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萬元標準是否成為中產的門檻

　　誰是“中產”？由收入和財產量化得來的數字分野，對這個群體的描摹和探究而言，究竟是原始起點，還是陷入數字化想象陷阱的開端？這并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相對于“中產階級”這個定義，中國的學者更樂于在“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和“中產階層”這三種表述中進行選擇和界定。中國社科院研究者張宛麗認為，對于這個群體“社會意義”的評價，遠遠超過對于其具體收入的考量

　　把“中產”數字化

　　30萬份問卷，有效問卷263584份，諸多的數據分析之后，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綜合處處長程學斌給出了國家統計局目前的最新結論——“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年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計算)的標準。”這次歷時4個多月的抽樣調查，最終的數字結論是否值得信賴？

　　程學斌用另一種計算解答這種疑惑，“假定完成一份問卷的成本是20元，30萬份樣本，僅僅最低人工費的支出就是600萬元。不僅如此，沿海和東部地區的一些地方，完成一份問卷，沒有40元根本下不來。”程學斌反問，“如果不是為了最真實的數據，有必要動用這么大的調查規模嗎？”

　　程學斌說，原本他們想定的名稱是“中產階層研究”，“考慮了多種因素”，最后還是選擇了“中等收入群體這個十六大報告里的說法”。而只選擇城市，放棄農村的樣本調查，同樣是考慮到中國中產階層研究的特殊性，“這個群體在城市的比例和現實性遠遠大于農村”，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城市社會成員中收入豐厚的家庭群體”，這是國家統計局給出的界定，相對簡單，將“收入”作為最主要的衡量標準，顯然讓他們對于這個群體的描述完全具備可“數字化”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國際通行標準，這個“收入”指的是當年獲取的能用于個人支配的各種收入，其前提不一定是合法收入。

　　“6萬元～50萬元”標準，程學斌解釋，“并不只是一個單向的推導，也是用結果驗證了的”。記者仔細詢問了這一數據的推導過程發現，這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推導，作為任何一個非核心權力機構，甚至無法來驗證它。

　　測算的起點還是透明的，來自于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GDP起點和上限，分別為3470美元和8000美元，要將這兩個數據相應的轉換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牽涉到三重換算:首先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的換算，程學斌說，這兩者之間有著相應的比例關系。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研究，2004年，GDP的增長為9.5%左右，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為8.5%左右。第二重換算是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在這種換算存在的問題是，匯率僅僅只是一個國家貨幣的價格水平，它代表的只是國家進出口水平和競爭的平衡點，并非真實的購買力。所以還有第三重最為關鍵的換算指標——購買力評價標準，簡單地說，就是在中國同樣的生活水平，換算成其他國家需要多少錢？但是對于這個最重要的指標，程學斌只能表示歉意，因為“這個指標在我國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程學斌也承認，關于購買力評價標準，我國和西方國家的計算存在差異。1993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其根據購買力評價法重新估算的結果，199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30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4740億美元，在總量上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排名世界第三。這個令人震驚的結論曾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海外報刊如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周刊》、英國《經濟學家》等有影響的報刊都對這一新聞作了突出報道和評論。一時間，中國一躍而被捧為世界經濟巨人。同樣，用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實力，美國政府有一年計算整個經濟實力排名是這樣的，中國GDP已經達到6萬億美元，大體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60%，相當于日本GDP的1.7倍，相當于德國的2.7倍，相當于英國的4倍，英國GDP總量是1.5萬億。

　　根據三重換算而來的收入參考標準，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最高收入省份中的10%高收入組的收入水平是最低收入省份的2.5倍，所以，最終被界定出來的標準成為6萬～50萬。

　　只是因為購買力評價標準的保密，驗證推算的努力顯然無法再繼續下去。這種難題，對張宛麗這樣的研究者而言也無可奈何，“我的一個同事，在國外參加一個會議，就曾經被國外的學者追問某些統計數據的來源的推算，那種情況當然很尷尬”。

　　“忽然中產”的想象

　　事實上，263584份有效樣本的最后結果在標準的確立中同樣重要，重要到甚至并不需要取得那個保密的購買力評價標準，和幾重復雜推算，同樣可以得出相同結論。

　　程學斌說，最后確定標準，“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個標準必須要考慮到20年的發展速度，十六大講話中明確提出來，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要達到相當的比例”，有效樣本中，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家庭為241746戶，占到全部比例的91.7%，5萬元到6萬元之間的家庭為8471戶，6萬元到7萬元之間的有4747戶，7萬元到8萬元之間的2540戶，如果把標準下限定為8萬元，“那20年的發展，也遠遠達不到這個比例”，但如果定成6萬元，“那很多人努努力就可以看到希望了”，而且按照這個標準推算，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為45%。

　　即便是考慮到了城市之間的差異，6萬到50萬家庭年收入的界限，看起來的確是讓人充滿希望的“中產”指標。但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成為被強調的起點。

　　呂大樂說，在香港對于收入的討論并不多，“這不是一個太有用的分類”，就香港而言，月薪2萬到5萬港幣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體了，但是，“這并不等同于你就成了中產階級”，“還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價，你的消費方式，是否住在體面的樓盤，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呂大樂說，香港中產階級的特殊性，在于樓價和股市對于他們可以形成相當直接的刺激和影響，“負資產”是呂大樂描述過的香港資產階級在金融危機中的必然結果。呂大樂認同的中產階級概念，類似于美國社會學者賴特·米爾斯的界定，賴特·米爾斯按職業界定的方法，將農夫、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歸之為老中產階級，將隨著美國20世紀公司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經理、雇傭職業者、推銷員和諸多的辦公室職員歸之為新中產階級起點是職業和上升方式。同樣，呂大樂界定中的香港中產階級更重要的是按職業群體劃分，同時強調“他們是成功透過教育渠道和憑著學歷文憑而晉身”，而這樣的一個群體，對于香港社會而言，“實實在在參與建立了一個開放社會與其相關的價值和文化規范”。

　　在這樣的評價標準中，呂大樂認為，香港的中產階級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這個群體并非是家財萬貫生計無憂，事實上，本來一直在相對安逸的就業環境里工作與生活的中產階級，現在也逐漸被卷入裁員、失業的漩渦。與此同時，穩定的工作環境、長期雇傭的安排及階梯式內部晉升的制度亦隨之而改變。說中產的“組織人已死”，并不夸張。呂大樂甚至還認為，即便是被稱作有著龐大穩定的中產階級的美國，按照他們的評價標準，中產階級的比例也不過是30%到40%之間。

　　如此看來，中產究竟是什么？在物化的指標和社會意義的評價之間，不同的視角甚至可以得出差異相當大的結論，在社會學者和經濟學家的研究中，普遍認為，“中產”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實際上是一種思想狀態，而不是經濟狀態，或者說，起碼不只是一種經濟狀態。地位聲望、教養職業、經濟收入、社會交往，這些統統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標。如果過分關注收入，關注的中心實質上會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