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群體承擔高負債率 京滬負翁是否超美趕英

　　11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劉建昌博士在《經濟觀察報》發表《個人消費信貸是否可持續》一文。據劉建昌統計，2003年，上海的家庭負債比例達到155%，北京為122%，已經超過美國同期115%的水平。

　　一向以勤儉節約為美德的中國人是否已經徹底改變，一夜之間都成了“負翁”？京滬家庭真的“入不敷出”，負債率超過合理范圍甚至警戒水平了嗎？過高的家庭負債率會有什 么的風險，如何把它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比例？時訊記者采訪了業內專家為您帶來相關報道。

　　“負翁”統計：數據背后的現實

　　時訊記者輾轉找到了劉建昌博士，劉建昌現供職中國建設銀行，他以銀行規定在職人員不能私自接受媒體采訪為由，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要求。但是劉建昌表示，作為一篇論文，他在數據采集和統計方法上都是嚴謹的。他采用的數據都是當地統計局發布的“真實數據”，在論文中他對統計方法、統計口徑也有一些說明，“但是在報上發表的時候這部分被簡略了”。劉建昌表示，雖然“有些具體數值可能會有所出入，但是我的結論還是可信的，特別是排名靠前的幾個城市”。

　　在劉建昌的文章中，他以各地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口、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為依據，計算了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寧波、杭州等城市的家庭債務比例。其中，上海家庭的債務比例高達155%，北京達到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也達到了90%左右。而與之進行比較的是2003年美國家庭債務的比例，在劉建昌的文章中，采用的是金融債務比率(＝家庭債務余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的數據，為115%。

　　劉建昌的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媒體關注和專家質疑。據11月8日《羊城晚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徐茂魁教授，和中國社科院左大培教授都對劉建昌的統計方法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

　　時訊記者采訪了中國調查所所長李東民教授，李東民在仔細閱讀劉建昌的文章后認為，劉建昌的統計方法沒有什么大問題，“雖然在統計口徑上可能會有所不同，比如美國是以家庭為依據計算的，中國是由個人數據轉換過去的；統計家庭債務的項和類別，兩個國家可能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李東民表示，劉建昌的統計結果一點也不脫離現實，上海家庭高達155%%的債務比例也并不“出乎意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同時，李東民和美中金融協會副會長黃海峰博士都指出，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屬于上升期，家庭和個人創收機會可能多于西方發達國家，灰色收入、兼職收入的比例也高于西方，而家庭可支配收入計算是不包括這些收入的。另外，黃海峰博士還強調，比較家庭債務比例，還應該考慮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別。

　　低收入群體承擔高負債率

　　美中金融協會副會長黃海峰博士表示，雖然手頭沒有統計數據，但是從他的研究和國內外的生活經歷來看，中國大城市中家庭的負債比例是偏高的。“中國家庭最主要的信貸消費是房屋。在西方比如德國，住房月供占月工資的比例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在美國，一個人月收入假如是5000美元，住房月供1000美元已經很高了。但在中國，特別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月收入3000元，每月要還5000元住房貸款的大有人在。”

　　投資銀行家、前匯豐投資銀行中國首席代表牛鐵航先生則提醒廣大中低收入家庭，和人們的直觀感受相反，實證分析表明，家庭負債率高的往往不是高收入群體，而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說，“負翁”不是真正的“富翁”。

　　牛鐵航分析道，越是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少，雖然他們消費支出的絕對值小，但是他們往往“入不敷出”，屬于“低SAVING(儲蓄)”一族；而那些富裕的家庭雖然支出多，但他們的財富總額大，收大于支，是“高SAVING”的。“銀行里80%%的存款是屬于20%%有錢人的。”牛鐵航說。而相反，家庭負債比例高的，往往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負翁”解讀：誰鼓勵他們過度負債？

　　負債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誘惑力？京滬等大中城市何以出現那么多“負翁”？投資銀行家牛鐵航從金融學理論上解答了這個問題。

　　他指出，無論企業經營還是家庭理財，負債經營都是正常現象同時也是發展的必要手段。牛鐵航介紹了金融學一個著名的“MM假設”。該假設一認為，一個企業的負債率和企業的價值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負債越高，企業價值越高。因為負債越高，企業的內部回收率就越高，家庭或個人也是一樣。

　　牛鐵航舉例說明，比如一個人拿出100塊錢做生意，年利潤率10%%，也就是說他一年掙了10塊，他的內部回收率就是10∶100=10%%。但如果一個人只有1塊錢，借了99塊錢做生意，年利潤率也是10%%，還了銀行貸款，他一年大概能掙4塊錢，他的內部回收率就是4∶1=4。借錢做生意的人收益率是不借錢的40倍。“所以，貸款對企業或家庭都是有利的，它也能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但同時，牛鐵航指出，家庭的儲蓄和支出的關系，和企業的資產與負債關系一樣，必須控制在一個合適的比例。“MM假設”二認為，企業負債率和價值的相關性不是線性的，到了一定階段會出現拐點，如果企業負債率高于一定比例，償還出現困難，財務就會陷入危機。

