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高低不重要 潮汕人許鐘民重家庭終發家

　　在中國商界，有一群人是絕對不能被忽視的，那就是潮汕人。不論走到哪里，潮汕人都是獨特的，獨特到讓你一眼就能認出來。潮汕人除了善于經商，還有另一個更為突出的特點，那就是他們有著濃重的家庭觀念、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

　　從許鐘民的外表、言談和辦事方式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潮汕人。

　　為了改變命運

　　許鐘民出生在廣東省潮陽縣一個叫成田的小鎮。他并不住在鎮上，家是在一個叫大寮的村莊。他生長在一個七口之家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家很窮，他的生活從小就跟“貧困”二字連在一起。

　　許鐘民至今還記得，自己念小學時每年的學費雖然只有一塊八毛錢，可這卻是一筆家里難以承受的費用。“從開學第一天起，我的名字就被寫在黑板的右上角——‘許鐘民， 1.8元’。直到學期結束，這幾個字都還沒被擦掉。”

　　迫于生計，許鐘民不得不早早輟學，從十三四歲起就四處跑，做點小生意。這境遇，讓他從小有了“出人頭地”的強烈渴望。“那時候，潮陽的孩子想要出人頭地，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念好書考上大學，二是去當兵。而對我來說，這兩條都行不通——家里沒錢，根本念不了書；家庭出身不好，也沒法當兵。”

　　15歲那年，許鐘民離開家鄉，到韶關的一個煤礦去當礦工。這段礦工生涯給他留下了深刻記憶：“直到現在，每當聽到小煤窯出事的消息，我都會心頭一冷，仿佛能聽到礦井坍塌的聲音。”

　　直到幾年前，許鐘民的老家還是一如往昔。有一天，他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說廣東全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莊已經通了公路。看完后他把兒子叫到身邊，說：“兒子啊，這剩下的百分之一，就是咱們村莊啊！”

　　改變親人的命運，改變家鄉的面貌，這成了許鐘民的愿望。

　　敢于辭職的民工

　　1982年，許鐘民去了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成為了那里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那年，他還未滿17歲。在深圳工作幾個月后，他通過努力，在別人羨慕的目光中成為了建筑公司廚房里的一名伙夫。

　　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深圳的中學補習文化，回到工地已是深夜。而第二天凌晨兩點多他就得起來，先劈兩個多小時的柴，然后燒開水、做早餐，接著又要去買菜做午餐，只有中午才能抽空兒補一會兒覺。

　　他的愿望，是學到文化課后要離開廚房，成為工地上的一名管理人員。

　　一年之后，勤奮的許鐘民終于受到公司重視，領導決定把他的農村戶口轉為深圳戶口。而此時，他卻遞上了一份辭呈，這使許多人無法理解。原來，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一條消息：深圳市要取消統購統銷。這意味著，深圳人要吃高價大米了！他想，把特區外的大米運進來，不就能掙錢嗎？

　　“對家庭的責任感和對金錢的渴望，讓我選擇了做生意。我當時跟領導說，轉戶口對我是好事情，但那只成全我一個人，而還不足以幫助我全家人。”

　　“出人頭地”的路

　　那天，許鐘民扛出自己用木板釘成的柜子，把它放在自行車的后座上，推著車離開了他曾經寄予莫大希望的建筑工地。然后，他懷揣著自己積攢的幾百元錢，登上了北上的火車。

　　“我聽說江西產大米，就去了南昌。那時候什么都不懂，以為到了南昌就有堆積如山的大米。可到了那兒才知道，那里是省會，而在高安和上饒才有大米。我就又坐汽車趕往那里。”

　　到了地方，許鐘民對當地人說：“我要見糧食局局長。”

　　局長居然來了，對他這個“有來頭的深圳人”說：“你有錢嗎？”

　　“沒有。”

　　“沒錢怎么做生意？”

　　“我不是來做生意，是來給你們服務的，我拿點勞務費就行了。深圳缺大米，而你們的大米放在糧倉里面都長蟲了，運到深圳不就掙錢了嗎？”

