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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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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公司今天為什么想到美國投資？這該是一個好問題。在英文世界里，所謂“好問題”常常是沒有現成答案、但卻是能引起更多思考的問題。如果有人問主流經濟學家這
個問題，他一定會脫口而出：這些公司一定發瘋了。當中國工廠員工的工資還只是美國員工的1／30的時候，在現成的經濟學里面怎么也找不到理由和邏輯來解釋中國的企業為什么現在就想跑到美國去投資。
在正統的經濟學家看來，這些發瘋的企業當然包括著名的“海爾”。但不只是海爾。我記得還有報道說，中國襪子大王、浙江浪莎集團的董事長翁榮金也決定在美國開設襪業工廠，目的是通過海外建廠成為“世界襪王”。中國新聞社剛剛發布的2004年中國十大經濟新聞中把“中國企業海外大并購”列入其中，說明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正在受到輿論的高度關注。不斷有媒體朋友希望我能對這個現象做些點評，前些日子我出差去日本，也始終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日本是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企業的海外投資和“離岸生產”的。但是，日元1985年升值之后，特別是日本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之后，日本大規模的海外生產才開始獲得持續快速的增長。根據日本經濟學家林直道的研究，由于國內產能過剩和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國內進口需求急劇減少，日本的貿易順差從1990年的521億美元迅速擴大到1994年的1208億美元。迅速增加的貿易盈余而產生的不平衡給日元進一步升值帶來了巨大壓力，這是1992年以后日本的海外投資和離岸生產急劇增長的主要原因。
對照日本企業的經歷，中國發生企業大規模海外投資的理由和選擇的邏輯條件還根本不充分。中國雖然也積累起了大量的外匯盈余，但在國際收支上，這些盈余還主要是由持續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道理很簡單，中國本來是需要大量的進口來武裝它的經濟部門和提升中國企業的制造和出口能力的，而現在真正的問題是，由外商直接投資和加工貿易的巨大增長帶來的外匯盈余掩蓋了中國企業脆弱的生存能力。整體來說，中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可以離開中國走到國際市場的企業來，因為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國內市場的條件下，企業不可能拋棄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業務，而花大力氣去自主從事技術開發和追求知識產權。要選擇依賴技術創新而不是成本優勢來維持企業的贏利能力和競爭力，我們還要有足夠長的經濟發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幣匯率實現了有彈性的管理制度并決定升值，中國的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有足夠多的選擇和機會來降低成本加以對應。這根本不會成為問題。
因此，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判斷，國內極其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市場潛力都將會阻止中國的企業朝海外轉移其投資和生產，除非這些企業的老總們想去實現別的什么理想。正因為這樣，海爾從在美國投資的第一天起就不斷地遭遇懷疑和抨擊，因為它向美國的投資決策不符合一個眾所周知的“常理”。2004年9月27日出版的《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中國海爾在美國辦廠經營的非常規現象做了有深度的點評。她用了一個觀點鮮明的題目，叫“逆流而上：一家中國的家用電器公司將寶押在了違反常理的經營策略上”。
是的，我們那些希望盡早走出國門，實現所謂“國際化”目標的企業家們，頭腦中盤算的不是贏利能力和競爭優勢，而是那些能幫助他們實現其偉大理想的別的目標。海爾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邏輯是什么？用張瑞敏的話說，“在加入WTO以后，對中國企業來講，走出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更不要談發展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要提高國際競爭力，惟一的選擇就必須是全面的國際化，全面的國際化首先必須自己主動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我們采取的策略是先難后易，先進入發達國家，再以高屋建瓴之勢進入發展中國家。……我們到美國去設廠的風險每天都存在，但是這個風險和不到美國設廠的風險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到美國設廠的風險是創造世界名牌過程當中的風險，是尋求發展機會當中的風險。但是不到美國設廠的風險是你不可能走出去，永遠不可能走出去，永遠不可能長大。”
這是一個完全被顛覆的邏輯。這個邏輯的起點根本就不存在。不僅如此，對于企業家來說，贏利是經濟學家眼中惟一最重要的目標，沒有別的目標可以超越它。“國際化”和創造“世界品牌”不過是一個自己給自己強加的目標。但即使這樣，海爾的成功也不會是因為它的“國際化”戰略，相反，海爾今天還有能力在那兒實施著它的昂貴的國際化戰略，就因為它主要還是一個立足中國本土的企業，它還依賴著來自中國的成本優勢。因此，在我看來，海爾的最大風險不是能否成功地走出去，而是海爾到底可以離開中國多遠。
在為中國的企業家們講授《管理經濟學》的時候，我總是會提起一個重要的研究結果。美國著名的沃頓商學院的Amstrong教授和CWR大學的Collopy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對1000個職業經理進行了長達9年和重復40多次的實驗研究發現，這些經理們擁有的競爭對手的信息越多，他們就越可能違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研究小組設計了一個關于新產品的兩種定價策略(高價和低價)并告訴他們與每個定價策略相對應的5年內預期利潤的現值。重復的實驗研究發現，這些經理們幾乎都選擇了利潤最大化的高價策略。但是，一旦給出對應于每種定價策略條件下其競爭對手的盈利信息，這些經理們知道自己的定價策略對競爭對手的盈利狀況的影響，那么，60%的經理們不再做出利潤最大化的選擇。
這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越是懂得怎么去擴大市場占有率，越是被戰略性思維和戰略管理決策所主宰，就越是可能做出有損盈利性的決策。為了證明過于尋求市場份額和熱衷于戰略管理的企業從長期來說生存能力比不上盈利導向的企業，Amstrong教授和Collopy教授調查了兩組企業(共10家)在54年里的表現，他們發現，6家過于追求市場份額的公司當中有4家沒有生存下來，而4家盈利導向的公司全部生存了下來。直覺讓我相信這個實驗的結果是沒有錯的。而我真的希望中國的企業家們現在不要太熱衷于那些要花費巨資方能接近的所謂的“戰略管理”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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