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一帆／文
71歲的蘇珊·桑塔格離開了這個世界。她去世的那天，2004年12月28日，媒體被南亞的海嘯席卷著，看著電視上無法估量的痛苦，我握著遙控，想起桑塔格前年出版的《他人之痛》，我應該換臺或者是關電視嗎？這么簡單的一個動作突然讓我開始思考旁觀者的道德，十幾萬人喪生了，上百萬人生不如死，我在做什么？蘇丹在過去的幾年里，平均每個月都
有這么多人被屠殺，誰也沒有做什么。桑塔格會做什么？哦，她已經死了。第二天，《紐約時報》登出了頭版的訃告，為這個城市，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女性知識分子的一生畫上句號。
1933年出生的桑塔格在公共生活中有很多身份：作家、雜文家、批評家、社會評論家、教授、編輯、導演、編劇；她的寫作涉及藝術、文化、歷史、攝影、電影、政治、文學。桑塔格讓我想起魯迅、 吳爾夫、加繆，甚至是王爾德。從英語被翻譯成中文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桑塔格無疑是其中的一員，可是這個詞本身并不界定任何職業， 桑塔格喜歡的，會是法語才有的一個頭銜：éｃrivain public，意思是為公眾寫作的人。
盡管以評論著稱，桑塔格自己更喜歡小說家這個頭銜，以至于在她的后半生幾乎用全部的時間來寫小說。她最出名的小說有《棺材》Death Kit 1967、《火山情人》 The Volcano Lover 1992和《在美國》In America 2000。桑塔格是《紐約書評》的創始人之一，可是她的文章并不限于嚴肅的刊物。越戰時期她的反對呼聲是著名的，在1968年訪問了河內之后，她選擇了《君子》(Esquire)雜志發表她的文章。桑塔格出現在安迪·沃霍爾和伍迪·艾倫的電影里，也出現在時尚雜志Vogue上，她自己曾經寫過劇本，導演過舞臺劇，做過編輯和老師。用出版人Roger Straus的話說，桑塔格“十分深沉、十分漂亮、對一切事物都十分的感興趣”。
桑塔格之所以是桑塔格有三個原因：她涉獵廣泛，那些幾乎沒有人聽說過的匈牙利作家，烏克蘭作家的作品，她都有所涉及； 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福恩特斯曾經把桑塔格比做文藝復興時期的荷蘭思想家埃拉斯摩，“埃拉斯摩旅行時帶著他的32冊書，他說這是全世界所有值得擁有的知識”，福恩特斯寫道，“蘇珊·桑塔格把它都裝在大腦里！我不認識第二個知識分子有這么清醒的頭腦，連接知識的能力這么強。”第二，桑塔格知道如何吸引公眾的注意力。 薩特曾經說知識分子是一直在思考，并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明白自己在思考什么的人。桑塔格的特殊，在于公眾在任何時候也都知道桑塔格在思考什么。第三個原因是桑塔格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對待工作，對待道德都一樣。桑塔格并不高產，可是對待每一篇文章，她都非常用心。她的文章《論攝影》只有30頁，但用了整整5年來寫作和修改，有幾千頁的底稿。
蘇珊1933年1月16日出生在曼哈頓 ，她年幼時父親在中國販賣皮草，死在他鄉。年幼的桑塔格從繼父那里繼承了她的姓氏，在亞利桑那州和洛杉磯長大。雖然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但桑塔格可能會更認同美國人這個身份。雖然她后來推崇不少從歐洲來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但是思想而不是種族吸引了桑塔格對這群知識分子的關注。
家庭和美國西部的環境并沒有給桑塔格的童年帶來溫暖的記憶，桑塔格把自己的幼年形容成“孤兒院”。在《黨派評論》上發表第一篇文章之前，她曾在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哈佛、牛津和索邦這些大學就讀。在芝加哥大學的教室里，她遇見了Phillip Rieff，自己“一生中第一個可以像樣地談話的人”，十天后17歲的桑塔格嫁給了這位28歲的社會學家。
在巴黎她找到了自己，回到了美國以后，桑塔格致力向美國介紹歐洲大陸來的新思想：埃利亞斯·卡內提、羅蘭·巴特、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等等，包括已經傳播到了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例如西蒙·薇依和沃爾特·本雅明。一篇給本雅明寫的書評刊登在了桑塔格參與創辦的《紐約書評》第一期上。那時的美國，用湯姆·烏爾夫的話說，患有“殖民地綜合癥”，在藝術和建筑上已經向歐洲移民俯首稱臣，知識界期待著一波又一波的“主義”和難以發音的法國名字。 桑塔格一直比較漠視更實用的英美學派，或許是因為她更喜歡思考“存在主義”的問題，或許是因為英文里根本沒有éｃrivain public這個詞語。
26歲的桑塔格從巴黎索邦大學回到曼哈頓，帶著兒子(一年前她離婚了)和70美元。桑塔格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在《評論》雜志當編輯。1964年，她的文化評論《“坎普”札記》(Notes on Camp)發表在《黨派評論》里，最起碼是在閱讀這本雜志的“五千個人”之中“一炮而紅”。在這篇文章里，桑塔格羅列了50多個事物來描述60年代都市生活中的一種新的感受“坎普”。在她看來，這種從同性戀群體中誕生的新感受是文化精英主義的救星：“一切高尚文化都不可能壟斷細節的精致，一個堅持只要高尚和嚴肅的享受的人是在拋棄享受本身；他不停地限制獲得快樂的范疇；在追逐品味的最后總會去追求高不可及的東西。在這時的‘坎普’的品味可以介入，帶來大膽和風趣的享樂主義。他使一個有好品位的人愉快，而不像以前一樣容易陷入長期的挫折中。”