　　美中金融協會副會長黃海峰博士則強調了中國家庭負債率高背后的社會因素。

　　首先是居民的超前消費心理增強。黃博士認為，“這一方面是好事，體現了居民對未來的信心；但另一方面，過度消費、投機行為會帶來很多風險。”

　　黃博士認為，中國人目前在住房方面的提前消費意識已經超過西方人。“我在國外生活了十幾年，我看到這方面西方人反而更保守。至少在柏林，有60%%～70%%的人都是生活在租來的公寓里面，而不是自己的別墅。”

　　其次是銀行政策的引導。銀行現在對個人信貸的資信、支付能力的審查并不嚴格，黃博士認為這是銀行追求業績的短視行為造成的，客觀上鼓勵了居民的信貸消費。

　　黃博士還指出，目前，中國大城市居民的個人信貸消費主要還是房地產，房地產商的不規范經營行為和巨額利潤，是迫使居民必須負債消費房地產的主要原因。

　　最后，黃博士認為，家庭負債率高，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社會法制的不健全。“對銀行和房地產商的不規范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對個人欠債不還的行為也沒有完全依法處理，這些因素都會鼓勵居民的過度負債”。

　　誰給“負翁”買單？

　　家庭負債率過高會產生怎樣的危機？

　　毋庸置疑，商業銀行是家庭高負債率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它面臨承受大量呆賬壞賬的風險，雖然居民抵押的房產理論上可以收回拍賣，但牛鐵航認為，因為中國法制的不完善，大量房屋可能收不回來。同時，家庭負債率過高，還可能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安定。李東民說，房屋不同于其他消費品，它是人們安居樂業的基本保障，如果大中城市出現大量因無法還貸而無家可歸的人，會影響到全社會的穩定。

　　但最重要的影響，是家庭自身可能面臨的巨大風險。負債太高，首先會直接影響家庭的生活質量和水平。“貸款太高，把原來應該花在教育、文化娛樂、旅游、健康方面的錢都擠占了。”黃海峰博士說，很多人都有一種感覺，按揭就是被銀行按在地上，每個月揭一層皮。

　　負債高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儲蓄必然就降低了。但是在中國，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經濟波動較大，人們收入水平不穩定，社會保障體系也不健全，人們必須留出部分積蓄以備失業、收入降低、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不時之需。

　　國外學者研究表明：高負債家庭對失業更為敏感，他們會放大引起失業上升的經濟沖擊的效果；失業會導致借款人還款困難，尤其是高通脹、高利率同時出現的時候，更是對借款人雪上加霜；持有浮動利率按揭貸款的高負債家庭對利率十分敏感，利率上升時每月還款金額上升，被迫削減消費或者動用儲蓄。

　　專家支招：銀行采取彈性貸款

　　如何解決家庭負債率過高可能帶來的風險？李東民認為，國家應該承擔一部分風險。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完善社會保障的途徑，解除家庭的一些后顧之憂；另一方面，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商和銀行的監管，擠壓出一些房產的泡沫，同時進一步開放和規范房地產二手市場，降低過高的房價水平，減輕居民的貸款負擔。

　　李東民和牛鐵航都提到了改善銀行借款方式的建議。黃博士認為，銀行可以采取西方國家彈性貸款的方式。比如對年輕人、低收入群體，或從事教育等行業的人士，實行低息或免息貸款，對高收入群體收取較高貸款利息，“像稅收一樣，利息也可以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杠桿。”

　　李東民也提出，我國商業銀行現行貸款政策比較死，可以借鑒國外更加靈活的方式。比如，將抵押的住房上市交易，“大房子還不起了，可以換成便宜一些的小房子。”

　　而作為家庭而言，專家們強調，基本的風險意識還是必要的。黃海峰指出，一個家庭的理財應該也是“兩條腿走路的”，一方面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適度參與投資，“但必須量力而行，如果投資超過了正常比例，就是投機了”。

　　黃海峰和李東民都強調，在住房消費上，中國人已經超前了，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國家，其實也有很多人是租房住的。“在漢城，租房住的年輕人能達到70%的比例。”李東民說，如果買房按揭壓力太大，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選擇租房呢？很多人抱怨買房就像被“套牢”，那租房就是自我解套的理想方式，而且在流動頻繁的現代社會，租房也會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