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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楊 濤
近期據悉內外企業所得稅的合并問題即將進入立法程序。根據中國的改革經驗，主管部門官員能明確示出改革時間表，既說明這項改革已是呼之欲出，也表明各方利益的角力將到達關鍵時刻。
根據現代國家的經驗，任何一項政府改革措施的出臺，本質上都可歸結為理論、制度、技術三個層面的動因。其中，理論支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礎，制度影響了改革的時間與程序，技術決定了改革的現實操作。稅收政策也不例外。
如果將兩稅合并問題置于以上分析框架之中，那么我們便會得出應該盡快完成這項改革的結論。首先，從理論角度來看，兩大因素決定兩稅合并改革的迫切性，即優化金融結構和完善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發展資金缺乏，因此需要大量外資及其管理經驗。然而，當前國內用于經濟增長的資金已較為充足，但由于資金運用機制的缺陷，國內資金并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銀行的高額存差和非正規金融的普遍化都是具體表現。政府支持引進外資無非就是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提高國內資金利用率完全能對外資進行增長替代效用，同時降低成本和促進金融深化。
但事實上，當前金融結構的嚴重問題，就是長期信用資金的缺乏，無法有效支持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并引發銀行的短存長貸風險。但外資在這方面作用有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外資比例，已經從1996年的最高11.8%降低到2004年的5.3%，外資也呈現短期化特征，其中還包含著大量的、以獲得優惠待遇為目的的假外資，近年來外資來源地前幾位增加了類似開曼群島等地區，大多是國內資金搖身一變而來的。
另一方面，從多數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對外資的優惠政策都不是長期性政策。對于大型經濟體來說，增長的根本動力還是應當基于國內市場。外資帶來先進技術與經驗的趨勢已弱化，未來的政策應當著重在平等待遇下強化國內企業的生命力，使經濟增長真正獲得堅實的內部微觀基礎，擺脫全球“初級加工場”的地位。
再從制度方面來看，部門利益和地區利益，形成了兩稅合并改革進程的主要影響因素。一方面，政府部門目前還缺乏政策產生的有效公共選擇機制。由于缺乏最優政策產生機制，少數改革受損的相關部門卻往往成為政策結果的決定力量。兩稅合并改革中，某些相關部門的行為恰恰印證了利益關聯體對公共利益的扭曲。因此，由兩稅合并的單項改革來考驗政府的有效決策能力，并觸動政府在決策方面的公共選擇機制的萌芽，也是幸事。
除此之外，外資也是某些地區政績考核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改革也將會影響某些地方政府利益。對此，實現外資國民待遇，不僅是為了消除原有政策客觀上強化了的區域發展差異，而且也是為了從根本觀念上轉變靠優惠來引資，重視數量而忽視質量的現象，在防止過度擔負隱形外債的同時，使地方政府重視投資環境的改善，也重視對國內資金的利用。
從技術層面來看，有幾點值得關注。一是財政承受改革成本的問題，兩稅合并自然需要確定并軌的區間，其中涉及到財政承受能力。從當前來看，財政規模完全能承受適當的轉換成本與財政收入減少。而且借助該項改革可以進一步整理財政管理體制，理順各級財政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并為增值稅等稅種改革奠定基礎。二是在合并內容上并不簡單，實行法人所得稅、優惠方向轉為間接優惠和產業優惠、過渡方案的確定等細節，都影響著本次改革的實施效率與最終效果。三是中國所需要的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不會由于稅收政策而放棄巨大的潛在市場，但是政策遲遲不出的不確定性，卻會對有益的外資擴張和介入造成負面影響。
總之，兩稅合并是大勢所趨，也符合了自亞當·斯密以來現代財政的基本原則。當前正是此項改革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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