不少人認為這篇文章為后來為安迪·沃霍爾等人開創的波普藝術運動締造了理論的基礎。她早期的另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對闡釋》，在這篇文章里，桑塔格呼吁要用心、而不是用大腦來理解藝術作品。同年《黨派評論》上的另一篇文章是On Style，桑塔格指出了形式感的重要性超過內涵，她還引用了王爾德說“只有膚淺的人才不以外表判斷事物”。作為文化評論家，桑塔格有過人的敏感度，善于找到流行文化的誘因，她的這幾篇文章把即將登臺的流行文化變成了正經的課題，賦予了人們思考、談論新事物的詞匯，影響人們的態度。從桑塔格的選題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的雜文大多關注那些代表了時代和國家特征、而又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她的文章幫助人們界定一個時代的世界觀，她想說明的是什么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人”。
除了“坎普”和“波普”，六十年代影響了美國人自我意識的另一個事件是越戰。一個更加自信的桑塔格當然要留下她的印記。1968年，桑塔格拜訪了河內，回到紐約后她的文章被《君子》雜志發表，把美國形容為是“一個注定會滅亡的國家，建立在種族屠殺之上”。選擇《君子》 這個更加大眾的平臺說明桑塔格對越南的訪問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調研，而是一個普通美國公民的責任。
桑塔格在數目更多的人中間成為了明星，她上了Vogue、沃霍爾和伍迪·艾倫的電影，Absolute Vodka廣告。她的知名度使她后來的作品，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上的，都能有更大的影響力。
70年代末的桑塔格經歷了癌癥和治療癌癥的過程。醫生告訴她沒有治療的必要因為她只有兩個月可以活了但桑塔格沒有認命并且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她一生中得過幾次癌癥)。她患病的經歷使她發現了作為一個健康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疾病給患者帶來的負罪感。桑塔格寫了《疾病的隱喻》，后來她又將這篇文章收入到了1988年出版的《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書中。她指出每個時期社會都有將某種疾病看成魔鬼傾向，從而找到一個不道德的符號，使患者感到內疚。社會的態度隱藏在了諸如“戰勝病魔”這樣的話語里。桑塔格認為這些話語給了患者很大的壓力，使這個群體被社會異化。19世紀的“惡魔”是肺結核(她生父死于肺結核)，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癌癥，如今我們不再這樣以異樣的眼光看待癌癥，因為艾滋病取代了這個角色。艾滋病的傳染性加劇了人們的恐懼。
身患癌癥是改變她人生的經歷。在一次采訪中桑塔格說，她在病中與親人、朋友的接觸使她的感情更加的豐富，補償了她兒時的“孤兒心理”。她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小說的寫作上。她說，隨著年齡增長，她的“主義”少了，更想講故事。 桑塔格最出名的小說是《棺材》Death Kit 1967、《火山戀人》The Volcano Lover 1992和《在美國》In America 2000。《在美國》講述了19世紀一位著名的波蘭舞蹈家來到美國的經歷。這本書贏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后桑塔格曾經透露自己在寫一本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的小說，目前我們并不知道她去世前是否已經完成了這本小說。
在她的公共生活中，被置于第一位的，不是撰寫評論或者小說，而是她的社會良知。她在薩拉熱窩住了三年，1993年薩拉熱窩被包圍的時候，她導演了塞繆爾·貝克特的話劇《等待戈多》的波西尼亞文版。后來談起那段經歷時，她說，聯合國發給她了一件防彈衣，她沒有穿，因為和她一起工作的演員和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兒都沒有防彈衣。這件事，讓我看到了一個相當地道的桑塔格。她大多數時間和紐約的文化精英一樣進出大都會歌劇院或者電影首映禮，在《紐約客》批評這批評那，可是在越戰、在以色列十月戰爭、在被圍攻的薩拉熱窩，她做了勇敢的、道德上讓人敬佩的事情。
但桑塔格在9·１1以后在美國引起了普遍的反感。9·１1之后不到一個星期，《紐約客》雜志請來了包括桑塔格在內的幾位美國著名的作家撰文，名單里還有厄普代克和喬納森·弗倫岑Jonathan Franzen。她沒有和其他作家一樣描述幾天前的事件和悲痛。桑塔格頭兩句話就指責政治家和電視臺像對待“嬰兒”一樣對待公眾。她說：“為什么沒有人承認這不是一個針對‘文明’、‘人性’或者是‘自由世界’的‘懦弱’的攻擊，而是一個針對這個世界上自封的超級大國的特定的聯盟和行為的進攻？有多少人知道美國對伊拉克不曾間斷的轟炸？如果要用“懦弱”這個詞，它更合適用來形容那些在反擊范圍之外，云層之上的人，而不是那些愿意犧牲自己來殺死別人的人。”
如果還有人沒有被桑塔格激怒，她接下去寫道美國國會和媒體“不配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我們大可一起痛哭，可是我們不能一起當笨蛋。”一位紐約的前市長在電臺怒斥桑塔格會下九層地獄。而他目的就是要一篇文章使整個在默哀的國家停下來，哪怕是幾秒鐘。其實有很多紐約人都贊同桑塔格的意見，他們不會也沒有采取桑塔格的作法，不過卻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從她的文章中得到了一些安全感。
是桑塔格這樣的éｃrivain public使紐約吸引人。現在桑塔格走了，美國和世界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聲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