人民幣；加拿大學費與生活費為8萬—14萬；澳大利亞每年花費最低在9萬元以上，平均水平在10萬—18萬之間；新西蘭年均所需學費和生活費約8萬—10萬；留學新加坡一年的費用約為8萬—9萬人民幣。

　　這家公司的中介基本收費是3.5萬元，如果要申請獎學金，或者留學的是所在國前20名之內的學校，還要分別加收1.5萬元，也就是說，能夠滿足以上所有要求的最低中介收費是6.5萬元。如此看來，即使到鄰近的新加坡“鍍金”，也是一筆6位數的開銷。

　　越來越多的上海人不得不提早打算。近日公布的《2005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顯示，上海人的未來教育支出已經大幅超出了買房儲蓄，在居民儲蓄目的中占到42.4%，在京津穗等主要城市中遙遙領先。其比例緊緊跟在第一位的“以備意外的急用”之后。

　　除了各種收費之外，教育成本不斷攀升的一大原因是“進補”。在700多戶受訪者中，從小學生到研究生有五成孩子去年請家教或參加各種補課、培訓班。其中，初中階段成為這類支出的最高期，人均1800元／年。

　　不求“回報”的投入

　　不管家長們如何不惜血本，對孩子的教育投資“一擲千金”，這都是一項“看上去并不美”的買賣——就像股市和彩票一樣，高投入從來不等于高回報。種種研究跡象表明，不管投入多少，父母能夠從孩子身上獲得的經濟回報甚少，他們對經濟收益的預期同樣很小，即使在缺乏養老保障的農村也是如此。

　　不過，絕大多數男女依然對含辛茹苦的父母角色躍躍欲試、樂此不疲。他們心甘情愿地為孩子購買名牌服裝，辦盛大滿月酒、過豪華生日，甚至不惜重金支付子女的出國、結婚費用。當然，省吃儉用、傾其所有甚至借錢舉債來滿足孩子需求的也不在少數。

　　令人遺憾的是，家庭的經濟付出與孩子的學業成績、心理素質、身體健康和社會適應能力之間并未呈顯著的正比關系。也就是說，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經濟成本越高，對子女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就越有利。

　　高經濟成本不是萬能的。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質教育成本，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的長遠效果。專家指出，設法改善孩子撫育成本的結構，努力以較少的成本獲得更多的回報，這或許才是理性的選擇。

　　調查結果表明，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對子女今后在經濟上的支持和贍養，期望都不大。同時，無論家里是男孩還是女孩，父母的預期沒有顯著的差異。一般說來，文化程度較低的父母對子女的經濟支持期待更高些。

　　徐安琪統計了所有樣本中已有工作的76名子女的數據，他們在調查前一個月人均交給父母的生活費為474元(標準差843元)，其中最高5800元，未交的達47%(事實上不少父母并未使用該生活費，而是將其存起來，以作子女的結婚備用)。此外，44%的兒子和71%的女兒表示在父母生日時會買些小禮物作為回報。統計表明，2004年春節子女給父母買禮品等人均為438元，其中最高為2500元，一點沒有表示的占43%。

　　呼喚平等機會

　　飛速增加的教育支出讓徐安琪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通過完善相應的制度來體現教育公平。

　　調查發現，高等教育的收費已經成為一些家庭的負擔。那些下崗、提前退休或經濟條件較差的被訪者對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憂心忡忡，一些家長因為難以為孩子提供較好的經濟保障，而只能讓子女讀技校、中專。

　　“在對生養孩子的各類成本進行估算和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長負載沉重、焦慮頓生。為此，政府應增加教育投入，學校不宜將所有經濟成本都轉嫁給學生，讓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斷增長，使經濟拮據家庭無奈放棄孩子的升學期盼。”

　　徐安琪還指出，相關部門須進一步完善獎學金、助學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等制度，以保障貧困學生與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

　　“調查中發現一些經濟拮據的家庭不愿接受學費減免、困難補助，主要源于強烈的自尊心。處于弱勢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學校除了應推行人性化服務，以保護家境困難學生的隱私和維護孩子自尊、呵護孩子心靈外，還須對學生進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對家境困難學生的歧視，并盡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給予弱勢同學更多的愛。”

　　關于勤工助學的導向和方式也有可改進之處。某大學勤工助學招聘會上，圖書管理員、產業集團助理、學生公寓協管員等“白領”崗位異常走俏，而自行車棚值班員、樓道清潔工則無人問津，且大多數貧困學生未提出申請，但這不能僅歸咎于學生缺乏吃苦耐勞精神，還在于學校在發布招聘信息時，既未對學生進行相關的教育，又未根據市場需求，降低相對輕松而學生又趨之若鶩的職位的酬勞，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問津的崗位報酬和地位。

　　更何況，一些家境困難的學生更顧忌自己在從事低層次勞務時，遭遇那些穿著入時的同齡人的冷眼和諷譏。“因此，學校和社會不僅要強化勞動不分貴賤的教育，還須在消除對弱勢學生的歧視、給予他們更多人文關懷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更好地體現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