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二

　　我經常懷疑人類對自由的渴望，也會讓我們某種程度上濫用這些自由，這個懷疑要從我看的電視說起。我有兩臺電視，一臺是可以用遙控器遙控的，另一臺是90年代初買的，還是按鍵換臺的那種，當然，我更喜歡使用那個可以遙控的，但是我逐漸發現，每當我使用臥室的那臺按鍵控制老電視機的時候，對我喜歡的《我叫金三順》的情節較看那臺遙控電視總是能更完整。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就出在我對電視的控制，客廳電視我總是期望會有更適合我的節目在等待我，所以我會不斷的切換頻道，而且我總希望通過頻道切換的方便使我更充分的利用時間，比如在《我叫金三順》播放廣告的時間在另一個我感興趣的節目上有所收獲，但我的這種所謂努力是徒勞的，不但沒能充分利用廣告時間，而且往往會由于換臺忘記了金三順在哪個頻道播放，而錯過很多精彩的情節；在臥室的老電視，我要換一次頻道需要我從熱被窩里爬出來，然后戰戰兢兢的蹲在他面前進行操作，這種繁復性讓我對金三順頻道的忠誠度極大的提高了。

　　更高的科技成果——當然把電視遙控器當作高科技成果聽起來有點可笑，我做相對的比較就暫且這么說吧——更高的資金投入，這么說是因為那臺可遙控電視比按鍵電視要貴得多，——而得到的結果是，對三順姐更差的忠誠度和更少的信息獲得，我想這不是我的初衷，而據我了解，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造成這種高成本低收益原因可能有兩點，在時間不變的情況下，更高的自由度使我們的有效信息減少，或者無效信息增多。因為電視臺的節目沒有隨著我的電視控制器的改進而變化，所以可以判斷電視的有效信息并沒有減少，甚至由于頻道更換的成本變低，而是有效信息更多了。但是這也正是問題所在，更低的換頻成本不但使有效信息變多，而且是無效信息變得更多，由于時間的不變無效信息擠占了更多的信息通道。

　　我對人性的懷疑經常會泛濫到投資領域上，我不知道在中國有沒有人統計過

證券交易可以在互聯網上進行前后，投資者收益有沒有相應的變化？加州大學Davis分校的教授Brad Barber和加州大學Berkeley分校教授Terrance Odean在2002年預測，證券在網上交易會使得交易更加頻繁，而且會帶來投資者收益的下降。

　　這兩位教授在統計中發現，在美國交易者改用互聯網進行交易之前，很多使用電話進行交易，在這種交易方式中投資者普遍得到比較不錯的回報率，據統計表明，使用電話交易的投資者的平均回報率比市場平均回報率高2%。而在換為使用互聯網交易后，投資者獲得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網絡內容提供商把更豐富的數據和圖表提供給普通投資者，而使得他們幾乎可以獲得和專業基金經理人完全一樣的信息；網上交易使交易變得更簡單和迅速。在美國，使用互聯網交易前，投資者

股票資產年周轉量為73.7%，在使用互聯網后，其周轉量穩定在95.5%，而與他們資產規模相當的還在使用電話交易的投資者同期的資產年周轉量為50%。而使用互聯網交易的投資者的平均收益率也從原來的高于市場2%的收益率下降到低于市場3%的收益率。

　　與此相關的，在專業投資者層面，共同基金的投資于股票的自由度由高到低分別為自由度最高的資產靈活配置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數基金。從長期來看指數基金的費用低而平均收益明顯高于其他類型的基金收益，美國一家基金權威機構的調查，美國的基金在過去的25年中有41%跑贏了大市，美國的基金在過去的35年中總共只有1/3左右跑贏了大市。應當指出的是，以上數據是基于至少存續了35年的共同基金，它們稱得上是同行中的“幸存者”、“佼佼者” ，另外還有許多基金在競爭中被淘汰而沒能參加計算。也就是說，指數的平均高收益要強于30%的主動型基金的收益率；而據晨星中國基金指數數據反映，中國的靈活配置型基金的收益率在最近一年也要明顯低于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股票型基金指數：配置型基金指數為6061.47：4883.65。很明顯，在投資自由度上，靈活配置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數基金，而在投資收益上，靈活配置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數基金。而中國基金公司最近一年推出的靈活配置基金和股票型基金遠遠多于指數基金，這種營銷策略也得到了市場的認同，投資者們寧愿買更貴的收益更低的基金產品而贏得更多的自由。

　　看來，在很多問題上，我們更大的問題或許不是缺少自由，更多的是自由帶來的迷失，我們也許無法逃脫這種自由的詛咒。