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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磊，中國因特網公司網易的創始人，他為這次印度洋海嘯災區捐款多達1000萬元人民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應，但是，丁磊低調應對，記者甚至無法采訪到他本人。潘石屹，中國知名房地產開發商，此次捐款近300萬元人民幣。他也說“實在不愿意跟媒體過多談論捐款的事情”。
根據媒體的報道，在丁磊萌生了捐款千萬的念頭之后，曾經整整猶豫了一天，這一
個細節令人玩味。猶豫的原因，自然不是捐助善款本身，而在于捐助了善款之后，隨之而來的源自社會各個層面人群的疑慮與問題恐怕令其無法應對。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青年報》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總結了中國富豪行善有“四怕”：一怕惹麻煩；二怕錢去向不明；三怕體制限制；四怕被指“出風頭”。
分析類似丁磊這樣的富人欲做善事、卻又有“四怕”心理，我們會發現，在整個社會呼吁富人行善的同時，卻對富人之所以成為富人的致富路徑充滿著懷疑與敵視，而影視對于一些富人的奢侈生活的熱衷與沉迷，也往往導致許多普通人對于富豪“仇視”心理的不斷積淀。正是這種心理的日積月累，即使是富人們為做善事而積極捐款，也往往召致人們無端懷疑與不良猜測的視線，而這種懷疑與猜測最終成為富人們難以承受之重。
與此同時，國內慈善機制尚未能健全與完善，也成為中國缺少慈善家的一個原因。必須看到，在富豪行善的“四怕”中，怕錢去向不明與怕體制限制，其指向就是慈善體制上的弊端：一是慈善機構在流程上缺乏足夠的透明度；二是目前在我國，捐助善款數額以由此帶來的減免稅款的額度太低，只有3%，而美國是10%，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富豪們大做善事的積極性。
令人欣喜的是，在此次捐助印度洋大海嘯災民的活動中，丁磊等國內富豪的義舉，可以看成是富人慈善意識逐漸增強的一個鮮明標志。
富人在致富的同時拿出一部分錢回報社會，不但加強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建構，而且有利于消除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這是成熟社會的一種文明體現。同樣，整個社會期待著富人們在“第三次收入分配”中做得更好的同時，也應反思自身機制存有的弊端是否阻礙了富人們的慈善之舉，以利于富人們更多地行善。惟有如此，富人與平民的關系才會變得相對融洽起來，我們的社會也才會變得和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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