　　于是，許鐘民獲得了代銷大米的機會。

　　一年之后，18歲的許鐘民擁有了汽車、摩托車和三四十個工人，他那幾百元錢變成了幾十萬，他的業務拓展到了湖南、湖北。

　　許鐘民是很聰明的人，也很坦誠，他從不忌諱提到自己曾經進行過的“投機”。不過，這次的經商經歷，其實只給他帶來了曇花一現的輝煌。當他拿著賣大米賺到的錢，回到潮陽辦服裝廠后，由于缺乏經驗，這“第一桶金”很快就付之東流了。許鐘民又成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村人。

　　正當他痛苦的時候，有人向他推薦了一條謀生之路——拿著潮陽縣企業各式各樣產品的樣品簿，去到全國各地進行產品推銷。“我做了一套樣品簿，還帶了一點樣品，準備到東北推銷。心想，廣東周圍的市場已經都被占領了，跑遠一點或許還有機會。在廣州上了火車，車廂里有很多汕頭、潮州人，一聊，才發現每個人做的生意都一樣，推銷的產品也一樣。”

　　于是，火車還沒到武漢，許鐘民就已決定放棄。

　　他在武漢下了火車，順便去看望一下做大米生意時認識的一位朋友。“他一眼看到了我帶去的龍飄飄、鄧麗君的錄音帶，問我是從哪里搞來的？我說，是在我們潮陽的峽山那兒買的。他說：你的機會來了！”

　　原來，湖北省的襄樊市當時建了一個磁帶廠，每月盒式磁帶的產量高達60萬，銷路卻一直不暢。

　　他再次做上了“天大的買賣”。

　　1986年初，許鐘民來到了北京。他是專門來賣磁帶的，并且很快就為襄樊磁帶廠的產品找到了銷路。那幾年，他靠賣盒帶，一年居然能掙幾十萬！

　　1991年，他又對磁帶的原料、生產和銷售環節進行整合，同中國唱片總公司合資成立了一個材料加工廠。

　　做“傻事”的聰明人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天傍晚，許鐘民坐車路過北京展覽館，見那里正在舉辦一個演唱會，就下車買了一張票。“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會，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唱他的歌，感觸很深，覺得，他才比我大兩三歲，怎么這么牛？心里暗下決心：我要成為一個唱片公司老板！”

　　后來，直到跟郭峰合作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許鐘民突然對他說：“郭峰，你曾經是我最大的偶像啊。”

　　1994年京文唱片公司成立的時候，也正是音像行業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當時盜版唱片已在開始大肆吞噬正版市場。有朋友問許鐘民：“為什么人家都走了你還來？”而許鐘民卻回答：“別人搞盜版都能掙錢，我做正版，前途豈不是更大！”

　　于是，京文開始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通過最直接、最實際的工作，同盜版現象斗爭。后來，許鐘民果然把“京文”帶上了健康發展之路，原因是他成功地把“格萊美”等歐美唱片引入了中國市場。

　　已過“而立之年”的許鐘民，現在仍然心存很多理想。在唱片業同行人的眼里，他是個很傳統的人。但其實他從骨子里就不想墨守成規，總想做一些別人無法做到的事情。

　　回到潮陽

　　許鐘民的金錢意識很模糊。他認為，自己沒有多少錢，只是不缺錢花；自己雖然是商人，但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方面做得并不好，還經常犯些亂投資的錯誤。他非常愛笑，總是笑著揶揄自己是最不會理財的人，有錢時就暈，沒錢了反而清醒。“我沒有掙到大錢，但我每年都會邁向一個新的臺階，心里覺得很充實。”

　　他從不隱瞞自己的出身和學歷。“我小時候只讀過幾年書，后來才又重新開始讀書，而即便讀了大學，也是補習性質的。我曾經帶一些朋友去過老家，去之前村里人說：‘不能過來呀，咱們這個小村子怎么能接待名人！’可是我還是帶他們去了，王志文、郭峰、崔永元等人都去過。我覺得，出身高低并不重要，只要自己是一個有出息的人就行。”

　　潮汕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家鄉。回家時，有的鄉親對他說：今年的收成特別好，又多收了一千斤大米；女兒已經初中畢業了，可以讓她去打工了，明年家里又可以多收入幾千塊錢。聽到這兒，許鐘民就感到心里特別難受。于是，他給自己家的村莊修了公路、做了水改工程，還在村里辦了音像器材制造廠和養殖基地。

　　許鐘民覺得，到現在，自己總算完成了離開村莊時所懷著的那個愿望。(文/戴華 攝影/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