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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
———一部限制各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際法案
我們生活的這顆星球正在變暖的現實，早已用各種信號向世界各國的人們敲響了警鐘。隨著“全球化”這一概念不斷地被賦予新的含義，扭轉全球變暖趨勢，給人類的子孫后代
留下一個可供生存、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便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在這樣的背景下，1992年各國政府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又稱ＵＮＦＣＣＣ）。該公約自締約之日起，已經有全球的185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并成功地舉行了8次由各締約國參加的締約方大會。
1995年在柏林舉行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中，發達國家承諾將在200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經過締約方最終審評認定，這一承諾不足以實現公約中所預期達到的目標。
為了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預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國作出更加細化并具有強制力的承諾。于是引發了新一輪關于加強發達國家義務及承諾的談判。歷經8屆會議，在1997年，終于形成了關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屆締約方大會上對這一法案內容的研討、磋商成為大會的主要議題。當本屆大會結束時，該公約已經初具雛形，并以當屆大會舉辦地京都命名，始稱《京都議定書》。
該議定書中規定，工業化國家將在2008年到2012年間，使他們的全部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5％。限排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ＣＯ2）、甲烷（ＣＨ4）、氧化亞氮（Ｎ20）、氫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全氟化碳 （ＰＦＣＳ）、 六氟化硫（ＳＦ6）。為達到限排目標，各參與公約的工業化國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數量的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配額。如歐盟分配到的減排配額大約是8％。另外，《京都議定書》本著公平性原則，考慮到發達國家在其發展歷史上對地球大氣造成嚴重的破壞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給予有差別的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的第一承諾期中將不承擔減排義務。“京都時代”開始倒計時
2004年11月18日，當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杰尼索夫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將普京總統簽字的俄羅斯加入《京都議定書》的正式批件交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手上的時候，這項始于1992年的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進入了90天的倒計時———就是說，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為此，安南秘書長飽含深情地說：“這是全世界迎戰一個真正的全球性挑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
《京都議定書》是根據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產生的、有154個國家簽字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而制定的。其目的是控制全球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減緩地球變暖的趨勢。這一議定書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獲得通過。根據規定，只要有至少55個國家批準，而且批準國中發達國家的氣體排放量至少達到工業化國家總排放量的55％，議定書才可以生效。最大“排放國”撂挑子
然而，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
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3％左右，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卻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因此，第一大“污染國”的不負責任無疑威脅到議定書生效的前景。有關各方在2001年第7次締約方大會上經過妥協，達成了《馬拉喀什協定》，它不僅挽救了《京都議定書》，而且是全球多邊主義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勝利。俄羅斯按下生效按鈕
為了使《京都議定書》盡早生效，國際社會紛紛將目光投向目前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國俄羅斯。俄羅斯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工業化國家總排放量的17．4％，如果俄羅斯批準，那么《京都議定書》就滿足了生效的條件。然而，對于批準《京都議定書》的問題，俄國內一直存在非常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批準議定書將阻礙俄羅斯經濟的發展，妨礙普京總統提出的在未來10年里ＧＤＰ每年遞增10％以上目標的實現。支持者則指出，批準議定書除了能使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外，還能促使俄羅斯對其工業進行升級。此外，作為石化能源出口大國和減排配額的出口大國，俄羅斯想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想在加入ＷＴＯ問題上，謀求歐盟的政治支持。在得到了歐盟的承諾之后，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和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于2004年10月22日和27日分別批準了《京都議定書》，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于2004年11月5日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
不過，俄羅斯此前的搖擺已經讓議定書的生效，比1997年京都會議時預想的2000年晚了5年。中國躍入前臺
中國是該公約第37個簽約國，并于2002年向聯合國交存了中國政府的“核準書”。但是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只為發達國家規定了具體減排義務。由于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數量的快速增長，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參與溫室氣體減排或限排承諾的壓力與日俱增。美國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的借口之一，就是議定書沒有規定中國、印度、巴西等主要發展中國家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
雖然美國的上述觀點嚴重背離了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我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面臨巨大壓力。從總量上看，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年～2001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凈增8．23億噸，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預計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增加1．32倍，這個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總排放增量還要大。預測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很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從人均來看，目前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雖然仍低于發達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喪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優勢。從排放強度來看，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大，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
作為經濟充滿活力、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大國，國際上的流行觀點認為，要實現公約的最終目標：“把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遭受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要以中國實施大量減排為先決條件。中國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大，增長潛力大，是一個事實。人們對中國反對做出減排承諾給予理解，因為目前中國許多地區還處于貧困之中，必須將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如果中國得到長足發展，中國將有能力為減緩氣候變化做出積極貢獻。中國面臨氣候壓力
在《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在反對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設立減排義務問題上獲得了極大成功。然而，由于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迅速增長，發展中國家想再根據“歷史責任”繼續獲得完全免除，顯然不現實。而且發展中國家在是否應該承擔減排或限排義務問題上也并非鐵板一塊。在公約第四次締約方會議上，阿根廷作為東道主，就曾呼吁發展中國家“自愿承諾”。與發達國家一樣希望發展中大國減排的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小島國聯盟。
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高風針對下一個議定書的談判形勢分析認為，主要有三大力量：歐盟、美國、“77國集團”加中國。高風分析說，在這三大力量中，歐盟和美國都在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談判焦點將集中在中國和印度，目的是希望中、印等國在下一個議定書中承擔義務。
如何避免孤立是在下一輪談判中，中國和印度這樣“快速發展”的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專家莊貴陽認為，如果我國長期不承擔溫室氣體控制義務，我國在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活動中遭受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如處置不當，有可能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
不過高風也指出，中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比西方發達國家低，美國減少一噸溫室氣體的成本大約是100美元，而在中國只有20美元。從“成本有效”的角度來說，由發達國家出錢、出技術在中國減少氣體排放，排放的額度歸發達國家，這是一種“雙贏”的安排。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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